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玮为自己小说画的油画插图
漂泊的宿命与回归的坦途
——谈施玮的《放逐》
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基督教作为宗教信仰和神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大约始自19世纪初，但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坛，被中国作家写进文学作品的历史，算起来却未及百年。
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与内战，二十多年里，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一群作家如冰心、许地山、苏雪林、张秀亚、沈从文、萧干等，他们从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角度创作了一批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学作品，以文学形式表现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浸润与影响。总体来看，这段时期作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学表达基本体现为正面描述和反向批判两种。前者更多地是从信仰的精神层面上表达对至高者的赞美、歌颂与对个人生命意义的反思，代表作家有冰心和苏雪林；后者更多地是从日常生活的现实层面对某些信教者知行相悖的质疑与讥讽，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和萧干。不过，在大部分涉及基督教的小说作品中，基督教并非叙述的重点，而是叙述的背景，目的是突出时代风潮中启蒙精神的重要性或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50年代至80年代，基督教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几乎毫无声息，处于沉寂状态。
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崛起，在这个写作具有相对自由度的时代，作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类宗教，并有意在作品的题头或章节、段落中引入《圣经》的词句与思想，一些诗歌、小说有保留地涉及到基督教文化对城市知识分子和乡村百姓的影响，但多数作家仍然把基督教作为突出主题观念的参照物或者情节线索的一个枝节，很少对信仰本身进行探讨、质疑或反思，很少对当代中国基督徒个体与群体的精神世界与生活形态进行描摹与反映。这种状况，直到北村出现方告结束。
前先锋作家北村自199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发表了一系列从基督教信仰角度探讨人性的小说。北村的基督徒身份及其小说创作几乎成了所有以“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关系”为标题的各类论文、著作不可或缺的章节。当然，在当代文学广袤丰沃的土地上，偌大个中国并非只有北村一个基督徒作家在独力耕种，在他身边，在他身后，一直有一批同道者，曾以诗歌闻名文坛的女诗人施玮就是这当中的一个。
施玮自1999年受洗后，曾一度搁笔，她在一篇创作谈中自言已经无法适应先前熟识、认可的审美形式，她需要变化和超越。有四年的时间，她痛苦而坚韧地寻找着新的表达技艺，努力从旧有的审美定势中摆脱出来，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将信仰与艺术自由而有机地汇融在一起。
完稿于十年前的长篇小说《放逐》在这场蜕变中几易其稿，终于在十年后交到读者手中。作为一部极具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放逐》并没有一般宗教小说常见的说教与劝导，而是在洋溢的诗意中渗透着浓郁、深切的宗教情思。无论是小说叙述者的评论还是小说人物的内心独白，无论是小说结构上的引文插入还是情节线索的精致设计，处处都闪烁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影响。不可否认，在今日的中国小说中，这种影响、尤其是受到影响的人群通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屏蔽掉了。《放逐》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为那些试图从圣经文化中探求真理之路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自己的生命印记，这是迄今仍为少数人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群体一段不可被抹杀的共同经历，也是90年代中末期一群精神贵族由启蒙的精英成为庸碌的大众而后成为谦卑的信徒的一段流血的心路历程。
漂泊与回归是这部小说的叙述核心，它的起点始于对光的寻觅，止于对光的见证。
