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谈论“政府公关”，但“政府公关”中究竟是企业向政府做公关公众，还是政府向包括企业在内的公众做公关工作，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公共关系理论中重要的问题是公关的客体是谁、为何要公关、如何去公关，分清这些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
企业为了与政府搞好关系，为了在政府面前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和信誉度，不得不积极做政府的公关工作，但是有时候却常常陷入向政府相关人员进行商业行贿的泥淖之中；政府为了推动公共工程项目，为了对外招商引资，为了延揽世界的游客到本地进行旅游消费，以及为了提升自身的品牌形象价值等等，实质上都在塑造着这个政府的政绩新概念——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总之，围绕着公共关系理论中权力最大的公关客体——政府——而产生的各种公关活动层出不穷，如果仅说前者，便会忽视了政府自身也在利用企业做宣传；如果偏废了后者，那么也会看不到企业在公众生活中“放大镜”的公关效应。因此，本文拟将二者结合起来详谈，并融会贯通地探究“政府公关”的实质性内容。
本文拟从两方面来介绍“政府公关”这个简单词汇背后蕴含着的深义，不仅要研析企业如何对政府做公关，也要讨论政府如何向公众做公关工作，只要将这两者认识清楚，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个词汇。
在企业对政府进行的公关研析中，本文将着重介绍在华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对我国的政府做公关的基本模式和精妙策略。
在政府向公众做公关的研析中，本文将重点介绍中国的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是怎样在某些突发事件中频频出错的，我国政府认识到公关的重要性之后如何提升公关能力和公关品质的，以及政府应当怎样转变思维、厚植现代化的公关理念，真正地做到行之有效的公关行为。
文献回顾
杨育谋在《跨国公司玩转政府公关》一文中，特别点出了不少跨国企业在中国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后，早已熟络中国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关命门，并且在与中国的各级政府打交道时布局完整、目光长远，借助巧力拨动政府和市场需求的砝码，甚至干预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立法工作，并且还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密切深入的今天，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早已不是我们之前想象的“政企分开”那么明晰，而是政府与企业各取所需、相互交融，共同达到双赢的局面——既提高了政府的政绩和预算，也夯实了企业的资本增值计划。杨育谋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跨国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将各种赢取市场份额的手段通过对当地政府的公关活动而“漂白化”了，无论这样的公关本身是合法的行为，抑或是本质上非法的行为，都可以进行攻关手段将其采取的手段给“漂白合法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各级政府的警惕，同时，也给我们的本地企业上了一课：你会将用公关活动将一切竞争方式给“漂白化”吗？这篇文章并非鼓励本土企业不择一切手段在市场上竞争，但在研析跨国公司对本地政府的公关行为时，我们不得不如此发问。
王巍在《浅谈政府公关的几种模式》一文中，为我们简析了四种企业对政府有效的公关行为，既可围绕政府部门关心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还可以围绕政府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公益问题来增强政府对企业的关注度和信任度；而为了增强企业对政府公关的胜算，中小型信誉度不高的企业还可以与名牌企业、强势企业联合起来借势造势，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与公众的参与度，争取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这篇文章最明显的特征是实用性比较强，专门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所服务，选用的案例也基本上是中小型信誉度不高的企业，剖析这些企业进行政府公关活动中很成功的案例，对广大的中小企业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乐飞在《中、美政府公关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世界性大国的国民在理解“政府公关”一词中的显著差异，从三个方面了剖析了中美两个产生截然不同的公关策略的根源所在，首先从目标任务上明示了美国政府在对外公关时的实质是提升美国的公信力和牢握话语霸权，而中国政府则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考量；其次从政治价值的角度告诉我们，美国的公关活动成为了对内政治竞争机制的有力工具以及对外推行政治霸权主义的重要手段，而中国政府的公关行为则是对内进行多党合作磋商、达成共识，对外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从公关的特点上，美国政府的公关工作是提供咨询建议、搜集整理情报信息、进行施政民意调查和扶植公益事业，而中国政府则是没有专门的公关机构和公关人员，宣传国家大计和党的精神，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相当简单，仅仅从几个片面的角度探究了中美两国政府公关行为的差异，但却告诉了我们两个大国对“政府公关”的理解，并透露出一种深层的危机感，希冀中国政府早日重视公关行为，不然就将被全球化的风浪所吞噬。
