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对话UCL首位华人副校长：扩招大学下的“精英”教育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是继牛津、剑桥之后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也是伦敦的第一所大学。UCL一直以来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起并称为'G5'精英大学……”似乎还是不够明确，“UCL的全球综合排名一直保持在前25强,2010年TIMES世界大学排名UCL名列第五。

郭校是UCL创建以来的首位华人副校长，确切的说，称呼上不是叫“副校长”（vice chancellor）；而是相当于副校长的那么一个职位，英国大学管理层的职位设置与中国略有差异，为便于理解，权且先这么叫了。

时间关系，郭校的祖籍生平为人低调内敛缘何能成为UCL的首位华人副校长以及绝大部分的访谈内容都被我这里，人为的省略掉了。（稍后会整理成视频专辑，配文字图片一并予以放送。）这里，只谈访谈的一点内容，（中国）扩招大学下的“精英”教育。

至今对话了这么多英国顶尖院校主要校领导，前文提到的G5：牛津，剑桥，LSE，IC，UCL皆以囊括在内，但这次，UCL的这次是唯一的一次全程中文访谈。（之前的院校高端访谈都是纯英文的。我会帮大家配好字幕的。我一直强调说需要时间整理，这也是原因之一。）原定的会议时间是1个小时，但郭校和我两人一聊就是2个小时，事后我才从新闻中心主任Dominique先生处，了解到，就因为和我多聊了那么一个小时，使得Times特地派来访问的记者多等了1个小时（UCL刚刚成为了世界排名第5的大学）。惭愧！不过，也着实让我领略了这位华人副校长对待华人的“偏心”。当我问及此事，郭校亦坦率的表示：“当然了，我是中国人嘛，对中国人偏心是应该的。”随后又马上补充道，“身为UCL的副校长，还是要力求做到对不同国籍的学生尽量公平的。”跟着，我们两个人相视而笑，那眼神儿里流露出的意思分明是在说“我心里有数。”

期间谈到一个问题是教育产业化，中国近年来不断的进行扩招，是否会影响到原本的选拔少数人上大学的“精英教育”，转而走入了提高大多数国人综合素质的“大众教育”，包括中国近代来绝少出现“钱学森”式真正的人才（非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人才），和大学生就业难，是否真的有那么多人都需要去读个大学，是否读个注重职业技能的专业学校对他个人而言，也许“钱”景将更为广阔。就相关问题，双方交换了意见。我的本意是“取经”去的，着实想借鉴的是UCL是如何做到的，中国的教育能否有所借鉴。

先是就未来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数上，郭校持以乐观的态度。郭校的依据源自近期某学术期刊的研究，每一百个人中具有超常“talent”的人的人数是恒定的，学校需要做的，即是把这部分talent的人选拔出来，激发潜能。（我看，尖端的人才实非培养出来的，而确是激发出来的。试想，如果是教授说一，学生跟着说一；教授说二，学生跟着说二；那么长此以往，学生的talent必会照着教授之前已铸造好的那么个模子的样子给刻出来？即使曾有诺贝尔奖的茅头，想必也会为套上这模子给生生把棱角抹去掉了。可见，提倡自由的学术氛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基于每一百个人中具有超常才华的人数是恒定的这项重大发现，中国有着十三亿的人口，这个发现才华的基数就摆在那里了，所以是存在这个赶超，迈入世界科技强国的人才基数前提的。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人才挑出来，给他们最好的资源，激发潜力。再来说一实例，是我在牛津的一位挚友，20多岁，年轻的女生物科学家，近期将到耶鲁，斯坦福，和哈佛去讲学，小琦上月回国时告诉我，她目前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大学对她发出的回国任职去做教授的邀请。小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原本没有来牛津深造的这么个打算，可当时她的教授劝导她要抓住契机，只有走出国门，才能感受到尖端的科技氛围，并协助她做了很多工作。小琦直言，如果当初不是自己的导师的“醍醐灌顶”的点醒她和不遗余力的帮助，而今的一切似乎根本不可能。更为难能可贵的在于，原本教授是可以留下爱徒小琦在手下继续工作的，可是为了“国家能多个人才”，教授没有这么做，而是积极的把她送出去。（同时，也嘱咐她学成要归国贡献。）可见，身为教授学术水平固然可贵，道德魅力更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一面。举贤，心系民族兴衰，而非一己之私。

改革的前戏，是要向顶尖的务实的也更踏实的英国院校来学习的。我看，英国人鼓励我们去学，去学什么？去学它们教育中最本质的那些个东西。自由的学术氛围；教授是仆人，学生的贵族待遇；教授和学生之间是平等的，是一个研究小组，一个研究小组共同完成几个课题；不只是学术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任职学科教授的学术背景，选拔条件极其苛刻（曾有哈佛和剑桥的两位友人担任牛津的校领导，他们戏谑：因二人不曾专一的走学术道路，所以注定只能在牛津做个与学术无关的文职。）凡此种种，包括为这些“凡此种种”提供方便之门的是英国的教育体制。英国人直言最反感的事是，拿了他们的“名校的名”后，在“实际合作”中却畏首畏脚的合作者。

就中英合作这个东西而言，英国院校给我的普遍答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中国方面不够放开，英国很愿意在合作的道路上迈更大步子，走更深道路。我看，既是合作，那么就免了那些个换汤不换药的做，汤还是中国固有的那国老汤，外面包装的壶换成了英国风的而已。那能有个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英国的顶尖院校都被搞疲了。于学生教育意义不大，尽想着包个外包装就推出的市场化合作，还是能免就免了的好。

中国的教育问题是个大事，非三言两语能将清，或者讲清楚了就能一步步落实去做的，就是因为它是个大事，特别大的个事。动一发而牵全身的事儿。所以，现实点来讲，读了此文的同学们，不要指望教育改革后再来“收益”了，还是针对个人眼下的情况对自己做场“改革”来得现实些。我认识的许多大学生已然针对自己做了成功改革，适应中国国情的一场自我改革，（这次受邀访问英国10所最著名的高校，稍后认真整理完毕与大家分享这些，笔者觉得大学生朋友们直接拿来借鉴的价值很大，符合中国国情，遇到的现实问题，眼下的处境都极其类似。）再来改革乃是逐渐的过度，而非颠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许多个的个体作出朝良性态势迈出的步子，朝同一个方向迈出步子的人越多，也就改成了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