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28日，我和同事到广州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是关于药品安全形势的分析和预测，一个我认为很有意义的课题。

    座谈会主要都安排在上午，下午，我离开会场去看望在广州的大舅舅。

    大舅舅和我的母亲是同父异母，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感觉有隔阂。他比我的母亲足足大二十岁，今年已经75高龄。

    两年没见，在广州工业大学教工宿舍见到他时，我有些吃惊。舅舅居然变“小”了！他的尺寸整个小了一两圈，是那种整体成比例地缩小，而不是简单的变瘦或者变矮。还有，他的皮肤好得也令人惊叹，毫不夸张地如婴儿般的白嫩，不仅没有一点儿老人斑，甚至都没有一点儿皱纹，完全是那种细腻、透亮、柔滑的白嫩，仿佛返老还童般。

    可惜，舅舅的眼睛看不见了。连余光的感受都基本丢失。

    几年前，因为白内障、青光眼等老年病，大舅舅在广州眼科医院动过手术。但手术不成功，他连原本有的一些光感也在手术后逐渐失去了。

    失明对大舅舅是致命的打击。他是一个学者，一辈子都在大学教书、看书、写书。退休后的他，生活安排一度很充实，除了偶尔还回学院帮助上些课以外，他一直都在计划写书，包括写外公的传记。但失明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也夺走了他生活的寄托。

    大舅妈很早就是个精神病患者，间歇性发作，生活不能自理。

    他们有三个孩子，均已成家。老大和先生都在高校任教，大女婿是个博导，也有比较高的行政级别。老二是男士，在某中学任教。老三也在学校教书，三女婿最能干，已经是某实权政府部门的中层领导，两夫妻也是经济条件相当不错的，他们漂亮的第三代尚不足10岁，已经至少去过七八个国家观光度假，眼界早非我这小姨所能企及。即便如此，大舅舅依然有很多不如意的感叹：老大夫妻俩关系不融洽，似乎总是在相互埋怨、不屑、愤怒；老二媳妇儿下海经商办厂，经济有了起色，家庭却最终分崩离析；老三每日都有推不尽的酒席应酬，被大舅舅斥为混官场。

    大舅舅不缺钱，孩子虽然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终究都是孝顺孩子。可是，大舅舅依然对一切充满悲观和担忧。以前担忧孩子的生活方式，现在却是因为自己排解不了的孤独和寂寞。

    或许是因为与孩子之间的观念差别比较大，大舅舅没有带着大舅妈和孩子一起住，而是单独住在一个单元房里。孩子们每周来看他们两个老人。

    平时陪伴他们俩人的，只有一个保姆。

    俩人的日常起居，已经完全依赖保姆。大舅妈连一个人出门都紧张，要亦步亦趋地跟着保姆，生怕走丢了自己回不了家。至于大舅舅，因为眼睛缘故，已经不下楼了，他的活动区间局限于那个简单的三居室。

    其实这些情况，在我去看大舅舅之前，就已经在电话里听妈妈详细告诉过我。但真真切切看到，还是忍不住伤感。老去，原来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倘若不能认真看待自己老去，并且为老去的自己找到合适的生活方式，那么等待已老的这段日子慢慢消耗殆尽，是一件更为残酷的事情。大舅舅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件更为残酷的事情。

    他对自己逐渐老去，对自己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快速老去这个事实难以接受。“我什么也做不了，每天只能无所事事地等着一天慢慢过去。”

    我们坐在桌子旁聊天。大多时候都是舅舅说，都是家里长短的，最多的是我们这一代孩子成家立业延续后代的事情。过一会儿他就会提醒我，要早点儿要孩子。我总是回答，不着急，等我和鹏程想好再说。对我的回答，他不太满意，但显然还是选择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给他剪指甲。他已经出现轻微的帕金森症，左手开始变得僵硬，手指关节明显弯曲、硬化，我用两手用力交替搓揉才能短暂撑直。我一松手，他的手指又继续恢复弯曲。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剪指甲，我突然想到，或许，也可能会是我最后一次。虽然我许诺以后只要去广州出差就去看他。可事实是，现在能去广州的机会不会太多，确切地说，会很少。

    我要赶晚上8点的飞机回北京。下午5点，我不得不告诉大舅舅，我必须离开了。大舅舅很体谅地说，不要耽误了工作。以后来广州，争取多住几天。我一一应承，还答应帮他带几个问候回北京，给他几个比较得意的学生。

    保姆送我到马路边打车。她说，付老师的几个孩子也常来，但从来没有这样坐着安安静静陪他说两个小时的话。来了以后看着也大多很忙碌，好像事情都很多，总有电话什么，忙忙叨叨的。有些时候会一起吃饭，吃完饭马上又都走了。

    广州的街头很是繁华，但马路不太宽，不像北京，为了过马路花上二十分钟算正常。看着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流，我闭上眼睛，无助、孤独、惶恐、绝望……几秒钟前还让我感觉亲切的街头立即变得令人极度恐惧。是的，我闭上眼睛站在街头，一步也迈不出去。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大舅舅内心深处不可遏制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