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六一”儿童节，好像还真的搜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记忆来。唯一一次，是小学三年级，也就是14年前的儿童节，那一根一毛钱的冰棍儿，那根一直冰爽到14年后的今天的一根当时最普通的冰棍儿……

    我从小似乎身体不好，很少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娱活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演出需要的“昂贵”的服装。而三年级那年，我破天荒地没有生病，也破天荒地没有因为演出服而在父母面前哭鼻子。那天表演的节目是“月亮船”，我记得很清楚，舞蹈的编排似乎简单了点，比起后来马小花老师的水准是差了相当档次的。那是十来个人（现在想想应该没有这么多人）一组，分成两组，从“舞台”（所谓舞台就是教学楼前面的一片空砖地）的两个角落划出来——我现在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清清楚楚地记起那个动作，十几个人横向站成一排，每个人的右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左手插在腰间，音乐一开始就用以脚尖为轴脚后跟向右移，然后以脚后跟为轴脚尖向右移，这样一边唱队伍一边移动，两个队伍在“舞台”中间会合，然后向另外两个角落划动，这样直到音乐奏完，队伍回到出来的那两个角落。

    那天的服装是月牙白的长袖单夹克，前面是粉红色的“凸”字型口袋，男生是天蓝色的。那套服装我一直穿到小学毕业，当然，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穿到小学毕业，甚至更久。

    以上都不是重点。冰棍儿还没有出现。

    家乡的“六一”正好是杏黄、也正是小麦收割的时节，九十年代中期北方的农村还没有现在这么机械化。家长们一般都是早上四五点钟起床，拿着镰刀到地里去割麦子。下午两点钟左右的时候，大部分家长即使再忙，也会抽空到学校观看“六一”节目。

   那天的天气很热，当然，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冰棍儿。

   其实家长们去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节目，而是表演完节目之后全校的一个颁奖典礼。这才是整个“六一”儿童节的最大看点。

   当然，大部分人是没有奖品的，但仍然会从父母那里得到象征性的零花钱，或者“南阳”、“脆皮”之类（那是我小的时候农村里盛行的一种最昂贵的冰淇淋，一块钱一个。现在的孩子估计听都没有听说过了……）

    而笔者我的父母一般是不会来学校看颁奖典礼，更无所谓什么节目了。所以笔者那天的情绪很放松，而且很兴奋。因为笔者小时候是一个逢奖必拿的好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小时候皮肤很黑，是黑的发亮黑的超级滋润的那一种。虽然很黑但是仍然阻挡不住我满身的光芒——漂亮！小时候的我似乎还是单眼皮，很大很大的眼睛，两根长长的梳到头顶的辫子，扎朵粉红色的花——你可以说很俗，但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会夸我的母亲把我打扮的漂亮。呵呵，扯远了，讲冰棍儿的事。

    我在前文中讲过，那天我的情绪很放松，因为我完全不用担心我的父母在台下看我，而同学的父母，就让他们羡慕去吧！那天的一等奖好像是一个书包，里面一个文具盒，文具盒里有成套的钢笔，尺子等文具。当然，还有奖状。

    领完奖后，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同学堆里，很自然地领受着周围家长的夸赞和同学们充满嫉妒的“奖品大检查”。突然，我听到家长堆里有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居然是母亲，她满头大汗地举着一个一毛钱的冰棍儿，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

    我大喜过望。直接从凳子上跳过去，接过母亲手中的冰棍儿，贪婪地吮吸起来。

    那根冰棍儿的味道我到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带着丝丝甜味儿，牛奶味儿，从舌尖一直冰爽到胃里。那一天是我的节日。因为和我隔了13条代沟的母亲，从来不知道零花钱和零食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儿童是多么必要的虚荣和安慰！我曾经问过母亲在哪里买的那根冰棍儿，并且在长长的暑假里曾经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手里攥着汗津津的一毛钱虔诚地等待着那个卖冰棍儿的大叔从天而降。

    可是我始终没有等到。

    再后来，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的小贩开始绝迹。村里的小卖部门口阔绰地摆起了冰箱，而我，也尝遍了里面各种包装的冰棍儿，还有“南阳”、“脆皮”、以及后来出现的更高级的冰淇淋们。只是很久很久，我都无法忘记那根冰棍儿的滋味，那是一种在其它地方都再没有尝到过的美味。

    长大后，一个偶尔的机会，和一个老同学说起当时的感受，她嘴角撇过一丝轻蔑的笑容：“记得，怎么不记得！那天你得了第一名，你妈才给你买了一根一毛钱的冰棍儿！我们当时都在背后说你妈太小气了呢！”

    我愕然。

    我当时如此地兴奋和知足，以为一根冰棍儿便是天底下最饱满的宠爱，没想到在同学眼里，却成了那天最可笑的一幕。

    我决定把这个秘密永远地用记忆的青藤缠起，小心地珍藏在我最美丽的1995年的那个“六一”儿童节。或许在别人眼里，那一根一毛钱的冰棍儿，是吝啬，是穷迫，而在我眼里，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