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古籍辑佚历史悠久，但是辑佚问题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把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总结则始于本世纪初，把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探讨和学科构建，则是近十余年间的事情。辑佚学研究恰好与20世纪相伴而生，历时百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已基本形成，是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世纪之末，我们来回眸其过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状况，以呼唤21世纪辑佚学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近百年的辑佚学研究可相对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发轫时期——清末的最后十年间，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二是创始时期——民国年间，主要使三四十年代，辑佚现象开始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三是叙介时期——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的36年间，由于“文革”十年是一片空白，故又可相对分为“文革”前17年（1950-66年）和“文革”后9年（1977-85年）；四是理性探讨时期——1986年以来的十几年间。限于笔者知见，疏漏乖误之处，自有方家补正。

一、发端时期的研究状况

     （一）发轫时期的基本状况

    从清末的最后十年——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发轫时期。古籍辑佚的历史虽然悠久，但至清乾隆以来方开始繁兴并走向鼎盛。纵观整个清代，古籍辑佚这一古老的文献活动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开始逐渐繁兴，辑佚的方法日渐精密，影响日渐广大，意识不断强化，至嘉道时期达到鼎盛，几成一时之显学，直至清末流风不绝，为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了数以千计的辑本文献。而对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和总结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

清人辑佚的文献成就虽高，辑佚的工作方法虽密，辑佚的文化影响虽大，然而他们的辑佚活动只是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只是通过辑佚文献的前言、叙跋、凡例来总结自己的辑佚工作，或说明自己辑佚的目的、原则方法、佚书流传、前人辑本优劣、取资依据等，这些虽然可以反映清人的辑佚思想和方法，但还算不上是主观意识明确的辑佚学研究。当时辑佚的实践者虽多而研究者鲜有，对辑佚学的主动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到系统性和理论性意义上的研究了。直到20世纪初的季清时期，主动性的辑佚学研究才初露端倪，其标志就是经学家皮锡瑞在晚年所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在总结清代经学的繁兴时提出了“此（辑佚）学”、“辑古佚书派”的概念，其次是文献学家叶德辉在宣统三年（1911）刊行的《书林清话》中明确地辨证了“辑佚起源”的问题。虽然皮锡瑞的论题阐述还不甚清晰，叶德辉的研究还极其微弱，但二者确属真正意义上的辑佚学研究。现代的辑佚学研究就是在这两个湖南人极其微弱的声音中艰难地启动了，正是这不甚清晰的阐释和极其微弱的研究揭开了现代辑佚学研究毫无色彩的扉页。

正是因为二者研究声响的微弱和论题阐述的不够精确，我们才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辑佚研究的发轫时期。皮、叶二人的研究，与后民国间研究者的情怀不同，皮氏主要是对传统经学倾心，叶氏则主要是对古籍文献的迷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同时关注到辑佚的问题，只能说是对辑佚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是学术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二）皮锡瑞两个概念的提出

    皮锡瑞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崇尚西汉今文《尚书》大师伏生，遂自署室号“师伏堂”。著有《五经通论》5卷，《今文尚书考证》30卷，《史记引尚书考》6卷等。“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建，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首）皮氏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此（辑佚）学、辑古佚书（学）派：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至国朝而此（辑佚）学极盛。(《十、经学复盛时代》，1959年中华书局校注本330页)

王应麟辑《三家诗(考)》与郑(玄)《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学）派。(同上，300页)

皮氏把辑佚与校勘、训诂这两门古老的学科等同视之，而且认为在清代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辑佚书学派，也提出了“此学”即辑佚学的概念。由于皮氏称辑佚为“此学”，作为相对独立于校勘学、训诂学的“辑佚学”概念从此即产生了，尽管皮氏对“此学”并未加以阐释和限定，其主观认识也未必清晰，如今看来其“辑佚学”所指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文献现象，其含义和特指还有别于今天“辑佚学”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但其意义在于这种思想观点和概念的使用是前所未有的。他对后来研究辑佚者的启发却是极大的，是辑佚从被视作一种简单的文献活动，到被认为是一门有别于其他文献活动(如校勘、训诂等)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步，功不可没。

     （三）叶德辉对“起源”的探讨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湖南长沙人。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处决。叶氏家富，嗜藏书，喜刻书，研究版本目录之学颇有成就。其《树林清话》（著于清末，1911年刊行）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影响较大。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及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王鸣盛都认为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1223－1296)，影响甚大。叶氏根据北宋黄伯思（1079－1118)《东观余论·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相鹤经》）今完书遗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靖陈尊师（陈景元，1025－1094)所书即此也”的记载，在《书林清话》卷八中专撰〈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一篇，明确指出：

据此，辑佚之书当以此《（相鹤）经》为鼻祖……虽不知真靖书如何，要之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

这一观点受到文献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辑佚起源问题的讨论，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至今方兴未艾，研究愈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