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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6 12:50:08)
万紫千红满园春
三十年，在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书写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瞬间刹那，然而这三十年中一批生于斯长于斯的常熟文学工作者，在从“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牌坊下的文学桥上走过的足迹，却已深刻地印记在了当代常熟文学史上，值得回忆，颇可珍藏。新时期常熟文学三十年的发展之路，不但延伸了常熟文学源远流长的文脉，而且与时俱进地拓展了常熟文学走向未来的疆域。新时期的常熟文学三十年，仿佛是从文学桥下静静流淌出的七溪流水，由最初的涓涓细流逐渐汇聚成了浪花朵朵的大河，最终奔向了祖国的母亲河--万里长江。回望观照已经走过的三十年，人们不难发现新时期的常熟文学，正是应和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春雷与回声茁壮成长的，无论从观念、文体还是叙事、文本，也无论是从旧时代或十七年过来还是60后或70后降生的作者，其中的变化，其中的感受，无不映射着我国巨大社会变革的步步足印。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国社会进入了新时期；结束了十年“文革”灾难，政治上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发出了思想领域解放与变革的先声。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一切束缚人的异化力量的批判，构成了这一时期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的主调，也为生活在书香不绝、文风鼎盛的常熟文学工作者铺就了一个新时期文学起步的台阶，即文学创作与其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保持着高度的同构关系。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常熟文坛最先感知到新时期文学春天到来的，是经历过前十七年创作束缚、特别是后十年思想禁锢的老一代文学工作者。他们从自身多灾多难的生活体验中，在预感到寒冬已过春天正在到来后，便义无反顾地重登文坛，爆发出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厚积薄发地捧出了一批孕育在腹中、早已超过怀胎十月时辰的“迟生儿”。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恰如重放的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赢得了人们的欢迎，也赢回了已被剥夺多年的文学尊严。其时，常熟文坛的代表人物，当数时已年过半百的时萌先生。时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50年代他开始由散文、随笔转为文学评论，在当时即以独到的见解和清新的文笔，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然而，自1957年夏天政治风暴骤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整整二十年，时萌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风华正茂的他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创作的蛰伏期。但是身处逆境的时萌，私下并未停止笔耕，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仍“从局限中勉力开辟新路”，特别是“文革”中，因偶然机缘寄居于晚清小说家曾朴故居的家园内，更催发了他尽力搜集资料，开始潜心研究近现代文学，并且在这段坎坷人生的非常岁月里，苦心酝酿成了其后一系列近现代文学论著的框架构思。70年代末到80年代，重返文坛的时萌迎来了可以奋笔疾书的创作勃发期。1978年11月，时萌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看法》一文，因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僵化和教条的思维方式，显示了作者清醒的学术主体意识，而成为开创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新风的代表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共鸣。紧接着，他的《曾朴研究》、《闻一多朱自清论》、《中国近代文学论稿》、《晚清小说论纲》、《晚清小说》等专著的陆续出版，以他开拓创新又平实致远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他在我国近现代文学领域，特别是晚清小说史研究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时萌也因此成为常熟地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人。
时萌的文学论著，不因陈说，独具主见，视野开阔，析理绵密，文笔精练，理趣横生，在海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更在常熟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求索精神，也对地方后学起到了强大激励推进作用，堪称一代师表。时萌晚年告别学术研究的“重活”，重弹早期创作散文、随笔的“老调”，1996年结集出版的《春韭楼随笔》依然洋溢着他对当下世道人心、学风民风的由衷关怀。
这一时期活跃于常熟文坛的老一代文学工作者，尚有80年代调回或调入常熟的老作家黄清江以及钱文辉、李炎锠等。其中黄清江为浙江桐乡人，50年代在《新华日报》任职时，即发表小说、散文，并出版中篇小说《张望雨的家事》，后在反右运动中，因所创作短篇小说《死亡》受批判被打入另册。80年代中期，他调来常熟重操编辑旧业，在编印报纸的同时，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流浪者情缘》，并有未完稿《晓风残月不了情》遗世。
