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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6《收获》微信 2014-5《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 颜歌:三一茶会

(2014-09-18 12: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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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140916《收获》微信 <wbr>2014-5《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wbr>| <wbr>颜歌:三一茶会

20140916《收获》微信截图

20140916《收获》微信 <wbr>2014-5《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wbr>| <wbr>颜歌:三一茶会


2014年第5期《收获》
20140916《收获》微信 <wbr>2014-5《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wbr>| <wbr>颜歌:三一茶会

2014-5《收获》选读  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 颜歌:三一茶会

 

【作家简介】颜歌,本名戴月行,成都郫县人,生于198412月。现边写作边攻读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获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主要作品《关河》《良辰》《桃乐镇的春天》《五月女王》等。小说《段逸兴的一家》(即《我们家》)荣获第11届华语传媒文学奖新人奖。

 

【作家与《收获》】2012年第5期,长篇《段逸兴的一家》;2014年第5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三一茶会》。

  

张崇德顺着宝生巷一路找帽子,从一家铺子找到了另一家。都快把一条巷子走穿了,他这才看见有两个小娃娃在路边上,提着一顶毛毡帽当球耍。“娃娃!娃娃!不要耍!那是我的帽子!”张大爷脱口而出,眼未定而声先至。两个娃娃吓了一跳,停下来,盯鼓鼓地四只眼睛看着张大爷,帽子“啪”的一声掉到地上。

  张大爷匆匆地赶过去,把帽子捡起来,一边拍,一边看:可不正是自己的帽子!

  他又再拍了两下,把上头的灰都拍掉了才把帽子戴回了自己的头上。顿时,一股暖流从顶门涌下丹田。

  正像是练成了一门神功,张大爷腰也不痛了,心也不慌了。戴着帽子他打了转身,安安心心地顺着巷子往回走,走到北街老城门,转个右手,走到了顺江茶园的门口。

  雨水刚刚过,茶园门前的三棵杏花树正开得风姿绰约,街道上走过的路过的都忍不住停下来,看一看,拍拍照,和它们亲近亲近。张大爷也站下来了,看着树下熙熙攘攘的都是粉白白的年轻脸孔,竟没有一张熟识的,正是:杏花有意寄春风,韶光却难留故人。

  也就是刚刚过了一个春节,茶会的老熟人就又去了一个:去年底的冬天太冷了,大寒还没到,街上就冷得狗都不见一只。茶会停了三回——这期间,岷阳小学的退休老教师周达秀在自己屋里发了脑梗塞,七十九岁的年纪,说没就没了。

  等到终于冷过了,春也立了,花也慢慢开了,茶会才又恢复了。大家坐在桌子上,每个人抱着自己的茶盅,说起老周,没有一个不唏嘘。余清慧说:“各位老大哥,老大姐,我给你们提个醒,冬天啊,再冷,也不要在家里烧取暖器。烧着个取暖器,窗子又不开,谁也遭不住!”

张崇德忍不住又把脑门顶上的帽子按了一按,顶着一股暖意,抬起步子,穿过杏花树下,走进了茶园里面。

  因为找帽子耽误了时间,他一走进去就发现其他人都已经到了:陈艾和谢书琴两口子,肖传书,还有余清慧。这几个人正在说话,谢书琴第一个看见了他,赶紧站起来,“张老师!张老师来了!我们正在说,今天张老师总不会不来了吧?”

  一桌人都站了起来,要给他让位子。张崇德抱起两只手来给老朋友们作揖,一边走,一边说:“唉呀!客气!客气了!我刚刚只是路上有点事耽误了,不会不来,不会不来。每个月的一号,十一号,二十一号,我们这三一茶会啊我是雷打不动肯定参加的!哎,大家,你们坐,快坐!”

  他走到肖传书边上坐下来,隔着桌子斜对着余清慧,另一边是陈艾两口子。

  陈艾转过头去找服务员,“小妹,麻烦过来加点热水!”

  谢书琴张罗着从包里拿出一袋子茶叶,“来,张老师,你的茶盅呢?我给你弄点茶叶。”

  “我上午的茶还有,不麻烦不麻烦,加点水就可以了。”张崇德把茶盅放在桌子上,扭开盖子。

  “老张你气色不错啊,最近睡眠还好吗,又写了什么新文章?”肖传书问他。

  余清慧跟他点了一点头。

  一圈招呼打了,寒暄了,热水也加了,茶费也付了,肖传书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一则好消息。

  “来,各位,”他递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次我发表在《锦城诗刊》上的那篇文章又被摘选了,才收到的通知。”

