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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圣经》对读第三课

(2012-01-13 22:26:18)
标签:

孝教父母

永生

杂谈

分类: 论语圣经对读

《论语》《圣经》对读第三课

1“孝为仁之本”与“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论语圣经对读第三课学习材料之一

按:此为论语圣经对读博客微博学习班学习材料,主要分为学习材料与思考讨论题与作业三部分。一般每周发布一次到两次,请大家认真阅读思考,然后把回应与作业提交在此,并积极展开讨论,若内容不便公开请交值周的班长或副班长。所有思考讨论题和作业完成一半即算通过考勤,当然,多多益善。请量力而行,重在质量。连续两次缺勤和累计四次缺勤视为自动退为旁听。

《路加福音》19:17:“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二、孝道篇

1“孝为仁之本”与“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學而》1:2)

 

The philosopher Yu said, "They are few who, being filial and fraternal, are fond of offending against their superiors. There have been none, who, not liking to offend against their superiors, have been fond of stirring up confusion. The superior man bends his attention to what is radical. That being established, all practical courses naturally grow up.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are they not the root of all benevolent actions?"

 

孝——中国人对永生的盼望

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比较好懂,不用多费口舌。其中心意思是孝为仁之本。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许多经典中都有相近的表述:“孝,仁之冕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第7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孝弟者,仁之祖也。”(《管子·戒篇》)“众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礼记•祭义》)后来的儒家也都奉这一思想为圭臬,明末儒家朱舜水就说:“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教人以孝而已。夫岂无他道以言哉?盖以孝之道,大而能周,约而能博,微而能著,积厚而生生不息,足以与天地而无敝也。”(《朱舜水集•孝说》)而在中国民间,最朴素最通俗最深入人心的表达就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可以说,几千年来的中国,从理论到实践,对孝的推崇都无以复加,怎么说都不过分了。那么,在此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是孝弟?特别什么是孝?孝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孝会成为仁之本?这些问题我们许多中国人并没有完全弄清楚。《尔雅·释训》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其实,这都是后起的解释。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孝之初始义有二,一为:尊祖敬宗。孝之初始义二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为什么孔子如此推崇孝?为什么孝道在中国千年风行至今犹劲?这并不完全由于它是中国人的最高德目,而主要因为其中蕴含了中国人对永生的盼望。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了解中国人对生命的看法。儒家认为生命来自于天地,来自于自然,是天地交感的产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序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咸》)“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天地合而万物生焉。”(《礼记·郊特牲》)“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易·说卦》)“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天地之大德曰生” (《易·系辞下》)儒家所理解的人也就带有强烈的自然的倾向,即儒家也认为人是身与心的结合,但更倾向于自然性的身,而非精神性的心。有时候以身来解释心或取代心,有时候直接以身来指整个生命、个人:如“安身立命”、“身家性命”、“明哲保身”、“身体力行”等等成语都表现了这一特征。不是说儒家不讲心,不讲精神,而是说他们将心和精神都身体化、情感化了。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说儒家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灵魂观念,而且可以说几乎整个中国文化都是如此,只有外来的佛教例外,一直到今天,哲学家李泽厚还在谈中国人的情感本体论并且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情本体”是不是中国文化现在和将来应该发展的方向姑且不说,用这一词语来概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世界还是比较准确的。情感完全是现实的、此世的,而且是变化不定的,它与不朽的灵魂是了无干涉的。所以,中国人所理解的生命就是人从出生到死亡所走过的历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中国人对于死后灵魂的存在,只是希望有之但从来没有确信。儒家更是如此,比如荀子,他在谈到祭礼时就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可见,以君子自认的他是不相信死后灵魂存在的,他认为只有小民百姓才会热衷于这类“鬼事”。既然不承认灵魂的永恒存在,那么,中国人又如何来解决永生的问题呢?中国人追求永生之路有二:一是通过子孙的延续,二是通过后代的记忆。冯友兰说:“盖人所生之子孙,即其身体一部之继续存在生活者;故人若有后,即为不死。凡生物皆如此,更无须特别证明。此种不死可名为生物学的不死。再则某人之于某时曾经生于某地,乃宇宙之一固定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磨灭;盖已有之事,无论何人不能使之再为无有。就此方面说,孔子时代之平常人与孔子同为不可磨灭,其差异只在受人知与不受人知。亦犹现在之人,同样生存,而因其受人知之范围大小而有小大人物之分。然而绝不受人知之人物,吾人亦不能谓其不存在。盖受人知与否,与其人之存在与否固无关系也。就此方面说,则人皆不死。不过此等不死,与生物学的不死性质不同,可名为理想的不死,或不朽。”[1]他又指出,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是对于有这种资格与能力的大人物而言的,而“大多数之人皆平庸无特异之处,不能使社会知而记忆之,可知而记忆之者惟其家族与子孙。特别注重丧祭礼,则人人皆得在其子孙之记忆中得受人知之不朽。此儒家所理论化之丧祭礼所应有之涵义也。”[2]第一种方式就是与儒家将生命身体化、情感化、现世化的倾向密切相关的,是儒家最为看重的,也是为中国人所最为接受的。第二种方式则是从尊祖敬宗而来,且与灵魂不朽和鬼神崇拜有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还是第一种寻求永生的方式占上风,第二种方式是对第一种的补充,[3]或者说儒家对第一种方式比较有信心,而对第二种方式更多地希望有之。

