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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收泪的日子》, 《长江文艺》2017年第11期。

(2018-01-05 09:18:05)

短篇小说(字数9570)      原发《长江文艺》2017年第11

 

收泪的日子

 

赵文辉

 

父亲的灵柩安放后还有一个复山的仪式,按习俗在第二天举行,由我领着兄弟姐妹来把坟头复大复圆,随着殡葬制度的改革,在出殡当天烧过回头纸后一齐办了。孝子们纷纷卸下身上的孝衣,折叠整齐,知客大声宣布了父亲的“五七”和“百日”的具体日期,土工们在拾掇他们的铁锨、综绳和自制的运棺车,整个丧事就算结束了。这时,兄弟艳亮脸上带着泪痕走到我身边,声音怯怯地问:“哥,啥会儿去咱舅家收泪?”艳亮四十出的人了,总是一副不敢说话的样子,见了生人熟人都是怯怯的。

我正发愣,犹如一场梦没有做完。父亲倒头后,迅速成立了以老家长为主的治丧组,一切都按老家的习俗,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买寿衣、扯白布、定棺木、成殓、通知亲戚朋友我是老大,又在城里混着,大小事都由我板定音。紧接着,方圆几十里内人生终点服务站的大小老板们蜂拥而来,盯紧了丧事上的各个项目,还都一一托了关系。一时取舍难定,最后我不得不采用了一个叔伯兄弟的建议没有过分得罪人:用亲戚不用外人,用本村不用外村。再接着请客、移灵、闹丧来自姑奶和舅爷家的很多吊唁者都不认识,平时极少来往,现在一顶孝帽一下子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了。死亡并不会使这些关系断绝,反而使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正是通过死亡以及随后的这些程序,亲戚关系会成功发挥作用,得到巩固。

葬礼的最后几天我愈加疲惫,我必须时不时从灵棚里出来,与前来吊唁的友人同学打招呼简单说上几句感谢的话。我下岗多年,体制外的浪子,早已与原单位疏远,多亏文学上的朋友和初中、中专时的同学来往,才维持了一个在县城混着的男人的脸面。路祭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激发出有的悲痛之情,街坊邻居期待的男子汉令人揪心的一把泪一把迟迟未现。我愧对父亲。一直到坟地,知客高喊“孝子三把土”之后,雨点般的泥土撒向灵柩,我才一头拱到父亲坟前,那种生离死别的悲痛一下子攫住我:我永远见不到父亲了。

艳玲也朝我走来,她和艳亮一人挽住我一条胳膊,她也是来问我泪的事情。我起小时候父亲母亲被计划生育小分队带走后,仿佛天塌了下来,他俩就是这样偎在我胸前,穿着脏衣裳,一脸灰土。我把头上的孝帽摘下来,说咱们回家再说吧。

收泪是葬礼之后礼俗往来的一段延续,在我们豫北乡下,一个人一生只有次这样的机会:母亲入土后一次,父亲入土后一次,去舅舅家聆听教诲,收起伤悲,开始新的生活。我问身边的同龄人,收泪是什么?又有怎样的规矩?很多人摇头,尤其是父母健在的,连听说过都没有。那一次收泪是送别母亲,还不到年,又送别父亲,去重复上一次的湿巾之路。

母亲去世后,我对父母如何相识、恋爱,以及如何在深沉的夜里孕育了我们姊妹三人产生了兴趣。我诧异我们竟然不知母亲的名。那一次,在去舅舅家收泪的路上,艳玲问我:“哥,咱妈叫啥名”我一时语塞。艳亮晃动着那又大又蠢的脑袋,张了张嘴,半天说出一个答案:“他们叫咱妈天才婶!”

“天才是咱爹的名,咱妈叫啥名?”艳玲很不满意艳亮的回答,又问:“咱爹叫过咱妈的名没有?