蒋春堂在著名的党政杂志《政策瞭望》中发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公关问题》一文，为我国政府未来进行公关活动的基本思维策略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具有前瞻性的提出了“以公关关系为代表的经济管理效能，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的三大标志之一”。文章分析了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所产生的一切产业格局的调整、经济发展思维的更新、教育理念的改革以及人际交往的重新认识，最终都需要政府进行协调和解决，而以前的传统管理方式和规章制度都已经过时了，如今必须要依靠政府向公众进行公关活动，方能解决调整，而“公关活动”也体现了知识经济时代解决问题的思维更新。文章提出我国政府进行公关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政府的美誉度，因为只有一个政府的美誉度较佳，才可以提升自身的话语操控力，才能吸引外资的青睐，才能传递出公众信得过的讯息，而这，必须要靠公关的力量，因而文章也举了很多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政府进行公关活动的重要参考案例。
厦门大学的王琛硕士在《竞选公关中的媒介权力— 从2004年台湾大选广告战谈起》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台湾的两大政党——执政党民进党与老牌的政党国民党——的候选人为了广布自身的影响力、完善领袖的魅力、提升形象价值以及赢得选民青睐，而利用媒体的效应进行政治公关活动的案例，凸显了公关活动在台湾这个“民主的试验田”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炒作的负面效果(如广告泛滥)对杜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亦应引起注意。通过对此次大选广告的分析与研究，解剖台湾竞选广告宣传大战与党派斗争的实质，对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关事业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虽然文章的作者认为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利用媒体炒作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方式不可采用。但是，这篇2004年写就的文章没有前瞻到如今的2008年，媒体炒作的政府公关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并且，政府在进行公关活动炒作时并没有坚持着一贯的“政治正确”和“社会核心价值”的原则，某些地方政府已经在利用那些对社会影响不太好的人事和因素来进行公关行为，吸引公众眼球，延揽广大网民的注意力，从而达到宣传政府的目的。
但持平而论，王琛的这篇文章最重要贡献在于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政府、政党要进行政治公关活动、要赢得社会的注意力和凝聚公众的意志，不仅仅可以进行正面的媒体宣传，有时候还可以借重于负面的宣传，提升民众对某个政府的熟悉度和关注度，从而达到政府公关的目的。这样的公关思维，不仅对于政党、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如今，这篇文章的启示意义变成了现实，2008年的今天，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会认真考虑“好事不留名，坏事传千里”，从公众的心理入手，利用“坏事”就是为了“传千里”，提高熟悉度和知名度，从而达到各种公关的目的。因此，从现在再看这篇2004年写台湾大选的政党媒体公关的文章，发现极为有启示意义。
企业如何进行政府公关？
知名的跨国公司都会将公关活动外包给国际上著名的公关公司，如安可、博雅公关、爱德曼、福莱灵克公关咨询有限公司、伟达以及凯旋先驱等著名顾问有限公司，而通常这些公关公司为企业所设计的公关策略有如下几种。
第一，借住跨国公司母国的力量。
1998年4月, 中国政府针对跨国商业直销巨头的产品直销禁令发布后不久, 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国际直销协会的信中写道，“ 我们业已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其市场壁垒并允许直销企业继续在华拓展业务。美国商务代表此次同中国方面进行讨论时会重点突出上述问题。” 2005年年初, 时任美国商务部部长的唐埃文斯在一个发布会上也表示, 他们特别注意到中国直销立法的情况希望在立法中能对美国直销企业的进入降低门槛。安利等跨国巨头为了影响中国政府拟就的直销条例，通过美国政府的高层直接对话中国政府，其意图影响中国立法进程的公关行为做到了最高层次，不得不佩服其巨大的影响力，也可以看出美国政府为了本土企业在国外提高其竞争优势，不惜出面与中国政府高层对话建言，可见这样的公关行为一旦成功之后，受益的绝对来自本土企业与本国政府。
第二, 大公司通常是总部高层亲自出面对话。
2007年中国东莞产的玩具出现铅剧毒生产原料事件后，全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先是高层发表声明表示其进口的中国玩具的制造和装配部分完全来自中国，玩具中所含有的超标铅，与美泰公司无关。但是，在中国质检部门以及媒体的不断深究和追问下，终于发现了在中国玩具的整个设计和制造装配环节中美泰公司是幕后的策划者，因为责任完全属于美泰公司。这个真相的披露也导致了美泰公司被退回了无数的玩具，并被全世界的父母索赔。美泰高层做了危机公关处理，其总裁飞赴北京，与中国的质检部门领导商谈，表示美泰的诚挚歉意以及愿意赔偿所有损害的积极举措，并得到了中国质检部长李长江先生的谅解。在取得中国谅解之后，2007年的圣诞节里美泰进口的中国玩具依然畅销美国家庭，美泰公司向中国政府的公关行为取得了成功。