 

儒家为什么注重身体与子嗣?

在儒家对婚礼、丧礼、祭礼等礼仪的重视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强烈的身体化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们要把不死之愿望、永生之愿望主要寄托在子孙的延续、血脉的长存上。其实,无论在对礼的言说之中,还是在之外,我们在先秦儒家的诸多论孝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对身体的重视,并将之作为孝的一个重要内容。“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礼记•哀公问》)“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礼记•哀公问》)“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礼记•祭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从全身到敬身到成身,从敬妻到敬身到敬子,都可以看到儒家对身体的重视。身体不只是被看为个人自己的,而是被当作父母之遗体,也就是一代代祖先血脉的存留,而后代的子孙又经由这个身体而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由祖先及自身至子孙,这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生命之链。所以,这个身体具有了神圣性,应当非常谨慎地保全与对待。我们看到,曾子一生中,都是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身体,生怕稍一不慎,有所损伤,直到辞世的那一刻,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所以,他要自己的弟子近前来“启予足,启予手!”就是要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可以无愧于父母的赐予了。我们还看到,早期儒家讲孝,不只是单向的善事父母,而是双向的,上达祖先,下及子孙。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的意义才能够真正彰显出来。繁衍后代,就是使这一血脉继续下去。一个人要是没有子嗣,就会使这个连绵不断的生命链条断裂,所以是最大的不孝。儒家对身体保全的重视进而扩大到动物草木,因为儒家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天地,来自自然。“夫子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对于孝的宗教意义和宗教功能,严复在百年前就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名为教者,必有事天事神及一切生前死后幽杳难知之事,非如其本义所谓,文行忠信授受传习。故中国儒术,其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然则中国固无教乎?曰:有。孝,则中国真教也。百行皆原于此。远之事君则为忠,迩之事长则为悌。充类至义,至于享帝配天;原始要终,至于没宁存顺。盖读《西铭》一篇,而知中国真教,舍孝之一言,固无所属矣。”[4]这些话可谓拨云见日、一语中的。

 

儒家解决了个体生命永生的问题吗?