我们一齐摇头,想不起父亲叫过母亲的名字,他一直叫她“艳华妈”。艳华是我的名。后来艳亮想起来了,“咱户口本上肯定有咱妈的名,总不会只写一个艳华妈吧?”我们点头赞同,我们决定回家后好好看看户口本,永远记住母亲的名

大舅二舅双手抄在袖筒里,顶着一头微微自来卷的浓发,在胡同口的太阳底下迎接我们。通往他们家的道路太熟悉不过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打记忆起,走姥姥家一直是每个新年我们企盼的头等大事。最初是小驴车,父亲用一根木棍子敲打着驴屁股,“驾驾”,让驴快跑;“咿咿”左转;“喔喔”右转;“吁吁”是叫驴停下来。我四五岁就学会这些了。那时候,母亲抱着我和艳亮坐在车厢里,车厢里铺了一层草垫,草垫上面是我们家的花被子——外翻出来的白里子少不了我们的土脚印。后来又多了一个艳玲,把我和艳亮从母亲的怀里挤了出来。我记得她的眼睛雾蒙蒙的,吃奶的时候在母亲胸前哼哼,呼气时冒着鼻涕泡泡。我和艳亮都叫她尿裤精。路过城关供销社的时候,父亲给我和艳亮一人买一盒拽炮,隔一会儿我俩就会把身子探出车外,把白色的细线缠绕到两根食指上,使劲一拽,“啪”,炮屑飞扬开来。那时候大舅还很年轻,二舅没有成家,他们上来,把我们从车里一一抱下来。我们需要跺好一会儿脚才能走路,艳亮靠在二舅腿上直喊:“麻、麻,脚、脚。”我记得那时候家家方桌前都有一张圆草垫,我和艳亮撅着屁股给姥爷们叩头,姥爷们可真多。他们用自制的酒枣、核桃和杮糠炒面招待我们。艳亮五岁那年,在三姥爷家吃酒枣吃醉了,发酒疯,见了别人家的孩子就上前一把摔倒在地,再使劲踢人家的屁股。

后来换成自行车,父亲带着母亲,艳玲坐在前梁上。我骑车带着艳亮艳亮骑在后衣架上,害怕被辐条住脚,他把双腿叉得很开。我们那时的样子一定很傻。当时我的个子还坐不到车座上,我是骑在大梁上蹬车的,屁股掉来掉去。车把上晃晃悠悠吊着母亲从供销社买来的年礼:一包方酥一包筋骨条,筋骨条上带着糖霜,甜得没法说。其时二舅也成了家,姥爷姥姥先后离开了我们。再后来,我和艳亮相继成了家,最小的艳玲也在乡中心校当了老师过年的时候,父亲母亲很少去舅舅家,他们还要在家招待艳玲的对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二舅因为接连超生罚款不断,日子伤了元气,过得很凄惶。每逢过年,轮到去他家吃饭,他总要抹眼泪,因为做不出好菜拎不出好酒而愧对外甥们。母亲会嘱我悄悄给二舅塞200块钱,我把他拽到里间。好几回,我跟二舅那豫北乡下农民粗糙得像砂纸一般的手在黑暗中触碰,湿湿的,不知是眼泪还是鼻涕。

母亲去世后,打开她那只陪嫁的枣红色箱子,她的一生从那些遗物中涌现出来:一排暗扣,几只勾针,两条偏开口裤,一把刻度模糊光滑发亮的木头尺,半块香胰子依稀可见“中州”字样。我们对母亲的身世和她与父亲的故事越发感兴趣,借着收泪的机会,我们大胆地询问了两位舅舅。谁知提起母亲当年的婚事,大舅竟一脸不满:“上当了!上当了!叫你爹骗了!”我们三人一惊,大舅赤红着脸,脖子上的青筋崩起,忿忿不平地告诉我们:“你妈,跟着你爹窝囊了一辈子!”

母亲叫三菊,靳三菊。艳亮这个傻子,看过两回户口本都没记住,下一回问他,又要晃动他的大脑袋想半天。大舅告诉我们,母亲当年又俊又俏。我们相信大舅的话,从艳玲的脸盘就能看到当年的母亲。舅舅说母亲天生会打扮还爱干净,当院那棵皂角树上的一半皂角都叫当闺女的母亲用了。母亲俏归俏,却正派,从不跟男青年多说一句话。一街人都说:三菊不找个好婆家才亏呢。你母亲眼界高,说了好几个都没答应。后来媒人给她介绍一个,叫杜天才,在乡棉站上班。媒人说,这个再不中往后俺就不给人说媒了。

讲到这,大舅呸了一口“这个媒人也是走了眼,光惦记着那二斤筋骨条咯!”

