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有零星的几个朋友。赵宝泉是一个。他是山东人。面黑。个头不挺拔。但很伟壮的样子。有事没事脸上带笑。这样的一个男人，报社男男女女都喊他“宝宝”，他咧开嘴应承，一点不以为恼，好像天生的受用。这一点似乎应证了他内心有善意和包容。
他昨天写了一篇BLOG。写到了我。其实，对我描摹不全面也不公正，但我读了还是心里有暖意，他认识我的性格基本是准的：我在我不认真的人面前很高傲，也很自我。他这样写我：
有一个骂友是邓皓。
今天他给我寄来了一本书《时光向前人生向后》，扉页上题字竟是“苟富贵，勿相忘”，这么没话找话？这个猪越来越猪了。
与邓皓交往是他在晨报做副刊的时候。那时，他是我们的快乐豆，我们都称他为“邓大师”。每周来一次，开心得不行，还动员我们去南方明珠打打小麻将。他说，你们生活太辛苦太无趣了，要找点乐趣才好。于是，出去吃点乐趣，打点麻将，时间一长，竟成了每周的一个盼头。
后来，我和他吵了一架。
当时来了一个新人叫谭鹏，由于邓皓一周来一次，谭又没有电脑用，就用他的电脑。偏偏谭用鼠标是个左撇子，左右键是反的。
那天是周四，邓大师来后，发现鼠标不能用了，光火。他像一个狼一样的觉得自己的地盘受到了侵犯，大发脾气。
我当时在五楼，有人上去叫我说，“邓大师发飚了”。
我下楼时，他听他还在那里大咆哮：谁动了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也是别人能动的吗？
整个大办公室愕然。
我也发飚了：你还是个让人尊敬的作家吗？你一周来一次，电脑别人怎么不能用？电脑是你家的吗？是公家的！
邓大师愕然。
最后怎么收场的记不得了。
后来他因自己的个性原因离开了报社，他见我面总是说，你他妈的引狼入室端了我的饭碗。我说你车都换成奥迪了，要感谢我才对啊。
……
看了宝宝BLOG里的我，心里真有些想啐上这小子一口：这个没良心的，好不容易写字里提到我了，怎么是这样的描摹？
我只说一件感人的事：03年底，我为远大做一个文案，封闭住在远大的贵宾楼里。他那时只是一个编辑中心主任。一个硕士生，做新闻做了那么久，比他年轻的人都做到了比他更好的位置。他当然很苦闷。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做得更大。也许他觉得我对人生的运做比一般人要通达，也活得还通透丰富吧，一天夜里，他把电话打给我，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我把自己一生里的体会全说给他了。
我跟他说：你是到了需要一个舞台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了。不然，长久的事业平平会湮灭你的斗志，而最终也得不到别人的根本认同。所以，你必须去叩机会的门，而不是等待机会来叩你的门。我现在还记得他电话里一遍遍傻傻地问：“那你叫我怎么弄啊？”话语很诚恳，一个有志老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实，那时，就职务而言，我还得属他管呢？
我说：按照中国体制内的模式，一个人很多时候，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位置的问题，话语权的问题。你是聪明人，别的我不多说了，哪天你就去老板那里，跟他说：我行！我能做比现在位置更大的事体！而且你要让老板看到你是真想干事是真行！很多人的成功最后不就归就于用尽心力去获得老板的认同，让你的老板赐予你话语权吗？！
后来，他获得了话语权。他做了报社的编委（可能现在位置更大了）。当然他的成功得归功于他自己的努力，也是他自己的能力。但是，我总觉得他的事业发达里我以我的方式投入了朋友的尽可能的努力和认真！
而这个猪，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一些感人的事体都不记得了，记得的却是我跟他的吵架！
所以，“愤愤不平”中，我在宝宝写我的那篇BLOG后留言了，是这样的：
写字貌似上瘾了的死宝宝：
有些私密是不需要全世界知道的。是吧？
我很少给人赠书。报社里我送了书的也就不出三五位。“苟富贵，勿相忘”是我给人题词里唯一用的一句。我给严志刚的书里的题词是：“好字，是风景”。因为他一个照相师傅，字写得那么好，要鼓励；给向群的书题字是：“听老婆的话，读邓皓的书”，因为向群是天下最疼老婆的男人。他们夫妻也是我真诚不二的多年的铁杆读者。我不说违心的话，别人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我就文字里描摹成什么样子。
我在你眼里居然是骂友，那我就给你个评价吧：你心眼不坏，造化也不大，兼顾对理想的追思和当下及时行乐的热爱，是个可爱的老问题青年。
现在我回答我何以赐以在你看来粗俗无比的题词吧：
“苟富贵，勿相忘”，是陈胜吴广互勉的话。两个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固然没多少文化，但他们捆绑在一起做事，还是值得回忆的。而人生又有多少华年或者章节可以追忆呢？
现在这个世道，总是贫穷的人拳头紧握，彼此怜惜，那个发达的人只有背影可以远眺。我不希望我们是那样的朋友。
你发达了或者我发达了，都该记得在晨报，我们曾经在那个大办公室里，单纯敬业，有清贫的况味，但有快乐。
那时的可爱的人还有：唐押金。贱人。向群。翻译官。古典诗人贺腿。
我记得他们，虽然他们可能以蔑视我的方式保留对我的记得！
最后说一句：你这胶东驴(他是山东人，我高兴的时候叫这样叫他的），近段的字写得好了些。
坚持下去，有勃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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