第三，紧扣中国发展的脉搏使得跨国公司玩转中国市场。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且承诺随时将资金和技术注入中国的生产基地或者与中资公司合资兴办企业，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为政府提高政绩GDP，为当地解决就业问题，为了降低政府的顾虑而参股合股中资企业，为扩张市场份额与经营版图而趋附于各级政府的每一项经济政策。当然，这些经济发展政策必须符合跨国公司利益，否则，跨国公司会动用其重要的人脉关系来干预政府立法进程。
浦东开发区，西部大开发，中部六省市崛起，环渤海金融商圈的筹划，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及近几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我们都看到了跨国公司熟悉的身影以及它们与各级政府密切互动的公关操盘。在正大光明的参与中国政府对内的建设项目和公共工程，往往能赢得政府对跨国公司的信赖度和赞誉，这就为跨国公司今后长远的扩张计划埋下了人脉和形象的伏笔。这些，都需要跨国公司慎密的公关活动。
第四，行业协会是中小跨国公司进行公关活动的首要依赖对象。
行业协会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重要征求意见对象是政府与企业、政府文化和企业文化之间的纽带。据悉, 目前中国共有全国性行业协会共有363个，5000名左右的专职人员和2000名兼职人员。这些人员中, 有大离退休政府官员、行业专家、有影响的企业人士, 这些人员熟悉政府运作方式, 与政府有着各种联系, 这同样有利于跨国企业通过协会发展与政府的关系。
2007年夏季曾经名噪一时的世界方便面协会（IRMA）就曾经联合了跨国几大方便面巨头以及中国本土的几十家方便面集团，想要集体调涨方便面的价格。7月初，在世界方面面协会的组织下，国内方便面企业们召开了3次内部价格协调会议，康师傅、统一、今麦郎、日清、农心等各大企业达成一致意见：全部参与统一调价，1元钱以下低端面的价格调整，将由各企业为主，按地区分头推进，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提价策略。比如以白象、华龙等为首，占据我国大部分市场的中低价(主要指价格在1元左右)方便面价格将整体上调，其涨价幅度为1-2毛钱，1元以下的产品提价为1毛钱，如0.5元的产品提高至0.6元，1元及以上产品则提0.2元。这种明显涉嫌操纵价格的市场战略最终没有形成大规模涨价浪潮，而是及时地被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呵斥与遏制，世界方便面协会的中国分会也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民政部门取缔。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在此次涨价过程中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关行为中就可以发现，中国分部既没有事先取得政府部门的许可，而是妄图利用行业协会对政府的要挟来实施涨价行动，也没有将涨价的利益分拨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根本的利益，而是横空出世一般突然组织成一个松散的方便面协会实施涨价行为，根本无视政府物价局等相关部门的存在。因此，这一次行业协会的政府公关行为以失败告终。
再比如，例如由数十家跨国公司组成的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 以“ 同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及其他组织合作, 为中国的打击假冒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 为宗旨在协助中国政府处理打假的立法、执法方面的工作时, 也有效地保护了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2000年该协会对《商标法》和《产品质最法》修改的推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中国政府不是欧美政府，对于一党专政下的政治体制、法律规范、社会伦理以及各种道德底线，都是大小跨国公司们需要好好学习与认真斟酌的，千万不能以在母国的那套自由主义标准应用于现实的中国环境下。企业的政府的公关行为是在华企业一切行为的首选，照顾好了政府，一切都好办事，而不像在美国那样除了弱势政府之外，还有民间各种规模的利益群体。因此，在中国，行业协会首先要服膺于政府的权威，在制度的框架内与政府建立声音可以及时传达的管道，这样在未来的市场扩张中才能顺顺利利办事。
第五，发展慈善事业，增加曝光率与信誉度。
虽然中国的慈善事业刚刚起步，很多潜规则和明规则较相呼应，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公关行为。慈善在世界范围内是义举，一直为世界民众所期待。在中国也是这样，为了增加民众对于企业的信赖度，为了提升政府对企业的好感，跨国公司常年无偿捐赠大笔资金于政府管理的慈善事业，即使这样的慈善事业的监督和责任不是那么明晰，甚至有很大的漏洞存在。但是，只要全体民众和政府都看到了企业在做的慈善事业，就会对其另眼相看。
汶川大地震发生已逾一月，网上风传跨国公司捐赠的款项远远低于其在同样灾害发生时向别国捐赠的款项，甚至国内的万科、SOHO中国等公司，也陷入了“捐款门”事件，意指向汶川灾区捐赠的款项实在太不符合企业的自身品牌价值了。而类似王老吉、和记黄埔、台塑、鸿海集团等公司捐赠超过一亿人民币的款项，去赢得了网民们的交相称赞。尤其是王老吉集团所推出的王老吉饮料，最近一个月以来就成了“香饽饽”，“要喝就喝王老吉”的广告词随着其捐赠的款项陆续到位而风靡了各种人群，政府甚至将其列为政府机关专用才饮料，并批地、给予优惠税率和其他的配套措施，帮助王老吉集团继续大规模发展。王老吉的品牌形象在汶川地震之后的捐款过后，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关键就在于通过慈善事业获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政府的青睐。而类似万科集团的王石与SOHO中国的潘石屹，就被网民骂成蜂窝，政府也默不作声，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情势下，讨好网民、争取普罗大众的信赖，就嫩赢得政府的关爱眼神，就能搞好政府的公关，这一点也不假。