“见面那天,杜天才,就是你的爹,骑了一辆飞鸽自行车。那全村才有几辆自行车?你妈见杜天才浓眉大眼,体格匀称,穿了一件四个兜的中山装,上衣兜里还插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就动了心。正式见面那天,两人换了小八件,杜天才给你妈带来一条劳动布裤和一块香胰子。那会儿兴穿劳动布裤,就像后来兴喇叭腿裤一样。劳动布裤还要在屁股和膝盖打几处补丁,这都是在外工作人员穿的,还有香胰子,家里人谁用过?你妈不好意思往外穿,杜天才批评你妈,说你妈思想不够解放。跟你妈说话满口洋腔,今天明天星期天,呸!你妈真以为找了个体面的国家人,急头急脑就嫁了过去。一结婚才知道,他就是乡棉站一日工,自行车也是借来的。天才,天才,白糟蹋了这个好名字!你妈跟着他可没少受罪!

接下来,就与我们的记忆接上了头。乡棉站倒闭后,已经回家种地的父亲是地种不好,生意也不会做。我们家的日子跟不上当代农村的节拍,距离越拉越大,慢慢成了中下等,有那么几年,过了腊八,家里连扯新衣裳的钱还没凑够。我依稀记得,生艳玲那一年,计划生育要罚两千,一家人愁坏了。有一个晚上,村里建筑队工头老曹突然来串门,说两千玦钱算个屁?母亲感激得不知说啥好,以为遇上了贵人。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上完夜自习回家,正碰上老曹从我家跌跌撞撞往外跑,母亲在后面提着擀面杖追他:“瞎了你的狗眼!第二天,母亲就让在老曹建筑队打小工的父亲回来了。再后来,母亲接连往县里的血站了几趟。有那么一段时间,母亲脸色蜡黄蜡黄,我们家的条几上老是放着几盒B12针剂,里面的液体粉红粉红的。艳亮呆头呆脑地告诉我:“瞧见了没有,那是人血!”我们吓得都不敢触碰。

父亲只会出死力,挣不来轻巧的钱。离开建筑队,又去煤球厂打小工,蹬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煤球。车轮跑气了,父亲就自己补胎,总是叫我端一盆清水过去,把打饱气的内胎捺进水里,一节节查看,哪里冒气泡就找到了漏气点。地上放着锉子、胶水、剪刀,还有一段废胎皮,胎皮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红色。父亲经常用废胎皮给我们做弹弓,射程很远的木弹弓。我领着艳亮带着父亲给我们做的木弹弓去老曹家门口埋伏过好几回,一心想把狗日的老曹嘴里的那只大金牙打下来,解我心头之恨。

父亲脊背早早弯了,全没了当年与母亲相亲时的光彩。父亲对母亲好起来真好,可是倔脾气上来了,也会逮住母亲不分轻重地打。有一回拿一根木锨把打母亲,木锨把断成两截,母亲差点断了气。母亲带着艳玲去了姥姥家,大舅二舅撸起袖子,咆哮着要找父亲算账,被母亲含泪拦住了。她知道大舅下手重。过了几天,父亲在几个本家叔的陪同下去给母亲承认不对,母亲原谅了父亲抱着艳玲坐在父亲的后衣架上回来了,怀里还揣了大舅借给她的三千块钱。母亲用这笔钱捉了一批鸡崽来养,后来这些鸡屁股还真成了我家的银行。父亲心里有愧,就拼命去送煤球,起早贪黑,中午也是,撂下碗就走,那些年从来没见他睡过一个午觉。母亲心疼他,给他泼鸡蛋水补身子,大海碗,一碗水冲五个鸡蛋。父亲坐在我家的小饭桌上扑噜噜喝鸡蛋水,扑鼻的小磨香油味,艳玲小手按在饭桌上眼巴巴地瞅着父亲。我们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考上了中专,艳亮参了军,再后来艳玲也成了乡村教师。艳玲的女婿在乡农机站当技术员,身上从来没有干净过,艳玲老是笑话他:“土头土脑的样儿!”这时母亲一准会问她:“比你爹还土?”艳玲打小娇养,在母亲跟前啥话都敢说:“爹恁没成色,你咋跟了他一辈?”母亲常常被问个愣怔,半天说不上话来。那天,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我见到了那半块香胰子,也许是这半块香胰子,曾经让母亲年轻过、心动过?

