刘岳兵

四

梁漱溟对时局即抗日战争的看法[i]和他对日本的了解[ii]或许是揭开此历史之谜的一条线索，对此本文不想太多涉及。下面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或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段历史。

梁漱溟晚年在回忆1936年的那次日本之行时，说到：“访问日本时见到长谷川如是闲，得到一本《老子》的著作。记得好象会见过年轻的阳明学者，但具体情况忘记了。”[iii]和崎博夫推测此阳明学者就是安冈正笃（1898-1983）。这种推测不无道理。这从安冈正笃当时的情况[iv]及下面提到的此后梁漱溟方面与安冈正笃方面的人物与思想往来可以证明。

1940年8月23-25日，东洋农道振兴大会在日本农士学校召开。23日，在大会开幕式上，会长土岐章、日本文部、农林、拓务各大臣、埼玉县知事等发表祝词之后，一直被一些日本人视为梁漱溟的高足的朱经古[v]作为“外地代表”致辞。24日上午，在安冈正笃发表《西洋文明的没落与农村文化》的讲演之后，朱经古作了题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报告。25日，会议在酒井忠正带领下，三呼“东洋农道万岁”而闭幕[vi]。

朱经古访日期间，为菅原兵治[vii]的《东洋治乡之研究》（刀江书院，1940年11月。该书序中，作者称朱经古为“指导中国乡村建设的权威人士”，并与之有“多年的交情”）作《跋文》曰：

昔仲尼有言。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诚以乡俗淳朴。人情厚笃。因其族党邻里之轨，沐以伦理风教之化。濡煦生息。而教养之仁政以成。是知王道以乡治为磐楚。乡治以王道为依归。辅车相倚。殆无许其偏缺焉。

……

慨自欧风东播以来，机械文明波及远东。其于利用厚生。固无间然。而起兼并垄断之风。开阶级种族斗争之渐。举世嚣嚣。迄无宁戢。所谓王道霸道之得失。殆至此而昭然若揭。重农归乡之义，乃又见称于世人。近如中国之乡村建设运动。日本之农士学校及笃农协会运动。蓬勃兴起。蔚为风气。剥极而复。其我东洋王道精神浸盛之机欤。

友人菅原兵治先生。近著东洋治乡之研究一书。详稽旧章。敷以新议。俾醉心于都市文明功利主义者惕然知所憬悟。叩清钟于午夜。作鸡鸣于风雨。余为菅原先生颂焉。是为跋。

菅原兵治的《东洋治乡之研究》第一章“东洋农村之本性”，在开篇就引用“乡村建设的实际指导者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中的一段话：“新习惯新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必不易养成。”这段引文是梁漱溟在谈到促成地方自治要注意的四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关于这一方面，菅原兵治在随后的文章中几乎全部翻译出来[viii]。现仅将菅原兵治的引文中加上着重号而原文中没有着重号的地方抄录于此：

“中国的旧精神是崇尚情义的，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伦理本位的。”[ix]

“这完全因为中西历史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所以合于彼者未必能合于此也。”[x]

“大家尤应注意者，今后中国社会如不恢复崇尚礼俗之固有精神，处人处己，如不出之以谦敬爱惜之情，而仍出之以抵制牵掣之法律态度，取法而遗情，重律而忽礼，则中国问题永无解决之日，中国社会仍无匡正之期矣！”[xi]