除了在“文革”一结束就向文坛捧出“重放的鲜花”的老一代文学工作者外，其时，常熟还有一批文学青年出于对文学的挚爱，陆续走进了文学殿堂，开始了常熟文坛老中青三代人的文学接力。这批从十年文化沙漠中滚爬过来，仍未冥求知欲的年青人，大多正值二三十岁。他们虽因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在学养储备和创作准备上，还显得较为单薄欠缺。但营养不良除了会造成不幸的的早衰或夭折外，有时却能催生一些人的早熟。这批文学青年中的少数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已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当然，限于当时特定时期的政治气候和创作环境，他们初期的作品，大多为求发表而多少掩饰了自己本真的性灵，但稚嫩中仍不失天真，流露出了江南文化古城特有的神韵与灵气。经过十年浩劫的历练，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对社会的认识，对问题的分析，比起现时代的同龄人来，显然更成熟老练得多了。当时，他们有着强烈的走进文学殿堂的求知欲，也有着更为强烈的宣泄自己“真情实感”的创作欲望。无知无畏，鉴于当时本地几乎没有发表作品的园地，他们与当时思想文化运动保持着同构状态的急就章、处女作，开始大胆地向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学刊物或报纸文艺副刊踊跃发稿，并且陆续有所收获。这在过去的十七年和十年中，是很难想像的。这批文学青年中有后来被戏称为当时“常熟文坛四条汉子”的叶公觉（散文、评论）、金曾豪（小说、散文）、蔡焜（诗歌）、袁文龙（杂文、随笔），以及稍后的俞小红（散文、小说）、张国灿（诗歌）、陈培元（报告文学）、陶玉霖（散文）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常熟文坛，有的还是某个领域的中坚力量，或领军人物。
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金曾豪，在“文革”后期即以自己的农村生活为创作素材，开始发表作品，并以文笔清新、感情细腻颇受好评。1978年后，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儿童文学创作，在此后的三十年跋涉中，金曾豪在儿童文学领域硕果累累，先后形成了属于自己创作风格的三大系列：小男子汉系列、大自然系列和江南系列，并且因1986年出版《小巷木屐声》，而被评论界称为是把乡土文学成功地带进儿童文学园地的“儿童乡土文学”第一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金曾豪1981年转向儿童文学创作，是源于他认识到经过“文革”后，“那时社会风气不算好，一些青少年的状况使人忧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因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走以往初学者“随风而上”的老路，而且清醒地独辟了一条自己认准的新路：即要“拿起笔来想重现那许多美好的东西”，诸如“人与人之间讲究友爱，生活里充满爱、充满希望”。当时文学作品中盛行“哭哭啼啼”的“伤痕”控诉，金曾豪却在他献给小读者的作品中，没有选择哭诉，而是以温暖和温馨的童年剪影向小读者展示了人性的高贵。金曾豪儿童文学中这种特质元素，也成了作者后来小说创作的生长点和出发点。虽然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和商品社会中某些物欲横流现象的出现，他的创作思想也有所调整修正，也撰写了不少意在教会小读者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必须“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即使是他的动物小说中，也仍然保持人间关爱的基调。三十年来，金曾豪的中长篇小说《迷人的追捕》、《狼的故事》、《青春口哨》、《苍狼》和散文集《蓝调江南》等先后获得中国作协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及国家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和紫金山文学奖等荣誉。金曾豪现已出版著作三十多部。此外，他还创作了一批戏剧、曲艺作品，也多次获奖。已走过三十年新时期文学之路的金曾豪如今笔力之健更胜当年，作为常熟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他依然勤奋笔耕，活跃在我国文坛。
严冬过后百花艳。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常熟文学创作活动一度空前繁荣。1979年由宋以天、陈通、周作屏和沈秋农等人发起组织重点作者创办了文艺刊物《江南岸》，此刊虽因故只办了一期即告休刊，但却为现在常熟市文联主办的《常熟田》预构了刊物雏形。1983年12月常熟文联恢复活动后，常熟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即成为首批会员单位。其时有会员45名，形成了一支中青结合的创作方阵，以蓬勃的创作生机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1985年《常熟市报》举办首届“虞山文学奖”征文，来稿踊跃，获奖作品结集印行。此外，民间文学社团也渐趋活跃，彼此切磋，相互激励之风甚盛。诸如有七位新诗作者组成的“七弦诗社”，经常探讨诗歌创作。一批旧诗词爱好者也多次雅集，编印过《虞晖集》，并于1988年成立了一度改名为“红豆诗社”的常熟市诗词协会。这一时期，出自常熟作者之手的各类作品集和发表的篇目，数量之多超过了建国十七年的总和。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进入9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渐趋多元化，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减弱了大众对文学的心理依赖，文学不再如80年代人们精神生活刚刚复苏而成为唯一能享用的精神食粮，文学的市场缩小了，文学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下降了。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涌入，其中包含着不少对文学创作有启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让刚从长期思想禁锢和文化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大开眼界，兴味盎然。继诗歌界的朦胧派后，意识流、魔幻派、先锋派、新写实主义等写作流派被纷纷“拿来”试验。当时常熟文坛也一度有少数作者实验过，但获得成功的不多。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向纵深发展，已以经济建设建设为中心的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伟大时代。伟大现实，对当代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的写作是不可能再现这一伟大现实的。面对市场经济商海大潮的冲击和海内外种种光怪陆离文化思潮的张扬，这一时期的常熟文学创作，除了儿童文学和报告文学外，其他文体的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大多产生了无所适从的迷茫，因此创作热情一度不如改革开放初期来得旺盛，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沉寂。