但是,应该指出,儒家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体生命永生的问题,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生命个体是身体与灵魂的统一体,身体之一部分自然可以通过子孙而延续存留,但灵魂是没法存留到子孙身上的,子孙的生命是独立的,他是相对于自己父辈和祖先的另一个灵魂与身体的统一体、另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血脉的长存也许可能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但不能保证个体生命之永生。谭嗣同早在百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父子之名,则真以为天之所合,卷舌而不敢议。不知天合者,泥于体魄之言也,不见灵魂者也。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仁学》)因此,对于实际上有意识有灵魂的生命个体来说,寄托于血脉的长存,只是一种无可奈何选择,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这并不能真正满足他们对永生之渴望。儒家对此解决方案本身没有足够的信心,没有踏实感。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子思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齐家》扬雄说:“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亡。”(《扬子发言·问神》)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鬼神的存在、生命之永恒,实在不太当真,但又勉力以为。大儒尚且如此,那么普通中国人,在面对个体生命之终结时,更是会表现出情不自禁的哀伤和发自心底的绝望。所以,在儒家仪式为主体的葬礼上,需要杂合佛道的内容来超度死者的灵魂和抚慰生人的忧伤。在中国人的葬礼上,常常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特征。梁家麟先生说:“拥有相当程度宗教功能的儒教,由于在教义上缺少牢固的超自然因素,也无法在礼仪上确立贯通神圣与世俗二界的手段,故始终不曾成为真正的宗教,亦未能满足人们所有的宗教渴求。譬如对丧葬的处理,儒家无疑对丧事的每个环节(从哭祭、入殓、下葬一直到移魂入家庙祭祀)都有一定的节制,但人子对亲人的哀思,尤其对死者去处的悬念,却无法藉儒家理论而得安顿;故佛道的天堂与地狱之说、民间的风水经谶等习俗,仍广泛地流传,即身为儒者亦难以免俗。”[5]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比较普遍,我在南方乡下也亲自体验过:普通乡民家里若有老人故去,往往都要找风水先生来择定下葬日,时间视死者的年龄、地位、声望而定,一般年龄越长、地位越高、声望越显者,其遗体停放的时间越长。坟地则往往都是在活着时早就选好了的。还要请和尚来念经,请道士来做道场。老人本人对子女在自己日后的丧事上是否会这样做也非常看重,将之视为生命的最后一个愿望,子女也认为这无论如何是他们应该做到的。没有这些死者就难以瞑目,生者也会终身不安,邻里也会觉得大逆不道或不可思议。

 

还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是:中国人在丧礼上要请戏班子和乐队唱戏唱曲,这些节目占据的时间往往比丧礼的主体长,而在内容上与表达哀思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丧事中演出的戏以逗笑的居多,格调不甚高;而歌舞表演则五花八门,有民间小调、流行歌曲,还有革命歌曲;不止是演员在在唱,死者亲属也唱,有的孝子丧礼期间还在灵台前高唱《智取威虎山》、《浏阳河》之类的现代京剧和歌曲,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也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平时讳言死亡,千方百计淡化死亡,遗忘死亡,而实在必须面对死亡时,又掩饰死亡,美化死亡,把死人带回生者的世界,把死亡看作一个生活事件,于是,丧礼成为了中国人一生中最隆重的表演。一般来说,中国人一生之中有三次大的表演机会,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结婚的时候,第三次是死亡的时候。第一次是本色演出,自己不知道也欣赏不了;第二次慎重演出,自己铆足了劲,可观众主要是父母和亲友;第三次是盛装演出,本来是既想当演员又想当观众的,可惜实际上没有这个可能,就只好由孝子贤孙来代劳了。他们的倾情演出是给活着的世界中活着的人看的,是要在活人面前撑面子、捞面子,当然,他们也希望亡者的灵魂能够看到。所以,在赵本山主演的电影《落叶归根》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者在生前为自己举行丧礼的滑稽场面。这位老者就是想在生前享受自己在死后的哀荣。他的主意高,实在是高。但遗憾的是,这并非真正的死亡,也并非真正的情感表露。人无法真正享受自己的死亡之乐,而在人对死亡的掩饰美化中,死亡的真正意义被忽略了。正如郭于华先生说:“丧葬礼是针对死亡事件的一种仪式,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操作过程。实施和参与仪式的人们如同在进行一场表演,他们专注于仪式的各种程序甚至是每一个细节,要求按照传统的方式做得准确,不走样。也就是说,人们在实施传统仪礼时,最为注重的是‘如何去做’,而不是‘其意义如何’。追寻行动的意义是局外人和研究者的事。”[6]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1-3)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enjoy long life on the earth.' (Ephesians6:1-3)

 

 

孝敬的根据在哪里?