  其他人就击鼓传花般一个个看了,张崇德是第一个。他抖开信纸,是一份两页的通知,通红的抬头写着:中国二十一世纪散文大观委员会。

  “恭喜!恭喜!肖老弟最近势头很猛啊。”他对老肖说。

  “咳!”肖传书赶紧摆摆手,“老张你又拿我开玩笑,我一个退休老儿,随便写点消磨时间罢了。”

  其他人也看了这封公文,纷纷说了贺喜。肖传书就把信庄而重之地叠回去,放回了口袋里。

  陈艾也有重要消息宣布,“各位,我那本小册子终于印出来,今天拿了几本,给大家消遣消遣。”

  谢书琴就从包里把陈艾的书拿了出来,这倒是比那封信有分量得多。张崇德捏在手里掂了掂,至少有一两重。书封绿底红花,正是平乐镇上杜鹃花开的时候陈艾的一张摄影作品,字也是他题的:鹃城春晓。

  这是陈艾出的第二本书了。第一本是散文集子,这一本就是纯诗集。张崇德翻开第一首诗,正是陈艾前不久才写的,题目是:《庚寅年春节游清溪公园》。

 

炮竹惊春到平乐,

清溪公园百花开。

  柔枝初现鸭头绿,

梨蕊微吐羊脂白。

  孙伢咿咿学走步,

儿男款款敞心怀。

  家中父母多牵望,

总盼新年佳节来。

 

他一边念了一回,一边说:“一个鸭头绿,一个羊脂白,这颜色活了。不俗!不俗!”

  “你们老大过年回来了?还是老二回来了?”余清慧问。

  “哪回得来呀!”谢书琴叹着气,“翰飞算是在美国扎根了,骏德他们公司在新西兰的项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我们老两口只有自己凑合把这个年过了,唉!”

  “挺好!挺好!”肖传书挥着手里的书,“老陈这首诗写得规整!不错,不错!”

  张崇德就抬起脑袋看了余清慧一眼,发现余清慧也在看他——正儿八经的,这两个人才是自己凑合着过年的。

  

  余清慧绕着屋子里转了三转,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老光眼镜。“真奇怪!”她嘴里念念叨叨,“刚刚看书还在啊,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她走到卧房里,在枕头边上摸了一圈,又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找了;回到客厅,把茶几上的杂志和报纸一样样拿起来了再放回去;把冰箱门也开了,探头在里面看了一回;最后,她甚至走到邱仕洪生前的卧房里去,埋下身往床底下看——满地的灰滚成了一团团的棉花絮。她“啊呀”了一声,抬起头来,赶紧走了,把门“砰”地一关。

  余清慧觉得脑门都热了,就从口袋里掏出手巾来抹汗,这一抹才发现脸上有个东西正挡手——她一把拿下来:可不正是自己的眼镜!

  她一下子也找不到人来说这个笑话,就自己站着哈哈笑了一回,一边笑,一边走回卧房去,坐在书桌上,继续改一首新写的诗。

  白底绿格子的稿笺纸上誊着余清慧上个月写的新诗——她已经改了两次,但觉得还需要一些打磨:

 

相逢在夕阳下——致老年朋友

我们相逢在夕阳下

迎着灿烂的晚霞

绽放会心的笑容

捧出未泯灭的童心

  

我们把美好的希望

寄托给明天的朝阳

 

她戴着眼镜,端着稿纸,又把这首诗读了两遍,想了又想。她拿起笔来,把“迎着”改成了“披着”,又把“笑容”换作了“微笑”。

  “嗯。”她点着头把纸放回了桌子上。“看张老师觉得这首诗怎么样。”她心想。

  正对着她的那扇窗子外面,隔壁楼三楼上的媳妇穿着一条粉红色的棉睡裙站在阳台,支着晾衣杆取腊肉。余清慧眼睛里装着这俏媳妇,心里却想着茶会的师友们,有道是:东君才送暖风来,枝上梅心一点开。

  本来,一畦的青菜萝卜只是绿的绿,白的白,也进不了哪个人的心间——还是去年国庆节后一次茶会的时候,余清慧和谢书琴一起去解手。谢书琴膝盖不好了,每次上厕所都是考验,蹲下去和站起身来都要人来扶。余清慧先解完了,洗了手,憋着一口气走过去拉谢书琴起来,她却还有心说闲话,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哎,清慧,我今天看张老师啊,发现他长得真像一个人。”

  “哪个?”余清慧问。

  “唉呀!”谢书琴从茅厕上走下来,一边理衣裳,一边说,“你看他长得像不像巴金?”

  等回到茶桌子上,余清慧就多看了张崇德两眼:他脑门宽,下巴方,一张脸真长得有几分像巴金。她还在琢磨,谢书琴就笑眯眯地跟其他人宣布了这个发现:“我发现张老师长得很像巴金啊!”

