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历史所产生的力量大于理智和法律所产生的。

历史学家威肯斯（Roger Wilkins）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感受很深：“黑人在这片土地上有了375年的历史，其中245年受到奴役，100年受到歧视，他们总共只不过享受了30年的新生活。”我们若是忽视这个现实，就很难了解美国的社会。

在3月18日的费城演说中，奥巴马不仅提到了黑人对种族问题的感受，他也提到了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感受。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或作《平权措施》，其实应当翻作《优待措施》！）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的优惠，让许多白人愤愤不平，他表示同情。他呼吁白人要有耐心，历史的包袱需要时间。他也请求黑人不要把白人理性的抗议，当作是种族主义。

他结论说：“立根于我对上帝的信心，和我对美国人民的信任，我强烈地坚信，我们可以同心协力，超越这些种族的伤痕。如果要迈向一个更完美的联邦，那我们就别无选择。”面对族群矛盾的历史包袱，奥巴马的胸襟显然超过许多台湾的政客。

《新闻周刊》的著名专栏作家Ellis Cose评论说：奥巴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让种族问题来定义他的竞选信息（因为有害无利）。他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健康保险，经济机会和从伊拉克撤军这些议题上。但是，有关种族意识的言论却是不断涌现，逼使他表态。除了莱特牧师的言论以外，克林顿总统在南卡有意把奥巴马描绘成黑人民权运动的杰克森（Jesse Jackson）牧师，企图制造白人的反感。妇女解放领袖人物Gloria Steinem也暗示说：让黑人而非妇女出线是不公平的（到底有一半人是妇女！）。最近再加上费拉萝（Geraldine Ferraro）的言论，认为奥巴马如果不是黑人的话，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可见族群仍然是关键问题，那就让我们看看为甚么这个问题如此引动人的情绪吧。

历史的包袱

所有族群间的矛盾，当人们用意识形态代替活生生的人来看待时，就会“剥夺人性”，把对方当作“次人类”，或者竟是抽象的观念，以便打压。这可能是族群冲突的基本点，也就是把对方非人化。

在19世纪80年代，也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南方各州开始推动“几米·克罗法例”（Jim Crow Laws）的种族隔离措施，赤裸裸地把歧视合法化、公开化。种族隔离的场所包括所有的公共设施，学校、饭馆、旅社、交通工具、医院、公园、甚至职业。这个恶法一直维持到廿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时期，虽然表面上黑人是解放了，但是却被看作是“次人类”，剥夺了他们许多公民权，使他们深恶痛绝。

相信我们可能都在电影上看过，另一个制造仇恨的压迫就是私刑（lynching）。美国白人，不论是农奴主还是暴民，常常因为种种理由，用私刑对付社会上的异己，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人。这种非法虐待与处死的做法，从美国开国战争之初（对待保皇党），一直延续到廿世纪中叶才逐渐消失。自南北战争以后，从1882年到1968年，有报纸记载，用私刑处死的案件就有4743个，没有记录的可能还有很多。历史上最大的单一案件，发生于路易斯安纳州的口法斯市（Colfax），时在1873年4月13日。这一次事件谋杀了280名黑人！

直到如今，绝大多数的黑人出身于贫民窟，许多人没有正面的父亲形象，对前途没有翻身的希望。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在财富上贫穷（这个还容易解决），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知奋斗的家庭现状，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大多数人的命运。他们的不幸，并不是因为先天的劣根性，而是历史环境造成的失败者。这不是单纯的族群问题，而是阶级间的矛盾和对立。为了要根深蒂固改变这个现状，才有了60年代的民权法案和一连串的平权措施。

白种人如果只看见黑人“既得权利”（entitlement）心态的表面现象，而藐视黑人，那他就是不了解问题的根结。同样地，黑人如果只是一味地举着“受害者”的牌子，愤世嫉俗，也是于事无补。这就是美国沉重的历史包袱，是许多人不愿意面对的生活现实。我们可以选择漠视旁观，但请不要选择诅咒黑暗。

奥巴马与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本来是一个暂时的权宜措施，希望用猛药改变现状。可是自70年代以来，实行平权措施在美国社会遭遇到许多困难，甚至被认为有“反面歧视”的嫌疑。美国最高法院几次受理有关平权的争执，但是，不管大法官如何判决，要把名额让给次等资格的应征者，对一个讲求公平的社会，似乎总是很难自圆其说。《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校长曾说：“平权措施所遇到的问题，我所学习到可能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完全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无所不包的答案。”

无论如何，平权措施的推行已经贯彻于全国各种教育机构，和就业机会中，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企业界、政府和教育机构，平权措施的效果是经常被提出来审查的。许多人纵使心里老大不愿意，还得继续推行。所以，平权措施永远是美国政治上的烫手山芋。为了政治利益，一般政治人物，要就不敢触及这个问题，要就从意识形态出发，“黑白”分明。

奥巴马在哈佛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当时平权问题的争论正炙，两派的斗争正撕裂着学院的教师们。同样的争执也在《哈佛评论》（Harvard Law Review）杂志社进行着。一位保守阵营的编辑（Adam Charnes）后来回忆说，奥巴马在哈佛的第一年就参与了杂志社的工作。他虽然支持平权，但是并没有参与示威、抗议的行列。他曾经主动地接近保守派的同事，表明他支持平权措施的政策方向，但他也很清楚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他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对，就认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

杂志社的人感觉他实话实说，从不粉饰，也不炒作控制，所以对他信任有加。因此他后来被选为杂志社的总统，是《哈佛评论》的第一位黑人总统。

作为候选人，无论奥巴马对平权措施采取甚么立场，他都会得罪一批选民。在去年一次《美国广播公司》的访问中，评论家George Stephanopoulos单刀直入，问他会不会让两个女儿享受平权措施的优待？他回答说：“我想入学许可的评审人，应当把我的女儿们归类于有优势条件的申请人。”他继续说：“我想，我们更应当考虑那些条件差的白人孩子，帮助那些愿意上进，又有潜力的人入学。”他这番话引起了网上很多的讨论，人们猜想，作为总统，他很可能是个先锋，把平权措施从种族（或性别）取向的原则改为阶级取向，支助那些穷苦的和遭遇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