在基督教信仰中,对孝敬父母也非常重视。在神通过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中就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诫命,而且将这条诫命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十诫》第一至第四条是关于怎样对待神的,第五至第十条是关于怎样对待人的。而后者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关于孝敬父母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申命记》5:16)在摩西从西乃山上带回的石板上,这第五条诫命是与前四条诫命同刻在一块石板上的,也就是说,是刻在关于神的诫命的石板上。由此可以看出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在基督教信仰中,父母被当作了神在家庭中的代表,孝敬和顺从父母也与敬畏神相关,所以,得到了特别的强调。这条诫命在新约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与诠释:“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1-2)这里特别指出,孝敬父母是惟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他关于人与人关系的诫命,都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的,只有这一条是用肯定形式表达的,并且应许了如果遵守,就使你在尘世生活的日子得着诸多的福气,延年益寿。马丁·路德解释道:“在头三条诫的卓越行为之后,再没有什么行为是比服侍尊长更好的了。因这缘故不顺服就比杀人、不贞、偷窃、欺骗和它们所包括的坏事罪更大了。”[7]在旧约《箴言》中有许多关于孝敬和顺从父母的训言:“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作‘指教’),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1:8—9)“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箴言》4:1-3)“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箴言》6:20-21)在新约中,也有许多对儿女的明确教导,有吩咐儿女听从父母:“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歌罗西书》3:20)有叮嘱儿女报答亲恩:“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提摩太前书》5:4)耶稣基督著名的“十架七言”中也有两句是关于母子关系的。他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念着母亲日后的生活。这也为人们树立了孝敬父母的榜样。这些与儒家的尊重孝道是非常相近的。

 

真正永生如何实现?

与儒家对永生渴望的虚假安慰不同,《圣经》给这一人类共同的渴望以确切的保证和真实的途径。首先,《圣经》是从神人关系来看待人,确立人的。人不是自然絪缊变化的产物,而是神精心创造的作品。神创造了日月星辰、树木花草、虫鱼鸟兽,最后创造了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记》2:7)身体和灵魂组成一个完全的人。身体是人的外形部分,是人灵魂的居所,是灵魂的帐篷或外衣。灵魂是身体生命的源头,是人生的命脉。说人身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主要是就此世而言的,即人在尘世的现实生活中,是以身体与灵魂统一的形式出现的。但人的身体与灵魂又具有可分性,人的身体是可朽坏的,而人的灵魂是不朽的,不灭的。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来源,也有各自不同的归宿。“都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传道书》3:20-21)我们所说的死亡是指身体的死亡,意思就是灵魂离开了身体。旧约中叙说先知以利亚救活寡妇的孩子是这样的:“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列王记上17:21-22》新约中叙述耶稣叫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也很相近:“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路加福音》8:54-55)保罗这样来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哥林多后书》5:1-4)彼得也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后书》1:13-14)彼得在这里把身体当作了帐篷,是作为灵魂的“我”所暂时寄居的。