  一桌子人都轰动了,把张崇德左右上下看了一转。张崇德不好意思得很,把帽子压了又压:“哎呀!哎呀!这不能乱说!我哪能长得像巴老啊!”

  那次以后,有一天,余清慧在家里打扫卫生。她一眼瞟到书架上,正好看到那一本《家》,忍不住把这本书抽出来,走到沙发前坐下了,戴上眼镜又来翻一翻。

  她一翻就翻到最后那几页,觉慧正跟觉新和觉民告别了,要离开家到上海去。快要五十年了,余清慧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岁时第一次读到这里,流下了许多眼泪:

船开始动了。它慢慢地从岸边退去。它在转弯。岸上的人影渐渐地变小,忽然一转眼就完全不见了。觉慧立在船头,眼睛里还留着他们的影子,仿佛他们还在向他招手。他觉得眼光有点模糊,便伸手揩了一下眼睛。然而等他取下手来,他们的影子已经找不到了。

  他们,他的哥哥和他的两个朋友就这样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先前的一切仿佛是一场梦。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他的眼睛所触到的,只是一片清莹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树影。三个舟子在那里一面摇橹,一面唱山歌。

  一种新的感情渐渐地抓住了他,他不知道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但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

新的一切正在生长——她还记得自己想了三四个晚上,想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但终于是妇人心肠,舍不下邱仕洪和他们的老大。五十年了,这些她当时舍不得的人都不在了。余清慧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握着书,想了一回这几件事情,站起来,走回到了写字台边去写诗。

  从那以后,她就对张崇德多了几分关注,有时候他先来了,她就坐到他边上去,一边坐下来,一边问他:“张老师,这几天又写了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秋天渐渐更凉了,立冬之前,张崇德完成了一篇散文,文章不长,被他誊在三张稿笺纸上,揣到茶会来读给朋友们听。

  “怀念夏荷,”余清慧听张崇德一字一顿地念,用的还是普通话,“便步走到清溪公园,发现池里的荷花已谢,一望凋零。不由怀念起荷花在夏日的繁盛……”

  过了一会,她和谢书琴去上厕所。谢书琴走一走,忽然扑哧笑了一声。余清慧转头看她一眼,发现她也在看自己。“清慧,”谢书琴问,“你听张老师念那篇文章,有什么感想啊?”

  “写得很好啊,很生动,有感情,语言和句子也很有些别致。”余清慧说。

  “你说这梧桐叶子都落了,他没事写什么荷花?”谢书琴挽着她问。

  余清慧什么都没说,她又接着问:“张老师是不是知道的啊,你以前的名字叫青荷?”

  余清慧的本名改了几十年了,不过东街上的老街坊还是知道的。她家里本来有两姐妹,姐姐是梅花,妹妹是荷花,要从冬天一直开到夏天。解放战争期间,红梅跟丈夫去了山东,只剩下了书信消息;留下的这青荷却又嫌自己的名字太落后,硬要改。和丈夫邱仕洪说了几次,终于去派出所办了手续:最俗气的“荷”是打死也不能要的,改了“慧”字,“青”呢,也太普通,就加了三点水,改成“清”,于是户口本和身份证上,余青荷就成了余清慧。刚开始,大家都觉得稀奇又拗口,喊她还是喊“青荷”,余清慧就一次次地去纠正。慢慢地,大家就习惯了,“清慧”“清慧”地喊起来,喊得东街上的花香尽散了。

  好多年了,张崇德的一篇文章,谢书琴的一个问题,居然使得余清慧的心里咯噔地一下。她重新拿了一张稿笺纸,把要改的地方改了,又把《相逢在夕阳下》抄了一遍上去,只觉得一股淡淡的香气已飘在了空中。

  

  一大清早,张崇德从东街外往十字路口走,觉得今天路上的人特别多。他算一算日子,才发现马上就是大端阳了。“就这几天,这帽子还是该取了。”他摸了摸头顶,心想。

  正是如此,天气不知不觉地热了,地面上腾腾起来了一阵湿毒,路边上就卖起了黄桷兰、盐鸭蛋、艾草还有菖蒲。隔着街迎着走来了两排花红柳绿的腰鼓队,里面也都是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一边打鼓一边敲锣,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有人举了一个红底黄字的大牌子,走在队伍正前方,“龙腾通讯城,开业大促销,千载难逢!买一千,送一千。”张崇德和举牌子的人打了个照面,依稀觉得对方是个老街道上的熟人,就随便点了点头。

  就算是这样的躁动不已,张大爷却依然觉得头顶上冷飕飕的。他按了按帽子,走到了街沿上去,又觉得街沿上的人比街上的更多,挤得动不了身,只好走了下来。好不容易,往前挪两步,却又有个不长眼睛的骑着电摩托直端端地对着他要撞过来,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跳上了街沿——如此这般,好不容易走到了帅哥饭店。

  肖传书已经到了一会,就着一盘酥油花生喝枸杞酒。看见他来了,赶紧站起来对他挥手,“来!来!老张!这边!”

