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我家四兄弟中的大哥16岁就去汉中地质队当了工人，不久二哥也下乡当了知青，当时家中的男孩子只留下我和弟弟。弟弟从小喜欢书法和武术，那时他每天都要伏案习字，晚上还要背着家人去找师父偷偷习武。记得那时父母生怕弟弟出去惹乱子，所以并不支持他舞刀弄棒。我曾亲眼在我家附近的体育场目睹过弟弟的武术套路，感觉还很像那么回事。

1985年，弟弟中学毕业就去当了兵，他当兵是在华山脚下，他所在的47军是野战部队。去还不到一个月，他就来信说他们已经被理了光头，正在进行战前急训，很快就要去老山前线打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要去打仗的那封来信，让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泪水和母亲以泪洗面的样子。不久弟弟又来信说，部队要开参战动员大会，希望家人能够参加。一天，父母派我去800里之外的部队参加“誓死”大会。那天，数千个剃了光头的战士坐的整整齐齐，场面很是庄严，主席台上的几位首长轮番讲话的样子很像红色电影里的首长们，他们号召大家，不要怕死！一定要打败敌人！尤其是几个十七八岁的战士代表也在台子上高举拳头，就像电影里的王成、董存瑞和黄继光一样，显得毫无惧怕心理。唯有几个家属代表上台讲话的时候，流出了眼泪，当时包括我也流出了眼泪，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担心失去自己的亲人！况且是自己的亲弟弟。 

参战动员大会结束之后，我在部队又陪了弟弟两天，我还陪他去华山脚下的玉泉山和华清池散心，而且给他拍了不少留影。一路上性格内向的弟弟几乎很少说话，更没有提到打仗的事情，直到我们分手的时候，弟弟才默默地流出了眼泪，看见弟弟流泪，我的眼眶早已湿润，尽管如此，我还是再三嘱咐他到战场上要机灵一些……不要死板……生命只有一次……等等，因为那年他还不足18岁。

一周后，弟弟所在的部队开赴云南老山前线，从此，我们全家人的心都牵挂着本来和我家毫无关系的那座大山，时刻为弟弟提心吊胆。尤其是年迈的父亲，虽然退休在家，但每天都要通过报纸关注老山前线的情况，一度时期，父亲用每天写一首诗的方式表述着对儿子的思念，为此，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再后来，父亲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家人都认为父亲的眼睛和弟弟打仗有关，因为父亲看报、写诗、流泪过多。

父亲手书

几个月后，和弟弟同去的三个战友便在前线牺牲，当骨灰运回我家所在的那座小城并在影剧院召开追悼大会的时候，很多人前去为他们送行，不少人泪流不止，场面非常壮观。但是，那天父亲和母亲却没有去，还有很多参战家属也没有去，也许他们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许他们不愿面对亲人的死亡。当追悼会结束之后，不少家属纷纷前来我家打听和议论追悼会的情景，他们谈论打仗和死亡的声音很小，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对儿子的担心和对死亡的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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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手书

有一天上班，我刚进办公室就发现新到的《工人日报》头版大照片是一张老山战士打完胜仗的照片，其中一个头戴钢盔，身着迷彩服，手里拿着冲锋枪的士兵和弟弟的长相非常相似，瞬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在场的同事盛海玲和马大姐当时都知道弟弟在前线，都劝我说没事，但我的眼泪还是不停的向外流。那份报纸我保留了很久很久。

在弟弟参战的一年当中，他的战友伤亡极其严重，尤其是一位名叫郭建军的男孩儿给我印象最深。他和弟弟从小同学，经常出入我家，有时还和弟弟钻在一个被窝里。在一次激战中，郭建军身负重伤，当天就被直升飞机运往昆明，几次手术，终于保住性命，使得肚皮和背上缝了百余针，至今，他的体内还携带了多块越南弹片。后来听弟弟说，那次，他的不少战友被炸得惨不忍睹，当他看到郭建军被抬下山的惨状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包括军旅摄影家袁熙和王红也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和受伤。

说到郭建军受伤，使我想起当年郭建军的父亲得知郭建军受伤时的情景。记得有一天傍晚，郭建军的父亲突然推门走进我家，刚进门就哭。我父亲问他：“怎么啦？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了？”郭建军的父亲说：“孩子受伤了，我马上连夜去云南，来给你们说一声。”我父亲说：“谁说的？你怎么知道？消息可靠吗？”郭建军的父亲老泪纵横，边哭边说：“可靠，前天晚上受的伤，人昨天已经被直升飞机送到昆明军医院了，部队刚打电话说的，说人还不清醒，家属可以去看，医院的地址和电话都给我留下了……”此刻，我的母亲早已满面泪水，似乎瘫软在了凳子上一言不发，当时一家人都被惊呆了。父亲问他：“电话里还说什么了？”郭建军的父亲说：“好像再没说什么，我拿起电话一听就蒙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腿都软了，接完电话连路都不会走了，心想灾难真的到我头上了吗？”此刻我父亲的眼眶也湿润了，父亲说：“不要哭了，部队既然来电话叫你去，就说明人没事，这一点你放心！”郭建军的父亲说：“人肯定是活着，要不的话不会来电话让家属去看，不过肯定伤的很重。”父亲又说：“不管重不重，你给家里人说一说赶紧去，既然部队来电话了，肯定是有问题，快走吧，不要耽误时间了！”郭建军的父亲擦了一把眼泪说：“那我走了，一会儿先去等榆林下来的夜车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去昆明……”当我和妹妹陪着父母把他送出院子看他低头远去的背影时，我的心里很是复杂。回到家中，母亲还在流泪，父亲只说了一句：“估计人是没事。”母亲说：“不知咱……”还没等母亲把话说完，父亲便打断说：“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于是母亲没再说什么。我和妹妹也没说话，一家人不得不面对这一灾难性的现状。

