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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在当下成为了大众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在大众生活去政治化之后,
各种选秀活动信息占了媒体信息量的较大比重。各大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更是风起云涌前赴后继地打造各式各样的选秀栏目,其中良莠不齐,甚至到了泛滥的程度。打着娱乐中国大旗的湖南卫视更是通过“超女”事件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娱乐平台,超女事件预示着一个娱乐化时代的开始。无独有偶,早在1930年代,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报——天津的《北洋画报》,也通过了一次选秀活动,发行量一跃而几乎与当时中华第一大报——《申报》等量齐观。而在当时亚洲风尚中心——上海此类选秀也是屡见不鲜,著名的影后“周璇”就是通过选美活动而踏上演艺生涯的。当时的大佬级人物杜月笙的情人孟小冬、宋子文夫人张乐贻也都参加过旧上海媒体举办的选美皇后活动。当时的报纸、挂历上的烟草、香水广告代言人中,有很多也来源于这些活动中的获奖选手。这些活动同样也成为了当时许多青春少女梦想进入上层社会,改变自身命运的一条捷径。而《北洋画报》的这次活动是其中最经典的操作案例之一。
1930年由《北洋画报》举办的四大女伶选举,目的是选出当时京剧界公认最佳的四位女性旦角演员,在当时中国戏剧界娱乐界造成很大的轰动和回响。当年的选举“名伶”,和当今的“超女”投票,大同小异,除了一定的艺术含量以外,还有着各种人为的因素。有些甚至是“功夫在戏外”,乃是捧场的“粉丝”们搏杀较量的结果。像最后夺得第一名的胡碧兰就是得到了权贵载洵贝勒的力捧,才在最后时刻力压群芳的。当时的众多票友和普通市民也从中体会到了参与其中的乐趣。大家奔走相告,努力为自己支持的名伶拉选票,一些权贵富贾也动用己有的力量,对报社施加影响,并大量的购买报纸,让手下的人填写选票。超级粉丝们也浩浩荡荡,其疯狂程度不比当下的“超女”逊色。
《北洋画报》于1930年5月3日(第467期)刊登了此次选举办法,此后每期都刊载“四大女伶皇后选票”,投票箱除设在《北洋画报》社外,还分别设在几家大戏院的门口,并每天有专人开启。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如同一场悬念起伏、跌宕恣肆的大片,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当时参选者有86人之多。在选举期间,有时某女伶一下高出她人几千票,名次立即升了上去;有时某女伶又被挤出了前四名,有失“后座”之危;有时某女伶关键时刻后来居上跃入前四名;有时某女伶最后冲刺,竟然荣登榜首定乾坤。可想而知,当年的“四后”选举,是何等激烈。历时一个月的选举让当时的《北洋画报》极为畅销,每期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最后经过激烈的竞争,胡碧兰25534票,孟丽君21767票,雪艳琴20809票,章遏云19131票获选为四大女伶,而其中在当时受重视的女演员之一新艳秋则落选为第五名。
此外,《北洋画报》还在活动结束后连续刊载了“后票披露”,每期公布前十名皇后之芳名及所得票数。当日在头版上还刊登了“本报女伶四后选举得票最多之胡碧兰皇后”便照,并在第三版面上方刊登了孟丽君、雪艳琴、章遏云三位皇后的便照。并撰文强调四个当选人在演技、武功、唱腔等方面各有优点,可以说是八卦娱乐新闻之先河。虽然当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没发生像“艳照门”一类的爆料事件,但在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窥伺欲。而且争端顿起,根据四后之一章遏云回忆,当时有不少落选者的支持者认为有作弊伪造选票等,在各个报刊上引发很多争论攻讦。以至于在此事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余波未平,报纸又推出相应的后续和追述报道,其炒作手法比今天的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像现在的湖南卫视有很多效仿者一样,当时的许多媒体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纷纷举办类似的选美活动,当时也到了泛滥的程度。后来,又有的变形,旧上海有些选美,有的是十块大洋买朵花,投在哪位小姐的面前的篮子里做为支持的一票,若不肯出钱,就没资格发表鉴赏意见,只好跟着白看看。成了有钱人的专利。而今,这种活动卷土重来,充斥媒体,有的已经发展到了恶俗的程度,某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在去年就让主管机关勒令停播了。还有的就是这杯那杯的泛滥,企业本身有个好听顺耳的名字的还罢了,否则他叫牛你就得肥牛杯,他叫羊你就得肥羊杯,搞得商业气息铺面而来,名字也弄得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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