这五种对政府进行公关的手段，实际上适合于任何一个希冀在华发展的企业。其主要的核心思维在于通过怎样的渠道赢得政府的信任和将自己的效益与政府的利益绑在一起，或是通过支持政府进行的公共工程项目，或者赢得本土民众的赞誉，从而使得民众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对企业另眼相看待，再或者是通过行业协会来影响政府的咨询决策和立法进程。总之，企业对政府的公关是艺术，拿捏得好就可以“公关行为”，演得糟糕就变成了令人厌恶的作秀行为，但是有时候，“公关”与“作秀”之间仅一步之遥，企业当慎思虑动。
政府如何向普罗大众公关？
产生这种片面性理解的根源在于我们时常“党政无法分离”，政府工作中贯穿着党委宣传部门的指示精神，而党委工作之中又要为政府的施政决策埋单，并监督政府人员的态度和思想作风。因此，在我们的理解概念里，政府的一切宣传和公关手段都是为了党而服务，并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公关效果肯定无法真正取信于民和达到目的。
近几年，由于普罗大众民主意识的显著提高，以及信息资讯获得能力的普遍提升，民众们对于政府公关的要求和评判意识越来越深切，因此，如果政府仍然要沿用过去一套公关路数，那么更难取信于民，更难符合人民之心。尤其是2003年“非典”时期那种置人之生死于不顾而隐瞒不报的政府糟糕公关策略，对每年无数矿难隐瞒不报的丑闻，华南虎的真假照片风波引发的全民质疑陕西政府的鞭笞，2008年年初雪灾时期各级地方政府行动迟缓而造成的亿万民众齐集火车站的尴尬，更是将政府的形象推向了一个任人批判的顶峰。而各级地方政府掌控而不透露民众们亟需的信息的种种失败做法，随着2008年5月1日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也遭遇了更大的挑战。如今民众们可以凭借着法律的要求强迫政府公开某些信息，而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也成为了检验一个政府是否具有现代公关能力的试金石。
后非典时期的禽流感时期政府每日通报疫情而采取的新闻公关做法，南亚大海啸时中国政府发动民众慈善捐赠货款给苏门答腊灾区的义举所产生的全球公关形象提升效应，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环保局长解振华问责请辞的做法，以及今年汶川大地震后政府行之有效、公开透明的有求必应，这些都是政府对公众进行公关行为的良好体现。中国的各级政府如今都在补课，在补一门他们之前似懂非懂的公关课程，并且政府的补课进度总是赶不上民众自学的深度和广度，赶不上社会资讯流通的需求速度，因此，在我们积极肯定政府某些良好公关行动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要学的道路还很漫长、漫长。
或许我们民众的焦点多数集中在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危机控管上面，对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的公关行动有着很迫切的需求，而对于政府在日常的公关宣传行为反而缺少赞誉和褒扬。民众会认为“政府做得好是应该的，因为是纳税人在养政府，而一旦政府做错，必须得千刀万剐”，好像这样过于苛求政府，但民众是对的，因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应当转变思维，不要认为民众们仅是政府的某些高层可以玩弄于鼓掌的工具，更应看到民众们民主意识的崛起之时会对政府有着更高的法律约束和道德要求标准。
一个进步的社会需要有一个进步的政府。而进步的政府必须顾及自身的信誉与公信力，当决策失误引致外界舆论批评时，政府同样需要进行危机公关，与媒体、民众等利益相关者进行积极地沟通，以取得谅解并达成一致意见。如何应对舆论批评，吸引有益意见并转化成高效运转的动力，这或许正是考验政府危机公关的关键之处。
一般说来，政府要对公众进行行之有效的公关行动，必须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塑造政府民主形象。
民主是亲民的首要要件，民主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只有塑造一个亲民的政府形象，那么政府的任何公关行动才会成功。政府公关的首要目标是“ 美誉度”。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支持和赞许的程度。一方面, 通过有效的公关活动，政府形象可以从表层得到提高和完善，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亲切感、信任感，从而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促进公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防止公众产生政治冷漠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良好的政府形象有赖于政府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和表现。无能的、专制的政府，再强大的公关宣传也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同[①]。
第二，要加强对民众所需信息的采集工作。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有自己的智囊团和民意机构，专门为政府高层提供精确分析的民意动态和政策执行效果。美国政府的智囊团的兰德公司，香港政府的行政会议小组，台湾政府的财团与法人机构，新加坡政府的国政顾问，以及欧洲各大国政府专门聘请的公关公司以及大学的学术机构，都是为了政府更好地摸清民意和做出慎密决策的参照系。