我中专毕业后在县供销社二级机构混了一个小头头,过了几年比较舒适的日子。单位的人经常开着车,或是骑几辆摩托车,来我家喝酒。父亲母亲都很振奋。母亲卷起袖子开始给我们张罗酒菜,父亲会端着他的茶壶到大街上,照看客人的车辆,惟恐有小孩子在上面划下印痕。父亲常常等我们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彩蝶牌香烟。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星期天一家三口都要回老家团聚。每次返城的时候,母亲会拾掇一些干豆角干萝卜丝,还有她腌制的芥菜疙瘩,用食品袋装了挂在摩托车把上。妻子抱着我们的儿子跳上后座,母亲会追出胡同口冲我们喊:“用呢子大衣包住孩子的脚,路上风大。”

有一天,母亲坐在门槛上,膝盖上放着一只簸箕,老花镜耷拉在鼻尖上,簸箕里面是父亲开小片荒收获的黄豆。母亲起身后突然一阵头蒙,一下子栽倒在地。当时父亲不在身边,错过了救治的黄金时间。送到县医院CT后,是脑干出血。母亲从此丧失了行动和语言功能,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了轮椅和父亲。那几年,让计划经济宠坏了的供销社面对澎湃而起的市场经济慌了手脚,下岗,分流,改制,我被这些迎面而来的词汇吓坏了,窝在家里发愁,觉得没脸见人。艳亮已经复员并结了婚,娶了一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老婆,俩人有孩子后一心计划他们的小日子,其他全然不顾。他们把家的概念缩小了。他俩都在县纺纱厂上班,舍不得请一天假照应母亲。父亲倒是满不在乎,经过那几年好日子的滋润,驼背塌腰的他重新挺拔起来,脸色红润,六十多岁的人了也找不见几根白发,身子结实得像一截老树墩子。他一抡胳膊,把我们都赶走,说他一个人就中。他抱着母亲,就像抱了一口袋麦子似的,噔噔噔,从里间一口气抱到院子里的柳圈椅里,让母亲晒太阳。母亲坐在那里,垂着头,瞪着岁月在小饭桌上留下的道道划痕。小饭桌上经常晾着一碗加热过的羊奶,是艳玲专门为母亲订的,鲜羊奶。自从母亲生病后,父亲一下子像变了一个人,细心、体贴,前所未有的耐心,一步不离母亲。他热好羊奶,从小铁锅倒进花瓷碗里,用调羹刮掉上面的奶皮,一口一口喂母亲,不时用毛巾擦去顺着母亲下巴淌下来的奶水。几只母鸡蹲在墙头上,一眼不眨地盯着两位老人。院墙根那棵上了年纪的老榆树下,功勋满满的老母猪独自哼哼,几只满嘴乳汁的小猪崽,竖直耳朵谛听风刮树叶的沙沙声。父亲一年出售两窝猪崽,我们给他零花钱他坚决不要,硬给了也会趁我们不注意塞进他孙子的书包里。

我跟艳亮商量,给母亲买一辆轮椅,一人一半钱。艳亮支支吾吾,一会儿说闺女下半年就该入幼儿园,一会儿又说纺织厂拖他两月工资了。我敢肯定,当时艳亮的银行存款肯定比我多,但他哭穷的样子仿佛在我身上实施了激将法,一生气我自己出钱买了轮椅。我想起小时候,艳亮跟艳玲争一条花围巾,谁都不放手,直到布匹从中间撕开。还有吃煮鸡蛋,艳亮总是吃一个占一个,怕艳玲跟他抢,把两只鸡蛋都剥开皮,囫囵塞进嘴里再吐出来,得意地望着我们。后来艳玲也效仿他,谁知最后他却把艳玲占的鸡蛋一口吞了,伸伸脖子说:“谁嘴里也没屎!”

