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坦承“《大秦帝国》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放在世界范围内，这句话该如何理解？是否可能通过这部作品而实现我们的文明话语权？

孙皓晖：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流学界能够对世界清楚地说出自己国家文明的基本方面，源流演变、发展阶段、时代定位、民族生存经验等。这种基本方面，不是以往我们依据西方理念所确定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划分，而是我们文明的源头性质、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政治文明传统等等最底色的东西。

譬如，中国政治文明的深远传统是什么？我们说不清。

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是“尚一”。中国人历来认为，多头政治必然导致混乱，龙多了主旱，治权分散导致国家孱弱。在疆域辽阔族群众多的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历来是统一文明的最大威胁。为此，“尚一”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根基价值观。在这种久远的传统之下，照搬西方民主制，肯定翻船；而政治不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也肯定不符合历史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探寻建立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独特的新时代的政治文明。完成政治文明的变革，是中国文明再度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核心，它需要种种历史条件的成熟，尤其是国民素质的普遍大提升。任何急于求成，都是有害的。

可是，我们总是说不清这些基本道理。

　　世界每个国家，尤其是创造了成熟文明体系的大国，都对自己的文明史，对重大历史人物，有相对清楚的研究定位；自己的文明是什么，为什么，都有普遍的为社会所接受的文明史研究的经典论著。这就是文明话语权。

只有我们的历史研究，只沉溺在传统的考据中，深度的文明研究极其缺乏。对文明史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定位定性，更是混乱不堪。这不是主张一律化，而是在最基本问题上的价值观。粮食问题很重要，我们可以有一万种说法吗？如果有人硬说它不重要，或未必重要，这不是百家争鸣，而是智商有问题。

《大秦帝国》的基本价值，是对中国文明正源的生成做出了历史展现，对中国文明史最为重要而又最被扭曲的一个时代，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恢复了历史的真相。虽然她不是理论研究的成果，但她提出了文明史上的基本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