  张崇德就走过去,一边走,一边把帽子取下来,满头的白头发黏得像一张宣纸。“唉,老肖啊,这一路,真是折腾,折腾!”

  “哎,”肖传书给他拉椅子,“张老师啊,你就是这点,非得要走路。你打个车!五块钱就到了,轻轻松松的!”

  “也没关系,就两步路,哪值得了五块钱。”张崇德坐下来,把帽子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又理了理头发。

  这时间吃午饭尚早,吃酒就更不合适,张崇德叫来服务员,要了热水,冲到茶盅里,散开花茶来,喝了一口。

  “东西拿来了?老肖。”他问。

  “拿来了拿来了!你看看!”肖传书不男不女地提了一个坤包,可能是他老婆王家琼淘汰的——他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厚信封,抽出一摞纸。

  “你看。”他把合同放在桌子上给张崇德看,“这位编辑是我朋友,信得过,出版社也是正规的,有正规的书号,全国新华书店发售,三千本起印。连书号、设计、排版、印刷,全部一起,一共一万五千元,作者有五百本样书,也可以帮销。”

  “一万五千元?那么贵啊?我听陈艾说他出那个集子只花了八千呢?”张崇德拿过合同来,一边翻,一边问。

  “他那是啥出版社嘛!”肖传书不屑一顾,“他那个出版社不好,我们这个出版社啊,更正规!”

  “三峡文艺出版社”——合同上写的是。

  “这个出版社我好像没听过啊。”张崇德说。

  “嗨!”肖传书笑他,“张老师啊,你好久没去书店了?啥商务印书馆,三联那些都不流行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也是,也是。”张崇德翻着合同看,“作者要交不少于八万字的稿件啊?”他问。

  “你写了这么多年了,随便整理整理,八万字还没啊?”肖传书说。

  “可能有吧,应该有吧。”张崇德在心里盘算了一会。

  “我反正是劝了你很久了,”肖传书喝了一口酒,“我们这些个朋友啊,就你最应该出一本集子。你写得多,东西质量也高,为什么不出?陈艾也出了,以前一中的高家秀也出了——连他都出了!张老师啊,你总是太低调,太低调!我给你说,你不能这样啊。现在这社会,低调行不通了!再说了,出这书也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出名,大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图什么出名?也就是几个文友之间交流交流,互相学习,也留个纪念。”

  “我也是想,我也是想,”张崇德吃了一颗花生米,“这么多年了,留个纪念。”

  “你放心,反正这事是我给你张罗的,肯定给你督促到底。合同签了,稿子交了,明年三月份之前书肯定给你印出来!”肖传书说。

  他说得好像事情都成了真,听得人很是振奋。张崇德就也喊了二两酒,和他碰了个杯。一边喝一边问:“老肖,中午我们就在这吃饭嘛!我请你。”

  “你不请我,你不请我,我请你!”肖传书说,“我问了老板了,今天的肘子好得很!”

  这两个人本来就经常来帅哥饭店吃饭。这家店开了十几年,物美价廉,肘子烧得尤其好。肖传书因为得了痛风,在家里头被管得严,一个星期都吃不到两口肥肉,经常痨得慌了就约张崇德来这打牙祭,吃两口肘子解馋。

  张崇德忍不住劝他:“老肖,你这个痛风还是要注意啊,少吃肥肉。你不为你想,也要为你们王老师想啊,老了来两个人要互相打伴,你要把身体保护好啊。”

  “不行不行!”肖传书摇头,“我这人啊,没肥肉就干脆饿死算了!至于王家琼,她没事,我死了她还可以打麻将。”

  张崇德也就不劝了,都是活了一辈子的人了。两个老兄弟喝着酒,吃着花生,想着书的想着书,想着肘子的想着肘子,从心里到胃里,各自踏实了。

  

……

……

(选读,全文刊载于2014年第5期《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810日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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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微信专稿  创作谈 | 颜歌:美好及其意义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旧时候的人了。他们以前都是老师,后来退休了,看书看报写写文章,也看我写的东西。最开始,我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他们极其高兴,把报纸买回来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写小说越写越多,他们对我的写作能说的就越来越少。有时候我去看他们,他们就反复说:“文学要表达真善美。”

