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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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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你的往事我的政法——《政法往事》后记

(2011-01-21 1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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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

政法往事

谢泳李曙光

军都山

法律人

文化

分类: 闲读聊斋

穿过你的往事我的政法

陈夏红


在法律人研究领域,我以前写过一本《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编过一本《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人自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本《政法往事》可以说是前述两书的续篇。稍有不同的是,《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更多是围绕个人的长篇大论;而《政法往事》,则更多是根据这几年搜集的一些边角史料写成的“千字文”,关注的角度更多是“事”而非“人”。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法律人?老有朋友这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考虑,但一直没有答案。用一句老套的说法,就像你问爬山者为什么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会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诉你:因为山在那边。我的答案与此类似,仅仅因为那些法律人在往事中,因为政法在往事中。

这么说可能有点玄乎。事实上,我开始写这类文字,早期只是朦胧地觉得法史应该不是大学课堂里那个样子,应该不仅仅是制度在流变,更不仅仅是思想在传承。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也可以化用,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漫漫历史长河中,倘若要离开法律人的行迹,而去谈论法史,那无异于赶走所有的演员而在戏台上演“空城计”。而且,由于历史的尘封以及人为的遮蔽,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多少总有些“似花非花”、“看雾非雾”之感。我觉得我在早期所致力做的一项朴素的工作,就是在法律人的历史领域,尽可能利用各种史料提供的蛛丝马迹,而去复原历史的原貌。

另一方面,除了在法律史的世界中构建以人为主的“人本法史”之外,另一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将法史的文章写得有趣。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言里说,“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喜欢一切有趣的文字,老的如林语堂、钱钟书、唐德刚,中间的如王小波,小的如韩寒、李承鹏、楚望台等等。记得有个朋友,曾将MSN签名改成“你的书值得砍树吗?”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对每个写书的人都适用,而书的有趣与否,本来就该是是否值得砍树的一个标准。对我而言,尽可能让每篇文章都有趣,是我孜孜以求的一个目标,尽管在事实上,我们的法史沉重得让有趣的事情也变成悲剧。

当然,从更宏观角度来说,我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在历史舞台上,法律人有何作为?法律人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如果未能如愿以偿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法律人未能作为?……这些问题并不是贯穿在每一篇文字中,但这的确是我写这些文字最原始的出发点。或者说,之前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判断,更多时候是一种基于个人思考习惯的直觉。直到2010年上半年,作为中欧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我聆听了方流芳教授给研究生开的“思想政治课”——法律职业伦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豁然开朗,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我的笔端所要倾诉的,无他,职业伦理而已。由此,我要向方流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些文字大都是供《法制早报》、《法制日报·周末版》、《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律政方圆》、《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等报刊上“政法往事”专栏的。需要申述的是,这些文章的写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些专栏也基本上都是自生自灭而生生不息。此外,还有部分文字在《同舟共进》杂志、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由此,我得特别感谢如下编辑:《法制日报·周末版》副总编马霄雷、《法制日报·周末版》文化版前主编赵国君、《法制日报·周末版》前实习生王兆国、《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主编蒋安杰、《法制日报·法学院专刊》实习生刘显刚、仪浩、《律政方圆》杂志前编辑王立杰、曾供职于《法制早报》的申兴旺编辑、《同舟共进》编辑郭芙秀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郭烁、《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编辑张培坚。说实在的,这些文章要不是他们催促,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

另,本书还收录了部分与“政法往事”有关的几篇书评。这些书评大都发表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和深圳《晶报》书评版。在一段时间内,我比较勤于写书评,原因无他,只是他们的稿费尚可,还不至于让人生出“卖字又卖身”之痛感,也多少让混迹于识字人中的我有点尊严,足以支撑我每月买书的支出。由此,特别向最早跟我约书评的现任《中国周刊》编辑的陈远以及《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张晓波、方绪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编辑雷剑峤、戴新伟、深圳《晶报》书评编辑张楠等致谢。

在书前嵌入李曙光教授和谢泳教授的大序,实在是一件美不胜收的事情。当年追随李曙光教授,投身于“曙光名门”,主要也是看中李曙光教授从法史学到破产法的精彩转型,甚至将此转型作为我的一个目标。只是入门之后,我的兴趣始终还没有走出法史,连经济法专业的硕士论文,写的都是《破产在近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在大学期间,谢泳的《逝去的年代》、《大学旧踪》等作品,已成为我关注法律人并进行研究性写作的圭臬。在这里,谨向李曙光教授、谢泳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此外,我还得特别感谢中欧法学院中方联席院长方流芳教授和欧方联席院长高美莲(Ninon Colneric)教授。作为中欧法学院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我在学业初期,并未将全部精力放在所谓的专业上,他们给了我足够的宽容与理解。能够在中欧法学院学习是我的幸运,我亦永远以中欧法学院为荣。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最终能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不能不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先生和北大出版社第五图书事业部主任曾健。曾健以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得这些并不美丽的文字,能够以书的方式美丽地面世。谨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本书的“美丽”,还得归因于如下亲友的劳动:李海艳同学不仅陪伴着我的写作,帮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校对工作,亦为搜集图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贺维彤、徐小平等师友,亦为本书图片的收集,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孙笑侠教授、我原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办公室的同事孙黎萌等,慨允本书使用他(她)们收藏的部分图片,谨致以谢忱。

2010年7月18日(农历六月初七)是先父逝世三周年忌日。三年前的7月20日,先父一病沉疴,驾鹤西归。在三周年忌日来临之际,我由于身体小恙,稿债缠身,最终未能回乡祭奠,只能在军都山下遥祭再三。这真是一件遗憾而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此,我愿将此书献给先父。

谨以此后记致亲爱的读者。我诚挚地期待着您的批评与指正。



2010年12月14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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