政府公开信息是指政府为了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采集和传播的各种信息，包括政府形象信息、政府工作环境的信息和政务信息。通过对政府公关信息的收集、处理，一方面，为政府机关改善其运行状态，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和相应对策；另一方面, 了解、掌握公众态度的变化，针对工作环境的不同情况, 及时采取或调整政策。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以改善政府形象，使公众对政府机关产生信赖感[②]。
第三，实现政府与公众间的良性互动。
良性活动的一个最重要前提是透明度问题。政府凡是隐瞒公众，公众掌握不了信息则无权无力监督政府，从而使得政府无法将政策贯彻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身上，形成了政策的阻滞状态。而没有政府决策的透明，民众们也很难参政议政，更不用说为政府效力了。我国的各级政府一直以来都是担心过于公开政府信息资讯将会导致民众亢奋暴动，倒是政权不稳，但是，这其实并不是政府不愿做到公开透明决策的真正原因。根源在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真正敢于透明自身的行政，没有真正做过，怎么知道民众会暴动呢？根源也在于政府的相关人员为了隐瞒其贪渎和肮脏的内幕，通过设置障碍来阻止民众究责政府的过失。因此，政府不敢公开信息的原因，追本溯源，还是政府对民众的极端不信任。这在过去也许可以，但是21世纪的信息时代，这样的政府迟早会灰头苦脸的垮台。
第四，加强对政府决策的咨询建议。
长期以来，被诟病为“橡皮图章”的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因为代表们无法做到专职的民意代表，因而其问政精神和公民意识特别淡薄，甚至被政府官员欺侮时也不知道原来问政政府是代表们的权利。因此，在目前制度无法变动的现状下，政府在决策时参考智囊团、咨询公司、公关公司的意见及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参与各种政策措施的讨论，体现其主人翁的地位，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将决策意图、打算和处理结果如实告知公众，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公关正是站在社会与公众的立场上，从公众利益出发看问题,协助和敦促有关部门、领导人进行科学决策，依据公众需求和社会价值及时决策或修正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预定决策目标。从而保证最终的决策能广泛地吸收来自公众的合理化意见和建议，汲取人民的智慧，使决策尽可能地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③]。
最后之陈辞
固然，职业化的公关很重要，但它主要与商业联系在一起，沾染着企业金钱利益的俗气，这与政党、政治、、政府公关有着间然不同的公关思维，因而也就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两套并行不悖的公关系统。而中国的公关人士们一直以来将美国职业化的、商用的公共关系引入国内，使得公众一致认为公共关系是为着企业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导致了公众庸俗化的片面理解以及其后的不规范操作，甚至不择一切手段的进行公关操作。可以说，引入商用的、职业化的公关关系进入中国并使其生根发芽，这与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有关系，而涉及政府方面的公关关系一直阙如依旧。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的营利性组织一直是公共关系的最大用户和最大市场的原因所在。
随着民主意识的逐渐提高，公众越来越感受到了侧重政府方面的公共关系失调的危机，因为我们的企业家们可以将公关玩得出神入化，而政府却依循旧例将公关漠视到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帮助政府完善服务机制，树立亲民、务实的政府形象，以至在国际社会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公共关系责无旁贷。这就为中国本土公共关系理论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关注企业形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政府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将公共关系的策划与管理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总之，在厘清好公共关系侧重的主体与客体，以及琢磨透主客之间互动平台如何搭建从而形成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公关的终极目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再不会连“政府公关”的概念也高不清楚了。
Pegasus
2008年6月26日夜，
于毕业离别时分的悲戚寂寞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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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全报：《公共危机中的消费心理分析》，《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9月第3期。
[②]李力：《政府公关与民主政治建设》，《中共沈阳市党委学报》，2000年第6期。
[③]李力：《政府公关与民主政治建设》，《中共沈阳市党委学报》，2000年第6期。
[④] 程曼丽：《从企业公关到政府公关》，《Private Relationship》杂志，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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