    我并没有当面和他们讨论过,但我对文学要表达真善美这件事情实在充满怀疑。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写作的时间越久,我所看到的世界就越是混乱,肮脏和无序。应该是手足无措了一阵吧,但我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和它达成了和解:我津津有味地观赏它展开的方式,并且从里面寻找诗意。我要写我的故乡平乐镇,写这里的人小肚鸡肠,坑蒙拐骗,还有幸灾乐祸——我也是这些人其中之一,我们正是蒸蒸腾腾的一屉小笼包。

    爷爷去世已经好多年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几次,我走在路上,却觉得好像看见了他。仔细看过去当然只是另一个老人,但总是像极了我的爷爷。以前人家都说我爷爷长得像巴金,难道成都真有那么多长得像巴金的老人。

    总而言之,三四月份的时候,我反复不断地在路上看见像我爷爷的人,反复不断地想起他来。最终,我决定写一点什么来送给爷爷。我决定写一点真善美的东西,这样老爷子也会觉得开心。

我似乎在世界上奔忙了很久,看啊,想啊,写啊,下笔叮叮当当,心中如有锣鼓。可是,一旦坐下来,想起了爷爷奶奶,我的心就静了。想起他们,就像想起两三朵花。爷爷在的时候,他们老俩口常常去喝茶,几个退休的老朋友在一起坐着聊聊天,一坐就是一下午。

    这样的老人们生活在我故乡的小镇上,活了一阵,就少了一个。我不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故事,从我认识他起他就老了,我对他实在了解甚少。

    他要真善美,我就试着从他的世界和轨迹里去看,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这篇小说我写得很慢,因为老人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

    我设想,他们看到的世界比我看到的应该是要美好一些的。就像我对事物的态度:旧的总是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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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歌

散文 | 颜歌:看不见的成都

 

    最后一次在成都见到西门媚和西闪是在窄巷子的“成都阳台”。那一天写《带一本书去巴黎》的林达来了,天井里坐了好多人。而他们两个人依偎在一张藤椅上,以我记忆中一直以来的样子。途中,西门媚拿起一瓶水来,西闪就很自然地接过去,扭开了瓶盖子,再递给她喝。

 

    过了几天,我听说他们要离开成都了。接着他们就真的走了,搬到了南方,似乎是很远的地方。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是零八年,地震以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玉林,他们也住在玉林,很多人都住在那里。每天,我只要走下楼去,沿着芳草街走几步,走到瑞升广场的小房子,就总会有人在那里:有时候杨黎和何小竹在斗地主,有时候马酣和李文胜在喝酒,还有时候所有人都来了,洁尘,文迪,阿潘,以及西门媚和西闪——我们坐在小房子里,喝酒,聊天,吃花生,到了半夜也不走,忽然有人还要唱起歌。

 

    那一年我过得颠三倒四,大多数时候都在喝醉酒。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我在成都的时候无比舒坦,一到别的地方就想要回到这里;那一年我刚刚写完《五月女王》,并且终于清楚了我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写四川,写四川人,写四川话,写那么多要写的事情,爱那么多要爱的人;那一年成都是世界的中心,笛安来成都,她说“你们这里是四川国吧”——没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懒散,我们不思进取,我们喝酒作诗,我们高谈阔论,我们心是饱满的,跳动的,畅所欲言的,言无不尽的。

 

    而现在,我必须承认,很久了,我已经忘记了那些日子的细节。直到西门媚从南方给我寄来她的新书,《看不见的河流》,写的是九九年的成都,写的是我内心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感伤,那些激烈——曾经。

 

    西门媚和西闪去了南方,他们说那里的天空总算有一些蓝色,而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成都,就算短暂地回来了,我也基本蜗居在自己的公寓,与这个雾霾,阴郁,充满建筑声的城市隔绝开来——在回来的这几天里,每天早上我都站在阳台上,抱着一杯茶,往应该是东湖公园的方向看,那里曾经有一个公园,现在却只能看见浓郁灰白的雾。

 

    这个城市消失了。它成为了一座看不见的城市,一个隐喻,一个痛。我用一天的时间读完了《看不见的河流》,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九九年,零八年,以前的成都。我并没有问过西门媚,但我想在这里我和她相通。我正在写的也是九八年的郫县:我们都在书写着平原上的过去,带着感伤,带着怀念,带着耻辱。

 

    现在,成都不再是那个乌托邦,它成为了现实一种,和这片土地上其他的现实或者荒谬一样,成为了我无法了解,不能触摸,也禁止谈论的。

 

    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并不为此骄傲——我感到耻辱。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所书写的是我相信的,我所描述的是我热爱的,而我应该有所洞察的是我看不见的。

 