母亲又一次复发,再没有醒来。母亲安详地躺在床上,看起来很瘦小,她手上的青筋几乎要撑破皮肤。虽然没有挽留住母亲,但在母亲卧床的这几年,父亲尽心尽责,呈现了一生中从未呈现的温柔,一个豫北乡下农民的温柔,一路上有很多相随的美。我们担心父亲过分悲伤,见他在母亲的丧事上忙前忙后,饭也没少吃。丧事过后又主持着给我和艳亮分了礼帐,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我们放心了。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们错了。有一天,父亲醒来在床边独坐了很久,叫了他两次吃饭也不见出来,忽然双手啪啪拍着床沿哭起来,声音不大却很揪心。这是一个乡下老人的哭泣:安静、孤单、精疲力尽。我被父亲的哀恸震惊了:年近七十,满头白发仿佛一夜丛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心碎。

母亲去世后,厕所墙角里堆满了输液瓶,还有针头没来得及拔出来的输液管,上面粘着胶布。屋里屋外到处都有母亲生前的气息,我想给父亲换一个环境,把他接到了县城。艳亮也在县城奋斗了一套两室一厅,我们可以轮换着侍候父亲。父亲一开始跟我生活在一起,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吃东西老是噎,我提醒他要带他去医院做胃镜,我们那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区。他坚决不去,说自己老胳膊老腿了,还能没个毛病。后来我们想方设法把他哄到医院,结果是一场虚惊。忽然有一天,我发现父亲苍老得可怕,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出来一样,头发灰蓬蓬一片,用手一抓,一把碎头发。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澡堂洗澡,在那脏兮兮的小床上,父亲用毛巾擦干我的脚底板,我不得不忍受着抓心的痒痒,又不得不抓住他的头发保持身体的平衡:那时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像钢刷一样扎手。我又想起我刚参加工作后,因为爱好写作,第一次在新乡日报发表文章后拿给父亲,父亲当时吓坏了,不安地瞪着我。他进城后就常常流露出这种表情。

我突然有了一次就业机会,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新乡广播电视报》需要一名副刊编辑。儿子上高中住校,我一往新乡走就剩下妻子一人,侍候父亲不太方便。我跟艳亮商量让父亲去他家住,我每月出1000块营养费,艳亮黑绷着脸不太爽快地答应了。到了新单位我一头扎进工作,组稿、编辑、校对、学划版,很是忙活了一阵。偶尔回县城,买了父亲最爱吃的茄汁黄豆和茄汁花生去看他。父亲精神萎靡,老态龙钟,蜷缩在沙发里半天不动。艳亮告诉我父亲总是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也不管用,枕头和沙发上到处都是父亲的白发。父亲半天不说话,我提议让他去体育场找老头们打打麻将,他摇摇头:“你妈一走,我的魂儿也叫她带走了。”我们默然。

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拽住了我的袖子:“老大,我跟你走。”这时我看见艳亮媳妇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好像在躲避什么。我心里很难受,却还是没有答应父亲,我很在乎那份工作:那几年,体制外的我变得小心翼翼,在报社见了门岗都陪着笑脸。

又一回,我坐公交车回来,路过县医院的时候,看见大门口有一个穿制服的老人像根木桩一样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面三角形的小黄旗。我的眼睛突然直了,冲司机大喊停车。我跳下车,冲向那位头发油腻、目光呆滞,在夏日阳光下曝晒的老人。是父亲!

我把父亲带回家,打电话叫艳亮过来,又给艳玲打了电话。艳亮怯生生不敢进门,我一把把他拽进来。他吞吞吐吐解释,父亲睡不着觉自己非要找个事干,说就当锻炼身体了,正好县医院招保安。又说是他媳妇的主意,他媳妇说换个环境说不定能睡着觉。没等他说完我就狠狠给了他两拳头,他蹲在地上假装抹眼泪。艳玲搂着父亲坐在沙发上,一边抹泪一边骂二嫂不是个人:“还让咱爹去给她挣钱哩!你说说,你说说,她是个啥东西!”这时父亲忽然想起了什么,冲我们念叨:“车,车还在门岗。”

艳玲惊叫起来:“啥?还叫爹骑自行车去!”

