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看某些演员演《朱痕记》的时候，把“莫不是死得苦冤魂不散，莫不是魍魉鬼把我来缠？”略去不唱。我猜想可能是这两句词涉及了主人公朱春登的迷信思想，所以被删除了吧。然而这样的处理是不妥的，就是删改者的顾虑也是多余的。因为如果删除了这两句，后面的“朱春登出芦棚用目观看，又只见一轮日未落西山。”两句就没有落实的地方。古人以为惟有夜间才会有鬼出现，现在看到太阳没有下山，当然还不是夜间，眼前的妻子自然也不会是鬼了。这才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猛想起你手中有朱砂一点”。如此戏曲情节的发展才符合逻辑。如果删除了这两句，那么朱春登出门看太阳又是为了什么呢？

    对于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当然要改，但并不等于随便删除即可。也不是说凡是涉及迷信的东西都是不合理的，都是要删除的，这就犯了教条主义。要分清戏里与戏外，要分清现实和虚幻。我们所设计的一切东西包括服饰，动作，念白，唱词都是为了戏曲情节的发展。凡是适合的，就是有用的，不适合的才是需要修改的。戏里的朱春登生于封建社会，有一些迷信思想是很正常的事。若是一味的大谈无鬼论，倒反而令人感到诧异了。以前有《游六殿》，又有《胡迪骂阎罗》，都是属于鬼戏的行列，是不是都属于禁演之列呢？我看未必，现在演出《游六殿》的演员渐渐地多了起来，说明在这些戏中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比如说它其中的一些表演技巧，甚至是它的一些对人的劝戒。周邦彦的词思想境界不高，我们也没有因此而否认他在词的发展中的贡献啊，也没有就此把他的词一抹了事。凡事要用辩证的眼光。以前的那种分类方式是苏联式的，简单地把某个人、某出戏定为某个阶级，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

    演戏，演的是戏，是戏中的人物，那就要追求真实感。比如说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要有那种气度。以前人说杨小楼的霸王是霸王，金少山的霸王不是霸王，还是包公，就是指杨的气度，那种霸气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学会的。金的嗓子虽然好，但有些东西不是光靠嗓子就可以表演出来的。我们以前讲究“高、大、全”形象，似乎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做的都是好事，坏人就永远是坏人，做的一定是坏事。这种想法对于表演艺术来说，恐怕是很有害的。它彻底抹杀了人性的复杂性。当年，谭富英为了《珠帘寨》中有污蔑黄巢起义的唱词，就一直没有演出，其实是很可惜的。那么一出唱念并重的好戏就没有留下什么音像资料。后来听过他学生孙岳演的这出戏，把黄巢改成了“杨滔”。其实我觉得不改也没有什么关系，李克用既然是封建王朝的将领，那么镇压农民起义也是非常正常的。就像岳飞也曾经镇压过好几次农民起义，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去回避这些事情。更何况很多所谓的“农民起义”的所作所为也很难说究竟和“土匪官军”有什么差别！

    回过头来再说戏词。旧社会的演员文化水平不高，有些戏词为了押韵，不免有些不合理的地方，甚至出现生造词，比如说“带过了爷的马能行”之类的水词。对于这些，我们必须要修改，但修改一定要慎重。举一个改得成功的例子：听过裘盛戎先生早年的《铡美案》的录音，其中有几句词是这样的：“我也曾与驸马相过了面皮。我看你左眉高来右眉短，左膀高来右膀底。眉长眉短有儿女，膀高膀低定有前妻。”这几句词就非常地不合理：结了婚的男人就会眉长眉短，膀高膀低了？如果陈世美长得那样，皇帝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包拯堂堂开封府尹，竟然成了江湖相士？正因为这样，裘先生也感到了其中的不合理处，这才改为了现在流行的唱词：“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说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前妻。”这一改之后，不但原来的韵味还在，而且也突出了包拯的聪明和善于观察，刻画了包拯刚正直毅的形象。裘先生的改就是很成功的，现在学这一段的无不按照裘先生的唱法。

    现在有新编的京剧，就有新的戏词；也有把老戏改编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既然是京剧，那么就一定要按照京剧本身的规律来写词和改词，而不要写出那些让演员不能唱，让观众无法听的词来。对于那些编剧，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只要能懂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