    我想说,我想念我所有的朋友,想念过去的成都,想念以梦为马的诗人,想念手执烛火的战友。在浓雾中我看不见你们,可是或许,总有雾散的时候。

201311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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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颜歌:写作最终是为了抵抗孤独

孟蔚红

 

主持人语

    颜歌少年写作成名,一路写来文风变化多端,“每写一部作品都是以颠覆引爆上一部作品甚至以抛弃一批读者为代价而重新向更高的目标冲击”。早期作品空灵飘逸唯美,后期偏向现实和虚构交织,近期用四川方言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们家》,用日常又喜感的笔触描写川西小镇的家族故事,获华语文学传媒奖新人奖,授奖辞称她“突入现实、考证人心的能力,正把她的写作带入崭新阶段。”

 

采访手记

    和颜歌约好下午见面,上午接到她电话,说要去医院针灸治眼睛,可能晚到,而且有个朋友陪着来,不会影响你采访吧?语气里尽是抱歉。事虽小,却让我感到被尊重的愉悦。

 

    采访约了很久,等真正定下来,我发现颜歌比我还要重视,也才发现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说,有一次应邀去一个文学节做讲座,完了后有个人给她发短信说没想到你这么能聊,她回复,哥,这是讲座啊,难道坐在上面不说话吗?肯定要尽可能做好吧。后来有人提醒她,你还是不要用那么大的劲,这样太对人家全拋一片心了。颜歌觉得有理,以后在一些公开的文学场合,颜歌觉得自己还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是有所收敛的。这次采访,不知她对我是否有所收敛,事实是后来整理采访录音,我会时不时地心疼,然后,面对无论情感浓度还是语言浓度都化不开的整理稿一筹莫展,最后还是决定原文呈现,因为这些语言是那么精彩,才华、风格、诚意尽在其中,我希望读者能分享。

 

    认识颜歌好几年了,见面不多,但每次都会刷新印象。没见面前就知道她很有名了,那时她喜欢戴美瞳、眼睛奇大,个子高挑,身材极好,走的完全是美女作家偶像派路线,而她的确拥有很多粉丝。后来接触她的作品,基本超越了我的阅读经验,尤其早期那些历史、奇幻类小说,让我慨叹她哪来那些意象非凡的想象力。当她嗲嗲地叫着这个姐姐那个哥哥,那种周到和可心,就一天真烂漫的成都妹儿。且慢,她又是文学专业硕士,博士即将毕业。我见过她几次在公众场合讲话,口才不是好,是太好,滔滔不绝又言之有物。朋友说,颜歌即使不写小说,也会是个很好的学者。

 

    有人说,颜歌是外表和内在看起来反差非常大的人,看起来天真,实际成熟;看起来开朗阳光,实际苦大仇深;看起来大大咧咧,实际上敏感细腻——很多反差都在她身上呈现,你甚至觉得她是在扮演一个叫颜歌的人,让人迷惑哪个是真正的她?

 

      有人与生俱来就具有丰富性的特质,颜歌便是如此。她不止一次地自嘲书呆子气十足的写作方法,也为自己无节制的写作弄坏了眼睛,不能戴隐形眼镜从而不那么美而深深烦恼;她也会突然停不下来地大谈死亡,说着说着突然意识到什么,停下来,“我这样子好严肃哦!”然后“噗”的一声笑出来。

 

     采访后几天参加了老书虫文学节上颜歌和洁尘、向荣一起做的一个关于文学的讲座,颜歌在台上拿着一杯红酒,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然后再自己翻译成中文,自然而然,和洁尘、向荣的互动也非常诚恳轻松,我再次发现,无论颜歌还是颜歌之于写作,都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严肃。想起她在采访中说:“有时我觉得很土,过分的真诚在现代社会会是一种唐突……我经常感到我这种‘赤果果’(赤裸裸的戏谑说法)的真诚对人家是种冒犯,所以有时我会有点不安。”这样子“赤果果”的颜歌,土得那么令人喜欢。

 

对话

 

对我来说,最营养的是家乡,成都

 

写作是搞科研

 

:你每部作品之间差异很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你在写作上有什么样的企图吗?