在《放逐》中，一群曾经为诗所迷的热血青年已经步入人生中途，这其中，腰缠万贯者有之，事业有成者有之，清高自闭者有之，贫困潦倒者也有之。尽管人人都在或多或少地为情所乱、为钱所缚，但小说中每个人物竟然都对曾经付上过青春热情的文学有一种难舍的眷恋，甚至在情场和商场的角逐与争斗中，内心仍隐隐地燃着一缕为诗而动的情愫。在如今金钱至上的声浪中，这种对艺术单纯的热爱与执着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但在刚刚结束的世纪末，它却真真切切地在一群人——我们姑且称之为“60年代人”——身上发生过。这个群体虽然在文革的阴影中长大，却幸运地经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冻期和繁盛期，当神州大地为一篇诗歌、一部小说而激动疯狂时，当饥渴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向文学索取营养与力量时，向来容易为诗动情的年轻一代毫不犹豫地成为诗的狂热追随者，甚至梦想着成为新诗、新新诗的开创人，诗人们将诗/文学当作生存的动力、生命的归宿，诗/文学之梦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赖以栖身的精神家园。可惜，仅仅过了10年左右，90年代的经济大潮就把诗人们精心营造的伊甸园冲击得面目全非，所谓的精神家园、诗意的栖居地不可避免地被推向遥远的地平线，变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和梦幻般的蜃景。当金钱取代诗歌的位置时，所有曾经为诗欢喜为诗忧患的情感霎时散发出古老破败的气息，所有的崇高理念和审美理想不断地受着市场的检验、嘲弄和淘汰，精神家园的大门缓缓地闭上，漂泊于此开始。
其实，这种漂泊还不是诗人们经历的真正的放逐，它只是对人类始祖被放逐于伊甸园外的一个表层次的模仿，作者有意要通过这种看似相同却有着本质差异的对比表达她对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经历的反思。
表面上看，小说中的前诗人、准诗人们都在为金钱腐蚀了诗歌的美丽、为诗之乐园的丧失而痛苦、愤怒和无奈，甚至妄图以赚更多的钱以便有朝一日再领诗骚，或者固执地清高自守以待来日。越过这层表相，会发现，诗人们所经历的漂泊之苦并非源自诗之末落日，而早就从他们试图通过诗来追问自由、生死、爱恨、善恶之时开始了；因而，他们所丧失的并非只是诗所代表的崇高理念和审美理想，他们的被迫漂泊也并非仅仅因为钱所代表的商品社会的冲击与挤压。从根本上说，漂泊不只是失去诗之栖居地的诗人们的惟一选择，它一直是人类普遍的、无可逃脱的宿命。
落魄诗人李亚是个性格鲜明而复杂的人物。早在大学时代，他就把自己从大学校园和父亲的家中放逐出来了，他渴望不受约束、自由自在，于是选择在北京一所破旧的小平房里一个人过着时而半饥半饱时而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不再写诗，改写笑话以赚取稿费；他不情愿结婚，却有不少性伙伴；他恨恶钱对他的压迫，也恐惧钱成为他无能的证明，虽然最终他放下了清高的身架，与书商们打成一片，终日以赚钱为乐，但骨子里并不爱钱。想写诗却失去了写诗的激情，想爱人却没有爱的力量，不爱钱却终日游荡在钱河里，这种生活必然导致他内心的分裂，以至于到最后，他只能在妓女的怀中和酒杯里消磨度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一天天地糜烂下去。对他来说，最大的痛苦并不是无法再写诗、无力再写诗了，而是他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无可奈何地发现，他已经距离心灵的自由越来越远了，他一直渴望摆脱也一直以为已然摆脱掉的外在束缚毫不留情地将他捆锁起来，他根本动弹不得。先前的自由不过是他自己设计的幻像，真相一旦显露，骄傲如李亚者立刻变得不堪一击。身患性病之时，他拒绝治疗，但求一死。最终，让他得以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契机源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在生与死之间，李亚明白了又一个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比他更强大的力量，需要他谦卑地仰望而不是自以为义地与之对立。这种力量超然地存在着，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力量温柔地存在着，等待着以父亲的爱抚慰这个失丧者。在这个存在面前，李亚真切地看到自己的渺小、污浊和软弱，他不由自主地渴望拯救。奇妙的是，他一直寻找的回归之路在他呼求的瞬间便在他的面前畅达地铺展开来。
《放逐伊甸》通过李亚这一人物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当人妄想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时，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的确活在“无往而不在非自由”之中，自己幻化出来的各类自由最终将显现为枷锁，在人世的旷野上漂泊自然就成了人的生存常态。同样，回归也并不会通过人自己的努力而实现，它只在一个时刻临到——当人需要上帝时。只有当人放弃自定的自由，承认身在不自由的重担之下，愿意向自由本身求取力量时，他才能由此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安。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会善意地提醒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新约·马太福音11：28）
不可否认，李亚身上凝刻着当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生命印迹，这种印迹，我们也可以从书中其他人物如萧苇、王京等人身上找到。他们曾经为心中的理想付出过极大的代价，进行过不屈的战斗和惨烈的坚守，许多人因此成了精神上的贵族、经济上的赤贫。终于有一天，他们以某种方式功成名就了，却在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况之中寂寞地发现，当初费尽心血、拼却性命追求得到的，竟然是自己当初最不屑最不甘心屈从的枷锁，而不是崇高的自由。这个巨大的反讽让这其中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功利——索性吃喝玩乐，放纵身体欲望；另一部分人走向了荒诞——索性以空对空，冷眼看世界；还有一部分人走向了信仰——以上帝的标准和视角来审视、认识自己，由此进入对罪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