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卑微抒情

——从邰筐的诗歌说起

冯  雷

    邰筐的诗歌风格无疑是独特的，他的诗对于当代诗坛来说可算是一个异数。邰筐的诗仍然是抒情的，然而他却并不倚重奇绝、飞腾的想象和形容词的排列组合，而是通过朴素干练的叙写来提炼诗情。显而易见的是，邰筐的诗歌同现实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循这样的思路去评价邰筐的创作则极易落入窠臼，比如着力阐释他的诗与现实、与城市的关系，兼而从叙事性、戏剧化的角度拉扯一些暧昧的历史联系。这样的思考，很难说是出众的。所以，面对邰筐的创作，以及邰筐近年来所受到的诗坛和主流文化的认可，或许我们应当认真的思考一下，究竟邰筐诗歌真正的独特性和局限是什么？邰筐的诗歌之于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一、比真实更可贵的是诚实

    毫无疑问，邰筐诗歌的特点是非常突出和鲜明的。他的诗是源自生活现场的，他的《凌晨三点的歌谣》描写了不同社会身份的下层人在黎明这个特殊时刻的相遇；《纪事》系列记录了都市中司空见惯的拆迁、筑路、堵车和命案调查；《交换》以商品社会的物资流通来反观寻常百姓平凡、寂寞的一生。还有如《雪落在老家的屋顶上》、《城市安全指南》、《一个穷人的羞愧》等，都非常生动地描摹了日常生活场景。然而如果以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来框定邰筐的创作的话，又颇有方枘圆凿之感。他的诗歌的确有很多“记叙”的成分，但他的诗不是为了记录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变化，邰筐的诗忠实地呈现了诗人的内心絮语，所以说他的诗仍旧是抒情的。在《批发市场上空的月亮》和《风穿着自由的衣裳》中，邰筐分别使用了两个意思相近的词，“悲伤”和“忧伤”，这两个词对于进入邰筐的诗歌我想还是比较有效的。邰筐诗歌里涌动的情绪，主调便是淡淡地伤感和慨叹，并且，这种情绪往往随着诗行的推进在末尾生发出来，比如《凌晨三点的歌谣》，又比如“洒水车”系列，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有的评论家称赞邰筐是“冷静”的歌者，诚然邰筐的感情不是激越和亢奋的，可这并不等于冷静，而是生活当中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你可以觉得愤怒，可以觉得委屈，可以觉得讽刺甚至莫名其妙，然而你却什么也改变不了，不可能像北岛一样庄严而决绝地宣告“我不相信”，所以终归不得不平静下来。

    在回答“怎样完成一首诗”时，邰筐说：“公交车上，路上，床上，饭桌上。不请自来的小念头，灵光一闪的好句子，它往往被我随手记在某个小本子上、烟盒上，或餐巾纸上。”[1]这似乎足以说明邰筐创作之勤勉。但假如对诗人丰富而略显曲折的生活经历有些了解的话，或许对这句话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句话与其说明了邰筐的勤奋和多思，不如说它说明邰筐创作之艰难。邰筐首先是一个跑生活养家糊口、为女儿的奶粉钱而奔波的普通人，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一个穷人的羞愧》、《给上帝的信》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所以，在邰筐的诗里，比真实更可贵的，是面对生活的诚实。读邰筐的诗，总是感到尽管被语言的绷带紧紧包裹，可还是从缝隙处悄悄地渗出生活掣肘感的血迹：

终于鼓足了勇气，我要/勇敢地对生活说不/当我清晨再次醒来，我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了，生活再也不能这样了/说完，我翻身下床/穿衣服、小便、洗刷、用早餐、然后机械地锁好房门，义无反顾地/再次投入了火热的生活

                                     （《我要勇敢地对生活说不》）

    或许不少人都曾像诗人一样，在某个晚上决计要斩断从前，而当新的一天到来时，却又不得不陷入重复之中。这首诗显然是反讽的，翻身下床、穿衣服、小便、洗刷、用早餐、锁门这一系列机械、琐碎而卑微的动作，以及“义无反顾”和“火热”这样的形容词，都是对改变生活的决心的嘲弄，无形中展示了生活之不可改变。同样的例子又如《徒步穿越半个城市》，每天从城市的这边走到那边，然后再从那边走回这边，九个路口来回往复，日子也就在这种必修的重复和无聊感中“走成了一个陌生之旅”。

