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下乡
2000年毕业应聘的时候，是到的绵阳中学。和我一起去应聘的还有另外3个同学。结果我们4个人全部应聘上了，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人都没有去。对我来说，理由很简单：当时的绵阳，在我心目中仍旧只是一个二类城市，从农村来的我，自然要选择一个至少是区域的中心城市，“机会要多得多”。
随后，4位同学有3位到了成都，还有一位在重庆。而我则在成都教书一年，然后辞职。
当然，现在看来，当时我的选择是对的。
只不过，时过境迁。
和我当时心中抱有的念头一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将有600万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心中的念头仍旧是“留在大城市里或者沿海区域”，因为机会多得多。
很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全球经济放缓对中国沿海出口基地造成冲击。在此形势下，政府再一次提出了“下乡”的口号：号召大学生们前往西部，前往农村基层。
“我们鼓励大学生到城乡基层去，在西部地区担任村干部、教师和志愿者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上周介绍政府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的计划时表示。
就是再次下乡——四川大学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小曲这样对我说。现在即将毕业的这一批大学生，对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仍旧“心有余悸”。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而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他们通常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对于“上山下乡”、“知青”的认识，则是从包括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况的。
除了对西部、农村基层信息了解的不对称之外，大学生们的“大城市情节”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根据雇主品牌咨询公司Universum今年完成的2008中国大学生职业倾向调查显示，当大学生被问及毕业后最理想的工作城市时，上海和北京分别以26.3%和24.5%的得票率高居前两名，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和广州则排在第三和第四位。
区域经济的差异和二元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影响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域的选择。行业的发展前景成为大学生择业的重要考虑因素，东部沿海城市和相对发达的城市排在了大学生理想工作城市的前列。四川大学新闻专业的雷凌航也强调专业对口、行业发展是影响自己就业城市选择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是想从事新闻宣传领域工作的学生的必然选择”，从事新闻行业的人肯定在北京发展更有优势。雷凌航说他在求学期间，就有意识地选择了在北京的公司进行实习，并始终与实习单位保持联系。
“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外交流度高，对于个人而言可以有较强的发展空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大四学生虞靖把上海排在理想工作城市首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她把北京作为第二选择则是看中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愿意把北京作为职业的一个新起点。在她看来，“大城市最有利的就是拥有站在行业最前沿的就业机会，可以最及时实现个人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大城市也往往是人才需求最大的地方。”
当然，大城市工作，薪酬也是一个诱人的条件。“不可能我读了4年大学，拿的工资仍旧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水平”。潜意识中，现在的大学生们仍旧把自己当成“天之骄子”的身份看待。
上厕所都能够碰到一群大学生。这是网友“人在天涯”的一句网络评价。的确，从成都媒体新闻报道来看：大学生养猪，都成了一个常态。
甚至王磊都要开始养猪了。
当年的下乡，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垦荒。而现在，荒已经垦得差不多了。
换句话说，既是现在下乡，也不一定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