1987年，郭建军因战致残，提前复员，初到我家时，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装，脸色苍白，弯腰驼背，尽管如此，我们全家人都还感到兴奋不已，尤其是父亲和母亲，就像看见自己的儿子一样激动。当郭建军撩起衣服展示他那密密麻麻的伤口时，父亲便问起了他上山打仗的情景。他说：“那天晚上‘拔点’本来没我的事，我还是通过走后门和拉关系才上的阵地，一起上去的基本都死光了，包括连长、排长和班长都死了，要不是命大，我早死了！” 此刻，母亲埋怨说，没你的事你上去干什么呀！他说：“我不是想上去捞一把吗！？万一立个大功，这辈子吃穿就不用愁了，没想到差点儿送了死！”此刻，在场的人都笑了，郭建军也笑了，当时他还不足19岁，已经成了二等残废。

记得有一次弟弟说：“郭建军受伤之后，那天上山抬伤员的大多数都是延川老乡，要不是老乡，恐怕郭建军也活不了。”我问：“为什么？”弟弟说：“老乡肯定先抬老乡，不认识的肯定放在最后才抬，抬的晚的话，流血就流死了。那天抬郭建军下山的都是延川人，我们都是一年的兵，互相都认识，他们说他们刚上去就看到郭建军被炸得很惨，躺在战壕里一动都不动，刚开始都以为他死了，结果发现他还在动，所以第一个先把郭建军从阵地上抬下来，等于没有耽误时间。”

印象中，弟弟当过工兵，也当过炮兵，由于他从小习字练武有点灵气，于是参战的第二年便被调往师政治部工作，当他给家人写信说起自己进了“保险柜”的时候，不少参战家属纷纷向我家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弟弟在后方经常会给家中邮寄和转寄一些他和战友们的照片、信件和录音带等等。使得不少参战家属无心中把我家当成一个聚会的地方。记得那时不少参战家属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围成一个圈子，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就像看电影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圈子中间我家那台老式收录机，听着弟弟从老山前线寄回的录音。弟弟每次寄回的录音带，声音都很杂乱，里面有的人是在安慰父母，有的人是在猫耳洞里唱歌，也有碰杯和划拳的声音，甚至还有枪声和炮声。听着磁带里的各种声音，每一位家长都是竖起耳朵在嘈杂的录音中寻找和辨别自家孩子的声音，这样的情景在我家持续了一年之久。好在1987年换防之际，弟弟所在的47军撤回了陕西，这才使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年，弟弟和郭建军就像英雄一样，他们荣立战功，火线入党，一时间，音乐、电影、媒体，他们成了主角，被全国上下称之为“最可爱的人”。复员后弟弟被安排在某油田工作，不久又去天津上了大学，毕业后再回故土。郭建军却因“残疾”被油田拒之门外，最后进入了他父亲所在的县办机械厂当了工人。20年后的今天，郭建军依然拖着为党效劳的“残疾”身躯面临下岗，全家4口人的月收入还不足800元。

四年前，弟弟突然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他发的第一封邮件，那封邮件他写的很长，他不仅谈到了他的工作和家庭，而且谈到了他的未来。其中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到北京做一名摄影记者。收到弟弟的来信之后，我赶紧开始在北京给弟弟找工作，此刻恰逢一份新报纸在北京创刊并招兵买马，于是通过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不到一周，弟弟便从油田赶到北京，实习－体检－签约＝，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

弟弟漂到北京整整四年了，第一年他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好像压力很大。第二年，工作有了明显起色，老婆和孩子也随之来到北京，并且购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一家人在一起相互照应，用心地培养孩子。第三年弟弟有了一辆自己喜爱的德产汽车，发稿律也明显提高，有时他们的报纸连续几天的头版大照片都是他拍的，并且还被报社评为“A类”记者。第四年，也就是今年，还获得好几个摄影奖和北京新闻奖，报社还给他更换了全新的摄影器材，促使他更加努力工作。

已经拥有四年北漂经历的弟弟在采访中

几年来，母亲始终不放心漂在北京的弟弟，因为弟弟在母亲眼里永远都是最小的儿子，我每次打电话给母亲，她第一句问的总是弟弟的身体和工作，接下来才问我的情况。今年初母亲来京，终于看到了弟弟的生活，也感受到了他的工作状态，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现在，我每天下楼几乎都看不到弟弟的车，虽然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有时一个月也见不了一次面，好在每天晚上都可以通过当天的报纸，看到他的行踪。 

曾在老山前线洒过热血的这代人已经是人到中年，他们个个都承担着繁重的生活压力，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那些荣立过战功的残废军人，谋生更为艰难。细想想，在他们身上，几乎再也感受不到往日的风采。对弟弟来说，好在他的工作和爱好紧密相连，尽管每天疲劳“扫街”，但从他的博客里，我常常能够感受到他的愉快，这一点是我最为高兴的事情。

2007.12.8 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