    邰筐的诗里，没有理想和热情，当然这并不是说邰筐的诗是情绪消沉的失败之作，而是说邰筐的诗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特殊情绪，在他的诗里，这比刻写现实更有意义。他的诗里没有壮阔豪迈的抒情，没有小资情调的生活意趣，也没有一个人的战争中那些内心的紧张感，包括他的技巧也说不上多么精湛，这使得邰筐的诗看起来不那么现代，但是他的诗却是诚实的。他对生活角落的嘲弄（《尚都嘉年华》、《我要勇敢地对生活说不》、《全勤奖不是为我设的》），他对道德沦丧的悲叹（《洒水车像什么》、《“还有雨水冲杀不尽的呵——”》《一个乞丐的快乐》），他对社会生态的针砭（《纪事：小区凶杀案》、《城市安全指南》、《一个穷人的羞愧》、《给上帝的信》、《三把钥匙》、《安得广厦千万间》），他对人生道理的参悟（《火葬场》、《墓志铭》、《交换》、《命运》），以及他灵魂的自省（《月亮》、《批发市场上空的月亮》、《被一个名字所照耀》），所有这些，也许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还不甚精美，从情感力度来看还不够昂扬，甚至从社会功用的角度看还不够积极、和谐，但它却是社会历史的真实见证，并且，我们也从中见证了诗人和文学的良心。

二、卑微的伤痛：改革年代的社会情绪

    关于创作，诗人曾总结说，要警惕煽情，要使诗歌在常态生活中焕发出光芒，并要完成从“生活的真实”向“心灵的真实”过渡[2]，这些邰筐基本上都做到了。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诗人还曾说“要通过文字最终找到你的另一个故乡”，我完全相信诗人的文学信仰，可是我却非常怀疑邰筐能否像他的同乡诗人路也一样，寻找、建造起一个“江心洲”，最终找到那个形而上的“故乡”。路也的“江心洲”洋溢着浓浓的飘散在想象和虚无中的幸福感，可是邰筐的曲柳河边、平安路上却总是飘散着市井味儿十足的忧虑、悱愤和不平，并且如前所述，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掣肘又使这些情绪无法得以完全的释放。《尚都嘉年华》、《深夜的口子》、《批发市场上空的月亮》、《“还有雨水冲刷不尽的呵——”》、《落叶上飞驰的秋天》、《曲柳河的秋天》、《给上帝的信》、《全勤奖不是为我设的》、《门锁了吗》、《安得广厦千万间》等好多诗都是如此。邰筐把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分作三辑：城市靠左、乡村靠右、灵魂居中。可实际上，这种三分法却正显示了诗人的尴尬，他既不能在心理和情感上完全融入“城市”，又不可能退回到“乡村”，所谓“灵魂”居中，实际上就是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多数人都会遭逢到的那种内心的进退维谷。我相信诗歌和写作会给邰筐以安慰，可显然他的诗还不足以成为他精神栖息的乌托邦。

    邰筐内心的逡巡和徘徊，在近些年的文学创作中不乏同类。这种情绪，是当前市场化时代，改革深化时期的产物。而邰筐的创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揣度社会情绪的入口。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概念，“改革文学”特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以《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陈奂生上城》等为代表作品，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和表现城市和农村社会变革的作品。而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深化改革、国企转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以“现实主义冲击波”为标志，重又出现了一批主要反映工厂、农村社会变革的作品，并且这股创作潮流一直持续到新世纪，不断有重要的作品引起批评界的注意。某种程度上，邰筐诗歌也是分享了这种时代的光芒。

    但是，同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相比，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书写明显呈现许多新的特点。最为鲜明的便是，理想主义的光辉黯淡了，同样是面对历史的沉疴，却不再有过去那种背水一战的沉着和坚毅。在隆振彪的《卖厂》里，宋师傅把自己的肾卖给私有老板换来资金，却依旧不能挽救酒厂倒闭的命运。在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中，江有礼虽然励精图治，却依然陷入了权力经济的陷阱中。裘山山的《靳师傅的太阳光》里，工人师傅们虽然拒绝了房地产公司对采光权的补偿，但是却不可能摆脱弱势群体的生活阴影。范小青的《科长》不禁让人想起十几年前刘震云的《单位》中小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影响颇大的曹征路的《那儿》，小舅以自己的暴死保全了矿机厂。可是尽管如此，叙述者似乎也没有暗示矿机厂的并购危机将就此过去，工厂和工人们的未来依旧是前途未卜。[3]显见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处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他们倾其所有却仍能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作品中不再有乔光朴式的改革闯将，同样是面对重重困难，作品不再许诺一个富有生机和希望的未来，而是浸透着深深的苍凉感、挫败感和危机感。这些作品中的情绪和感觉与邰筐诗歌里所表现的虽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与小说和诗歌各自的文类特点有着密切而重大的关系），但彼此却是深深相通的。如果说小说家们是在凝练、聚结着市场化、现代化的伤痛，正视“身份、地位”（status）取替了“阶级”属性的社会情势的话，那么邰筐的诗则是把这种伤痛溶解在自己主演现实活幕剧中，使之具体化、个人化、谐趣化了。这种卑微的伤痛是一个时代的情绪，是当前改革时代重要的文学症候。