我又狠狠给了艳亮一拳头。

艳玲把父亲接到了她家。她毫不犹豫没收了父亲的自行车,并且扔掉了父亲所有系鞋带的新旧夹鞋棉鞋,她在电视上看过,很多老人在系鞋带时一头栽倒在地。我们还亲眼见过老年人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红绿灯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正走着会突然掉头或拐弯,身后总会响起一阵汽车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声。到艳玲家,父亲仍然长时间失眠,并且一天比一天严重。白天也不大跟人说话,总是陷入深度沉默。前些年,只要电视里播放“梨园春”,那他说什么都不会出门,可现在,他只会在电视机前打盹。父亲开始变得痴呆,老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艳玲生活的那个弹丸之地。迷路的时候,好心人问他儿子的名字,他想半天竟然想不起来,最后呜呜哭了。遗忘是一个巨大的海洋,上面只有一条船在扬帆破浪,那就是记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条船最后都归结为一条可怜的破船,随时都有可能进水。父亲的这只船破裂得太严重了,水几乎淹没了船只。

在新乡干了一年,只发了半年工资,眼看着没法混了我就破釜沉舟,一咬牙一跺脚,去邮政储蓄银行把房子抵押出去,用贷款在县城开了一个小酒店:一旦失败我就会彻底破产,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喝药跳楼。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把自己一百多斤全交给了酒店,日夜厮守,不敢有一点怠慢。父亲继续在我们三家轮住,我照看父亲的时候很少,妻子也在一家雪米饼厂三班倒。我忙完回到家,经常是这样一副样子:父亲瘫坐在沙发里,电视频道还是我离开时给他换好的中央十一套,茶几上几块饼干完好无损,一杯热水早已变凉。我把带来的饭菜热热,侍候父亲吃完。父亲去睡觉后,他刚才坐过的地方洇湿了一大片。之前父亲因为呼吸道感染住过一次医院,医生发现他有严重的早搏,还有骨质疏松引发的脊柱疼痛,走路摇摇晃晃,出院后我们给他配备了一根多足拐杖。父亲很少活动,只有去卫生间时才拿起拐杖,哆哆嗦嗦着,老是滴到马桶外面。后来,他连小便也不知道了。每次给父亲脱了衣裳让他躺下,我都会在他身下垫一块成人尿不湿。

我在对门房间,可以看见他门缝底下漏出的光。父亲房间的灯彻夜明着。我半夜里起来去看父亲,把父亲的被子往上拉拉,盖住他的半个肩膀。这时父亲会睁开眼,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嘟囔一句:“看见仨人在房顶打麻将,你妈等八万。”我知道他在说憶怔话,他经常这样。等他闭上眼睛后,我轻轻带上门,然后又推开一半。

酒店的生意居然一直不错,很快还清贷款,还置了一辆“长安之星”面包车用来进货。从一开始我就做小型包桌,后来的国家形势证明了我当初定位的正确,加上饭菜实惠,又猛挣了两年钱。我发现餐饮是来钱最快的行业之一,早上进的原材料,一中午一晚上就变成了现金。随着家庭经济状况日渐好转,我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年,因为下岗造成的自卑、逆反心理,老是怕被人看不起,同学聚会都没有勇气参加。母亲去世的时候,我通知了原单位,有好几个同事和单位领导没来参加母亲的丧事,这在我心里留下了很重的阴影,像被人打了耳光。有了经济基础后,我很重视面子上的事情,先是干上了县里的文艺评论家主席,又主办了几场同学聚会,并且迅速更换了自己的坐骑,把“长安之星”换成了涡轮增压的“大众朗逸”。

这时候艳亮一连几次借口看父亲来找我,说话吞吞吐吐,谨慎而有技巧地让我知道,他们两口子在惦记我的“长安之星”。后来,艳亮的闺女考上大专后,他又来找我:“哥,听说县上在资助贫困大学生?”