《圣经》从神人关系来看人,也是从神人关系来看人的死亡与永生。人的死亡是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导致了神人关系的破裂,所以,公义的神要给他们的惩罚。“你必汗流满面才的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因为亚当、夏娃是人类的代表,所以这一惩罚也归到了他们的后代子孙身上。“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5:12)可见,死亡是由人的犯罪带来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23)人类的罪破坏了神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神掩面不顾人类,使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在基督教信仰中,死亡问题之根本是一个罪的问题。神是公义的,圣洁的,又是慈爱的,怜悯的。神的公义与圣洁不能容忍罪、不能不审判罪,而神的慈爱与怜悯又不能不救罪人。需要有一种行为既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又要能够彰显神的慈爱。人的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不能除掉罪,不能抵罪所应当承受的惩罚,不能平息神的公义的愤怒,只有神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才能有此功效。“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10:12)“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神的忿怒。”(《罗马书》5:9)

神已经为了人类做了该做的一切,即用神儿子的死来让人类与自己重新和好;对于人类而言,所要做的就是对耶稣基督的认信,对耶稣基督生死复活的认信。这是人类得救、人类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惟一途径。“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2-2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当然,人的认信不是凭自己,乃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

总之,在《圣经》中,死亡的问题、永生的问题与罪的问题相关,也就是人根本得救的问题,是靠因信称义来解决的,而不是像儒家那样靠血脉长存、血缘绵延来解决,或者靠子孙后代的祭祀怀念来实现。所以在《圣经》中,孝敬父母的本体论根源并不在于追求永生,而在于遵从上帝。当然,这二者并非绝不能通融,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与神父陆征祥饱含深情地说:“若神恩准,我希望有一天能按照孝道带着极深的敬重而描述人类史上最可关注的事实(即耶稣的来临)。我将试图向我的同工和朋友描述耶稣基督的启示和救赎在我看来是怎样的。救赎是诸道之会聚点,是孩子们和大人们的孝直达于神圣孝道的独一无二的点。这孝道耶稣基督也已向我们显明,并给了我们权柄会行此孝道,它将人类与在天之父重新连合起来。”[8]

 

第三课思考讨论题

一、谈谈对儒家生命观的认识,特别是其中的“身”“心”关系。

二、中国人孝的根据在哪里?中国人对永生的追求主要几种方式?

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自何处?请解释其意思并说明为什么?

四、圣经中是如何定义人、看待人的?

五、基督教信仰中,孝的根据在哪里?与儒家有何相同与不同?

 

作业题

一、你认为儒家解决了永生问题了吗?为什么?这个问题在基督教中是如何解决的?

二、能够把儒家孝道与基督教孝教父母结合起来运用到今天生活中吗?你认为应该如何结合?怎样才算结合?作为一个基督徒,对父母最大的孝是什么?

三、儒家是宗教吗?严复的观点如何?你认同吗?

 

 



[1] 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第226页。

[2] 同上。

[3] 如在一个人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过继、收养、招赘婿等等方式来使自己的姓氏延续。这样,祖先的血脉虽然断了,但祖先的香火没有断,这样,永生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看到中国人对过继、收养、招赘婿等形式还是非常看重,非常认真的。明代嘉靖皇帝就是坚持要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父”而遭到群臣的异常坚决的反对,他们跪在廷前大哭不已,以致于嘉靖皇帝不得不施以廷杖来制止,造成多名大臣死伤。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案”。可见,这些形式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非同小可的事。当然,这毕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要有一丝可能,中国人还是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子女。就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愿望仍然十分强烈。试管婴儿非常之多,远远超过其发源地欧美,有的地方仅一个医院,一年就有千例以上的试管婴儿。而做DNA亲子鉴定,也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现实关切。不少家庭由于鉴定的结果而分崩离析。

[4] 严复:《支那教案论按语四》(北京:《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

[5] 邢福增、梁家麟:《中国祭祖问题》(香港:建道神学院,1997),第153页。

[6]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84页。

[7] 马丁·路德:“论善功”,《路德选集》(上册),徐庆誉、汤清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6年五版,第74页。路德对十诫的划分遵照的是天主教的传统,与今人略有不同,即将前二条看为一条,最后一条看为两条。因此,“当孝敬父母”一条就成为第四条。

[8] 转引自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5-176页,周伟驰中译,雷立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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