菅原兵治引用梁漱溟的思想目的在于说明要做好农村的治理教化工作，不能够只是罗列一些被称为指导精神的概念或仅仅重视法律、机构、制度这些形式上的和机械性的办法，而是要重视情和礼这些有机性的、活生生的活动，认为这才是农村的本性所在、这才是农村最根本的重要问题。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当时新民会的“新民主义”以及日本的乡治、笃农运动甚至“新村”建设究竟有什么异同，只有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明白梁漱溟的思想之所以当时在日本产生影响的原因所在。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漱溟依然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日本学者认为象梁漱溟、张东荪这些在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东洋思想”主义者，他们如何批判原有的思想、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意味深长的事情。[xi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的著作中，对梁漱溟的生平和思想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强调他的“乡村自治”是“力图以儒教的道德秩序去从事农村的复兴”的“独特的农本主义”运动[xiii]。在五十年代，日本学者对梁漱溟的论述中已经注意到梁漱溟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比如福井康顺的《现代中国思想》一书中论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指出“其视野广阔，而且还引起了日本学人的议论，在当时是具有轰动性影响的著作。”[xiv]同时，福井康顺还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和以缪斌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义”相提并论，说梁漱溟“以乡治作为拯救中国的途径，而参与这一运动。其全貌可以从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得知。”对于“新民主义”，他指出其“宋学的立场”，认为“从中国思想史上看，后世可以评价其为一种宋学的复活。与冯友兰的‘新理学’的立场是相关联的。”[xv]后来山口一郎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明确地将梁漱溟与冯友兰的思想作为民国时代思想史中“新儒教主义的展开”来加以论述。[xvi]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梁漱溟研究在日本学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八十年代以来，梁漱溟著作之所以在日本得以如此顺利地翻译出版，景嘉（1914-1986）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景嘉为八旗名门之后，1934年受溥仪派遣同溥杰等一同留学日本，193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时入京都大学，1942年毕业回国。1945年到台湾，1956年又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直到去世。在日本，有人将景嘉视为“日本最高的梁漱溟研究家、信奉者”[xvii]。他之所以要介绍梁漱溟，一方面，据他自己说是“自稍知人事以来，就喜读梁漱溟的著作，虽然未谋一面，确是神交已久。”[xviii]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最近五十年来，在中国只有梁漱溟可以代表东洋的学问。[xix]而且梁漱溟的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呼吁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对此加以认真的探讨。[xx]他于1980年与亚洲问题研究会的和崎博夫等筹划编辑翻译出版了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的遗书。他想通过表彰先人的遗志来消除中日两民族之间存在的无形的裂痕[xxi]。1987年，亚细亚问题研究会出版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的日文译本。梁漱溟为此写下了《人心与人生日本译本弁言》：

拙著《人心与人生》一书如一九七五年书成自记之所云：早在一九二六年春即以此标题曾为一次公开讲演，兹于一九八四年乃始以积年底稿付印出书，求教于国人，盖慎之又慎矣。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订之，将更加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致衷心感谢之忱如右。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梁漱溟识于北京。[xxii]

景嘉在为此书日文译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称该书为梁漱溟平生著作及思想的“总结论”，并且在序文的结尾向日本友人提议：“梁先生一生的著作在日本都可以搜集到，而且也有的被翻译成日文。敬爱梁先生的人如果将其编成全集，使其论旨一贯，这必将成为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指针。”[xxiii]景嘉的这篇序文作于1985年6月21日，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开始筹备编辑《梁漱溟全集》是在1988年秋，1993年出齐八卷。虽然至今还没有日文译本的《梁漱溟全集》，但是从梁漱溟逝世的1988年开始，亚洲问题研究会每年要举行一次“梁漱溟先生纪念研讨会”[xxiv]，从1997年1月开始的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月例研究会，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经常成为讨论的议题。1991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池田笃纪、长谷部茂重译由亚细亚研究会出版，2000年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再版。长谷部茂翻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于2000年由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出版。这一年还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的梁漱溟研究专著。[xxv]

宇野精一在《乡村建设理论》重译本《序》中开篇就说“作为邻国一后学，我从心里敬慕梁漱溟先生”，并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现实中虽然梁漱溟的以儒学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立国为乡村建设的基础的梁漱溟败给了以阶级斗争论为基础的毛泽东等的农民运动，但是就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他呼吁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梁漱溟所致力和向往的世界。认为重新出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崎博夫在该书的书带上写道：“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际，我们推举此书作为东方馈赠给现代世界一本合时宜的书。该书记述了对民族传统不断地反躬自问、以伟大的孔夫子的儒学身体力行而投身于中国农村实践的近代中国巨人梁漱溟先生的深厚的学问与热诚。”称此书为“中国思想史上不朽的名著”。可以说梁漱溟的影响在日本是越来越大了。

简单的小结

对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承认文化交流及其影响的双向性、相互性的同时，我们一般比较重视阐发近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近代中国是如何学习日本或如何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的这一侧面，并认为这一方面是主要的趋向[xxvi]，而很少有人注意近现代中国思想在日本的反响。本文通过揭示梁漱溟的思想与著作在日本的影响，旨在呼吁人们要重视研究长期以来易被人们忽视的历史的另一侧面，这对于我们全面地把握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