鉴于理论批判滞后于创作实践的现状，常熟文坛有人开始从理论上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建意义开展了探索。其中卓有建树的应数以当代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丁晓原。丁晓原在90年代中期就着手研究我国当代文学，未久即转向为主攻报告文学和散文的理论批评。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凝聚他多年研究成果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出版。其中前书因既论述了20世纪各时期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又开展了对报告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个案研究，而被学术界誉为“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还称得上一部报告文学研究史”。后书则打破了以往报告文学考察的角度，将报告文学界定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注重了报告文学所建构并受其制约的“文化生态”，从而开创了将文学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相结合的新思路。丁晓原的这两部著作和稍后出版的《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述》、《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坚守与退化》等，很快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生力军地位。他撰写的《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的差异》、《论五四人生派散文》、《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学的代码》、《鲁迅：作为现代散文文体家》等30多篇论文，频频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中心转载。从2003年起丁晓原又为春风文艺出版社主编每年一部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纪实文学》。
尽管90年代的常熟文坛显得不够热闹，但80年代亮相的作者，仍绝大多数坚守阵地，并且还有不少文学爱好者不改初衷坚持创作，有所收获。如叶黎侬、王晓明、郭勇等的散文，张维、叶嘉义等的新诗。
世纪之交至今的常熟文坛，可以看作是常熟文学走向新世纪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还处在发展中，但是已显示出了多元、繁荣的新气象。进入新世纪后，大众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喧哗一时的时尚写作浪潮已经慢慢趋向平息，网络的出现与使用，不仅能使大众更方便地搜索、阅读文学作品，也使更多人受此诱惑而开始了创作。恰在此时，为常熟文学爱好者提供发表阵地的《常熟田》2002年创刊，更为常熟文学的繁荣搭建了平台。这一时期的常熟文学，继承了之前常熟文学创作的成果，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是创作队伍扩大并年青化。至2007年底，常熟市作家协会已有会员111名，其中中国作协会员6名，江苏作协会员18名，数量之多，在同类市（县）中，可谓江苏唯一，全国少有。二是作品的数量、质量有所提升，如潘吉、邵孤城、俞建峰等的小说，许军、浦君芝、姚月等的诗歌，赵丽娜、倪东、蓝弧等的散文，都起点较高。其中常熟文学中的强项--儿童文学也有了后起之秀，女作者顾鹰的《我是一家的精灵》，日前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显示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潜在实力。通观这七八年的常熟文学创作，作者们在选材和内容上较过去更为宽泛了，在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叙事文体与表述语言上，均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多元姿态。特别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开始较多地进入常熟文学，构成了新世纪常熟文学鲜明的人民性。
从1978年的新时期到新世纪，常熟文学三十年的历徎，经历了从写作意识的觉醒走向思想的逐步解放，从主旋律的倡扬逐渐走向多元繁荣的渐进过程。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常熟文学，总体上讲，它始终是沿着“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健康发展的。在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中，常熟本土作者勤奋创作，以丰富多样的风格、手法，以立体的多角度的描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常熟时代精神，反映了常熟地方历史或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弘扬了名城文化，促进了家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常熟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常熟文学三十年的发展，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了改革开放时代。因此，完全可以相信，新时期常熟文学三十年的成果，必将或已经成为了常熟文学宝库的重要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