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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不能隔绝自己的文明历史

2017-03-21 12:32:00评论 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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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久与古老,既是一种深远强大的根基,更是一种举步维艰的重负。

       2000多年前,西汉王朝中期的汉武帝时期,抛弃了中国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600年左右奠定的强大的社会意识多元化传统,遏制百家,选择了一家思想“独尊”的道路。从那时起,统一强势的中国文明的蓬勃洪流,由思想专制而导致的创造力衰减开始出现,并进入了日渐全面衰减的历史过程。这种衰减趋势,持续到宋代已经开始僵化,到明清两代则已经开始腐朽了。

       这是遥远的中国古典社会在曾经的历史大转折时期所作出的错误选择所带来的历史后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所无法决定的。但是,它终究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历史失误。沉重的历史后果,必须由中国民族的后裔来承担。这是民族历史责任的无代次性,我们无法回避。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中国文明的现在进行时;中华民族的历史光荣属于我们,历史责任自然也属于我们。

       如果说,这还是一种遥远而间接的历史责任。

       那么,近代史以来的历史失误,则已经是比较直接的历史责任了。

       15世纪的西方世界已经开始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迈向新的工业文明时,中国文明已经被持续衰减的历史浸渍成一坛肥美的古老肉了。当1840年西方列强鼓起的战争风暴来临时,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文明已经丧失了对新世界的理解力,已经变得只能以割地求和为生存手段了。剧烈的变化,国家的衰朽,激发了人民自救的社会大潮。将近两百年中,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连绵卷来的各种历史漩涡中挣扎。我们力图摆脱2000年以来累积的沉重历史包袱,我们力图轻装上阵,我们力图重新开始,我们力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激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图存与共和革命两大历史洪流。

       中国民族终究没有彻底倒下,我们终究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

       血战突围,毕竟难以冷静审视一切。在社会精神领域,这两大历史洪流以很难避免的简单化与政治化方式,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几乎是硬生生地将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需求与中国文明历史的传承切割开来。无论是“五·四”运动时期自发的社会思想大潮,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自觉的国家意识,我们对中国5000年历史所锤炼出的文明根基,都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全盘性否定,而是一概地作为“封建残余”,一概的作为“孔家店”,一概的作为“四旧”,一概的作为“封资修”,彻底“打到”了,彻底抛弃了。两柄大斧,似乎砍断了缠住我们双手双脚的枯藤,我们终于可以相对轻松地战斗了。我们曾经满怀信心,因为我们相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就是说,近两百年以来,中国民族曾经两次与自己的历史隔绝。

       之后的现实状况是,这张社会“白纸”,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30余年的新时期里,迅速地变成了色彩斑斓危机四伏的文明沼泽地。虽然,历史地看问题,我们无由谴责曾经的血战突围、曾经的革命大潮中发生的悲剧性失误。但是,我们可以认真接受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承担先辈的历史失误带来的消极的、恶性的历史后果,并且努力寻求真正的文明发展道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而言,没有将国家决策层与人民大众区别开来的可能,也没有因代次久远而产生责任豁免的可能。

       任何时代的国家历史抉择,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产物,在本质上都是我们民族整体在当时的历史抉择。作为人民的一员,作为这个民族的后裔,我们既有权利获得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利益,我们也有义务承担这种抉择有可能带来的深重历史灾难。在文明史面前,任何人以“人民一员”自居,或以绝对真理自居,热衷扮演绝对正确者的角色,隔绝历史的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拒绝承担历史后果,进而走向自外于民族文明的道路,都是虚无主义的浅薄与轻率。

       当代德国人,为曾经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而深重忏悔,并获得了全世界普遍地理解。这种历史精神的内涵何在,正在于承载日耳曼民族文明历史的德国国民们的文明整体意识,在于历史责任的无代次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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