 

颜歌(以下简称颜):我写法很自我,出版社就讨厌我,因为读者群刚积累起来,啪,重转一个。其实我不是要差异性,并没想反叛,只希望能从更多的方面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现在陷入强迫症状态,给自己设置障碍,要去挑战自己。

 

我出书时只有十几岁,严格讲那时很多东西只能叫习作,不能被出版的,但它出来了,我咋个继续进步?对自己要有要求。我常说自己是自己最好的评论家,戴月行是颜歌最好的评论家。我希望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或几个评论家,大家共同成长,但我找不到这样的搭档,我就成了自己的搭档。

 

 :这是你的工作方法,评论家戴月行来评价作家颜歌。

 

颜:对,我每写一个东西都尝试解决写作的一个问题。2008年写《五月女王》,尝试处理感情问题,大家比较认可,自己也比较认可。因为老写古代传说,不知道如何处理离自己近的东西,所有编辑,还有韩寒都说,写点校园嘛,花季雨季那种。

 

:你曾被贴上青春文学标签。

 

颜:我从没写过这样的东西,因为很多人都在写,所以就被通通扔到一个箩筐里头。《五月女王》的明确目标是要开始写离我很近的东西,那是对妈妈的一个投影。咋个去处理过多的感情,这是个功课。之后《声音乐团》也是功课,我希望把小说结构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等做个全面尝试。实际上我一直觉得这小说对我个人有意义,对读者没多大意义。

 

 接着写《我们家》,我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非常知识分子化,我要写个故事,从客观上避免自己走知识分子路线,我就决定写一个流氓,一个老板,很土,没受过啥教育,经常骂脏话。之所以要写他,并不是我对这故事了解,我就想做一道题,这道题就是我要写一个流氓。我根据这个目的设计了这个素材。我是个书呆子,写东西的方法是搞科研。

 

:这会给写作带来限制吗?

 

 颜:肯定有,比如我不会成为卡维诺那样的作家,可以讲更多的题材,各种各样的尝试。如果我是一棵树,我随时都在修剪,在控制自己,最后走到比较窄的地方。

 

 :你说过写作一定要有趣,你理解的有趣是什么?

 

颜:我会投入我的情节,但触动我的点永远不是故事,而是一些更抽象的东西,这是我的有趣;没有困难制造困难,这样的状态是有趣。写东西一旦很顺,我马上要停,晓得要出拐。必须写得磕磕绊绊,痛苦到让我觉得写啥子嘛,干脆当厨子算了,干脆去结婚嘛,写不下去了,这时就是对的。我有个自我监督机制。

 

写《我们家》,去知识分子化

 

:怎么开始写城乡结合部的?

 

 颜:2005年写系列短篇,写到成都、郫县,发现写对话很怪,一直用普通话,到了四川话场景,还用普通话,突然觉得咋那么别扭?是不是应该试着把对话稍微四川化一点?一步一步,我发现了城乡结合部的有趣,放到一个具体地方就只能是郫县,我最熟悉的地方,然后一下子觉得我对了。之前我这一代不会这样做,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洋气的青少年,但当我开始写平乐镇,我变成了一个更快乐的作家,没有伪装,这东西更贴近我本身,我的记忆。

 

:更多细节出现了。

 

颜:对,我确实很在乎细节,从来不在乎人物关系,我在情节上很弱。有朋友写连载,每章有个小高潮,我完全没得,不晓得咋搞。一部作品触发我的肯定不是情节,是细节或情怀、氛围。我曾经和一个作家聊,他为了男女主人公在一起还是分手寝食难安。我震惊了,我从没想过这事,我会想两人见面咋说呢,哪个先说第一句话,喝啥茶呢,房间里摆啥东西,我会为这些寝食难安。

 

 :那你完全写不了电视剧。

 

颜: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非常在乎细节,对话、人物动作我会想很久,当你很在乎这些,你就要把这些落到实处,必须给它们更实在更肥沃的土地。对我来说,营养更多的是我家乡,成都。

 

:《我们家》基本用川话完成,和以前相比是不是感觉更深切?

 

颜:《我们家》教了我两件东西,一是它很粗鲁。我不是粗鲁的人,要装粗鲁,很难。第一章我放了半年,找不到那个语气,那个调。那时在美国,一天到晚拿个小本本绞尽脑汁想小时候听过的怪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我,一个作家要有这种粗线条,要有劲儿,我一下觉得我变得更强壮,很健康。第二件事就是好笑,我一直不是个好笑的人,写东西一直都苦大仇深,幽怨,这小说把我救了。很特别的经验。

 

:阿来说方言是承载思想的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但《我们家》轻易地把这种表达的限制突破了。

 

颜:我不能说我对四川话有责任,这有点大,但我对我表达的这一方水土的人的生存状态是有责任感的。我们这一代受西方文学理论、作品、作家影响太深,像我之前在美国念书,三年都没看一本中文的书,每天都生活在一个虚幻空间里。

 

我写《我们家》哭了很多次,就因为语言。我讲英文的时间很多,我是个有痛感的人,陌生的语言让痛变淡了。回到四川话能牵扯到心头的痛感。有人觉得我用一种被边缘化的方言写作,好像高大上,其实根本不是,我做这个完全是为自己。我生活在这个世界,感受到这些东西,想真诚地表达出来,表达得更丰满,四川话是我选择的一个重要方法。

 

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写作和你是啥样的关系?