作为兄长,我没有一回不为这个兄弟的奇葩感到生气,我问他:“你有房有车有地,还有五千只母鸡天天下蛋,父亲又不用你照看,你家是贫困户?”那时我已经给父亲雇了一个专职看护,没让艳亮出一分钱,如果让他出钱,他一准会把父亲接走,父亲不愿意住他家。他两口早不在纺纱厂上班,回家干起养殖。我知道申请国家贫困大学生又是他媳妇出的主意,一开始不打算管他,却被他缠得没办法,最后只好带他去找县团委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很爽快,给了我们一张表格:“一般来说,对贫困大学生的照顾,标准捐款数额都是两千元。”艳亮郑重其事地捏着那张申请表,一脸感激。那天他还特意穿了一身又旧又脏的灰夹克,胳肢窝的那个地方线缝崩开,一抬胳膊就能看见里面同样开了缝的红秋衣。我在一旁尴尬得恨不得地遁或蒸发。

父亲的状况越来越不好,又住了一回医院。出院后时常狂躁,手足乱舞,把护工送到脸前的水杯和药片打掉。居然一连七八天不大便,不得不送到医院请求护士灌肠。有一天,我正在厨房指挥走菜,有一家吃喜面,十几桌。护工打来电话,说父亲的情况不太对头。我回答他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去。我打算把包桌菜走完就回去,过了十几分钟,护工又打来电话,非常着急的口气,让我赶紧回去。我一听,扔下勺子就跑。等我到家门口时,护工已经用轮椅把父亲推下了楼,我大声呼叫父亲,他的头歪在一边,没有回答我。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的胸膛上下起伏,床头监视器里弹跳的绿线条记录下那机械的跳动越来越弱。无论医生护士如何尽力,最后,那根绿线条变成了一根平行线,静止在那里。

那天,知客喊过“孝子三把土”之后,泥土雨点般投在灵柩上。我们将父亲葬在母亲身边,她已在那里等了他整整五年。回到家,艳亮迫不及待地跟我分清了礼账,他两口尽管在极力地按捺自己的情绪,还是有一丝兴奋露了出来。礼账的来源,一多半是我的同学朋友,数目都很大,这都是我攒下的人情,并且日后还得去维持。艳亮两口平日与人不通庆吊,名下的礼金寥寥无几,但我们定的规矩是:丧事费用一人一半,礼帐也是一人一半。还有亲戚们吊唁时带来的饮料方便面,最早的时候,称二斤油馍就算祭礼了。艳亮认真归类后按三份进行了分配,艳玲在一边说:“我是出门闺女,我不要!”

我告诉艳亮艳玲,明天咱就去舅舅家收泪。我最后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把他面朝下扣在了里间的三斗柜上。这是豫北乡下的规矩,三周年后才能拿出来与母亲挂在一起。照片虽然扣着,但我相信:他们的婚姻没有消失,他们的婚姻依然留存于儿孙,留存于街坊邻居,留存于我面前这张属于他们的床榻,留存于记忆中。照片中的父亲很精神,一脸喜庆。我记得是有一年春节我给他照的,父亲的棉袄外面还有一件新衣,新鲜的折痕,袖口上几根晃荡的线头。

我再次环顾生我养我的这个家。当院那个石砌水池已经崩开了几道缝,窗台上有一个盛着芫荽籽的旧药瓶,老榆树下空空如也。这就是我们的家,父亲走后的家。我想起了那些年里,我结婚后热衷厨艺的那些年里,每年春节全家聚在一起包饺子,是大年三十下午,上幼儿园的儿子勇敢地端起一锅排捏好的饺子,送到厨房去,母亲会小心地提醒她的孙子:“有愣没愣,锅排端正。”初一中午,父亲切好了葱花料头,喊我去炒皮渣,他们都说我炒的皮渣好吃。

明天是收泪的日子,我会跟两位舅舅好好谈谈父亲,那段相随的美,令人不舍的时光。

                             (原刊责编  吴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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