三、超越现实，更要超越习惯

    诚然，以着力反映改革深化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情绪为特点，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书写受到了评论界乃至社会的关注，并且其中不少作品还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表彰，但是我认为他们并不足以代表当前的文学成就。闻一多先生曾经说：“我并不看轻打铁抬轿的底人格，但我确乎相信他们不是作好诗懂好诗的人。不独他们，便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同他们一样。诗是诗人作的，尤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4]我以为这里所强调的便是文学的美学品格。所以，从文学自身的特性出发，或许我们还应对当前改革题材的创作寄予更多的超越现实、超越习惯的希望。超越现实，不仅仅是指要超越、提炼现实生活，更要超越先前的“文学现实”所形成的写作习惯。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改革文学”所面对的“文学现实”是“文革”经验和“文革”结束之后细数“伤痕”的“反思”。改革文学“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5]。“改革文学”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既对“文革”经验予以了必要的批判，同时又从“伤痕”、“反思”的情感漩涡中挣脱出来，并且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题材上，都开始大胆地预言新的生活，破“伤痕”、“反思”之“旧”，立“改革”向前之“新”，所以“改革文学”超越了过去的“文学现实”，也超越了旧有的“文学习惯”，因而在当时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随着改革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不同程度的展开和深入，文学对于改革的书写也更加深入和自觉。但从惩治贪污腐败和体恤民间疾苦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对于改革这一当前最为重要的政治实践予以坚定的支持，是90年代以来改革文学的基本主题和话语基调。改革与通过“铲除/建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革命不同，是针对具体问题更为耐心，也更为繁琐的渐进式的改造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化工程。而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书写对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所呈现和思考，而对改革工程的合法性却几乎不曾触及。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要从所谓“政治正确”的角度质疑改革，而是说目前的改革书写缺乏对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性经验的必要的批判，缺乏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入梳理（其中或许也应包括对“寻根文学”的研究和反思）。这些不足使得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书写仍旧基本停滞在“卖厂/保厂”二元对立的情景模式之中，纠缠在叙写苦难与可疑的道德优越感的辩驳中，被动地回答时代的问题，而未能超越旧有的文学习惯，像鲁迅那样深入的批判和思考再次缺席了。所以，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书写，一方面毫无保留地同情着弱势群体，召唤着现实矛盾的关注，而另一方面又没能深刻、细致地反思现实矛盾和文化根源，这使得这个时代的抒情动人却失于卑微，真诚却失于空泛。这固然是时代语境的限制，但也是作家自身的限制，难免让人在赞叹之后也感到有些失望。

    关于诗歌，凭心而论，前几年文坛热议的“底层经验”写作和去年的“抗震诗歌”热潮，优秀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这个话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我更偏向于看做是一种时代情绪的共振和爆发。诗人和作家有关怀社会民生的责任和义务，但从文学的内部问题出发，我很难认同真诚的态度便可以取代技巧。尤其对于诗歌，正如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诗人对本民族负有间接义务，而对本民族的语言负有直接义务。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对于邰筐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

    几年前江非针对邰筐的诗歌提出“三个解放”，主要的意思是指应当扩大诗歌的社会容量，从个人的小悲喜、小情调中解脱出来，并且要注意语言的朴素和简洁[6]。这种倡议是近年来诗坛屡屡提及的，不少诗人都表示要慎重地对比喻和形容词。从历史源流上看，也可视为是对80年来以来“纯诗”倾向的反拨。邰筐收录在诗集《凌晨三点的歌谣》里的诗歌应该是近些年来对这种想法的实践，而且也应当承认，这种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诗集里有一些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的自我重复。比如在整体（《一座摩天大厦主要由什么构成》、《月亮》）和局部（《纪事：雨中堵车》、《沂河桥上（一）》、《安得广厦千万间》）上对繁笔的使用，比如对“记叙”的倚重。也许是因为我个人口味的偏好，邰筐作为一位有潜质优秀的诗人，我期望他的表现手法可以更加多样化，视野可以更加开阔，情感可以更加丰富和饱满。或许邰筐对此也有所警觉，在我和邰筐的交流中，他也曾表示“三个解放”现在看来已然不合适宜，必须做出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他的第二部诗集暂时定名为《理想城》，在这新筑的城邦中，是添加了更锐利的批判，还是轻盈与涩重相交织的对理想的追求？改革时代的抒情会如何变化？春回否，寒怎消，请君忍耐看梅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