 

颜:我常说一句很土的话。我经常被问到,你为啥会写作?这是个很苕(四川话:土、花哨的意思)的问题。小时候我这样回答,现在还是这样觉得:我写作是为了最后能写一本能放在我坟头的书。

 

我不能评价自己的作品,我能做的就是真诚。我从10多岁开始写,每个阶段表达的就是这个阶段的东西,这也是修行嘛。我觉得写作归根结底是对抗孤独,写作是对死亡的一个练习。从某种程度上这事对我是有宗教意义的。

 

:接触到你和你作品的人都说你有和年龄不符的成熟甚至沉重。

 

 颜:也许和经历有关,我们家在两三年内走了四个很亲的人。我小时候写东西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动不动就写哪个死了,妈妈看了还说不要写这些,一点都不吉利。但一个少年作家是不晓得轻重的,有时轻率地加一些东西都是因为审美需要,而且不是严肃的审美需要。从那以后我会更认真地去写作。最打动我的永远是俄罗斯作家,我写完一个长篇就会有产后忧郁现象,这时我就看《安娜•卡列琳娜》,看了就觉得特别润,特别被治疗。

 

:那你作为作家自觉意识产生是在《五月女王》吗?

 

颜:之前还有本《良辰》,这是唯一我不会再版的作品。那是我在妈妈生病住院到去世一年里写的,从那时开始我认真想说我是个作家,而不是写作爱好者。《五月女王》写了23天,那年春节我没回家,跑到一个宾馆,85块钱一天,租了一个月,每天只和打扫卫生的人说话。

 

:为什么这么快就写完了?

 

颜:我想写它,很多年了,写了很多小故事,准备很充分,但一直找不到契机。它跟我联系太深,一团线,一扯就筋痛,不敢扯。但到了那时你必须写出来,不然就堵起。我没法在郫县写,每天面对的都是狭窄的空间,我跟爸说对不起我要走了。所以我两个关于郫县的长篇都是在八竿子都打不到的地方写的。离得远才下得了手,或者是一种乡愁。

 

:从《五月女王》开始处理现实题材,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成长?

 

 颜:我觉得是。16岁开始写,那时觉得郫县啥子烂地方,周围人好烦哦,一定要离开这里。写的东西跟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不晓得咋个面对现实。写《五月女王》,在某个点,突然发现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就那样感觉回来了。我开始写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虽说你很清楚小镇上家长里短、人与人之间的牙尖十八怪,但你还是对它充满了爱。突然间“啪”一下全部都改变了,可能就是长大了,可能你看了所谓外面的世界,还是这个地方跟你更熨帖。

 

能用中文做的事情太多了

 

:你好像特别反感80后写作这个说法。

 

颜:最开始每次说到80后就是青春少年作家,很烦。我们这一代作家最开始写作是写给大人看的,因为希望得到长辈认同。在某个时候我觉得,同龄人需要看同龄人写的东西,需要这个时代的表达。如果我的写作能得到权威的长辈前辈认同,我非常开心,但绝对不会再像小时候,就想得到他们的表扬,不过如果得到同龄人的共鸣,会更贴心。

 

:你接受的是怎样的文学传统?

 

颜:我们家都是中文系的,我读大学前基本没读过外国文学。我爷爷拿本《古文观止》,拍着桌子说戴月行这书背不完,你不要想当作家,不配。我名字,奶奶起的,意思说是个笔名,二天这娃娃要当作家。我一点都没叛逆,非常顺从地接受了。

 

我们家是个文学沙龙,逢年过节大家坐在一起讲文学,爸爸讲苏轼,讲到讲到就哭。我上了川大,西方文学这一块我啥都不晓得。我以前生活在非常中国的环境里,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背书,没哪个估倒我背,我就喜欢苏轼的散文、宋词,把《红楼梦》《西游记》里所有诗词全捡出来背完。上大学后我如饥似渴地补西方文学的课。现在一半一半。

 

:会用英文写作吗?

 

颜:不会,我能用中文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如果要用英文写,会付出很多的精力,我没这个时间。英文对我来说就是个娱乐。

 

 :现阶段写作状态怎么样?

 

 颜:相对稳定,我有小课题。最近在写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写平乐镇,写完后看能不能做下一个长篇,我的雄心壮志,要写平乐的四条街。这次写女的,语言不会像《我们家》那么有冲击力。四川话那么有灵性,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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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5期《收获》,刊载80后青年作家小说专辑,910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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