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2004年4月22日，马加爵故意钉人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和同事汤继颖在开庭前一天赶赴昆明。采访完受害大学生的家属后，已深夜12时。
这个时候，心情最复杂的应该是马加爵的亲属吧。他们不仅要承担对受害家庭的沉重歉疚，还要面临等待亲人被宣判的撕心痛楚。能否采访到马加爵的父亲，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当即，我们电话联系了为马加爵作辩护的赵律师。但他拒绝提供马加爵父亲马健夫的地址。我们又给曾接受马健夫委托的向律师打电话。但向律师的手机无人接听。失去头绪的我们很颓丧。
1个小时后，我们意外接到向律师的电话。他说，马健夫没有手机，和他联系都是借用云南大学一个学生的手机。他不清楚马健夫住在哪里。
那个大学生是否了解一些情况呢？我们问了他的号码，迫不及待地打了过去。在电话里纠缠了很久，才得知他姓肖，是马加爵老乡，但和他并不熟，只是在马加爵案发后，去他家看望过他的父母。“你们今天不可能找到他的，这么晚了，我刚才去看望他时，旅馆的卷闸门都拉下了。”肖同学说。
我们央求他说出旅馆的地址，并承诺不去打扰马健夫。也许他实在经不住我们磨缠了，终于说出，马健夫住在华城大酒店旁。
挂断电话后，我和继颖交换了个眼神，立即前往华城大酒店。
很惭愧，我们是奔着打扰马健夫去的，这是我们的职业。
昆明的子夜空空荡荡。我们茫然无措地发觉，华城大酒店附近并没有拉着卷闸门的小旅馆。我们开始扫荡式搜寻。在前后左右好几条街巷里，逢小旅馆就敲门，但是一无所获。
快4点时，我们绝望了。在一个小店吃了21日以来的第一顿饭。
22日上午9时，庭审开始，我有幸成为十余个旁听庭审的记者之一。
马健夫坐在旁听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低埋着头，脸颊外侧肌肉偶尔抽搐。在马加爵被法警押下法庭的瞬间，他第一次抬头注视自己的儿子，而后轰然坍塌般，在座椅里缩成一团。
一定要和马健夫面对面交谈！我们又一次和肖同学通上了话，我很诚恳地告诉他，我们想见马健夫不是站在记者的立场，而是以一个晚辈的心情。肖同学似乎被打动了，他说，要见马健夫需要通过律师。但赵律师回绝了。
24日下午，再次开庭。我看到马健夫在角落里擦眼泪，用并不合身的衣裳和袖子。他还是埋着头，一动都不动。听到儿子被判死刑，他没有更多的反应。马加爵的姐姐凄厉地用壮族土语给弟弟说了句话。这是马加爵两次开庭中第一次看见亲人。不知为什么，我有些难过。
宣判后，我约了赵律师专访，同时希望说服他安排我们和马健夫见面，哪怕只有几分钟。
在进行完对案件本身的提问后，我问他：“马加爵姐姐说的是什么？”赵律师笑而不答。
“是指责吗？”“是说姐姐爱你吗？”“是让他放心家里吗？”……
最后，我“灵机一动”：“是让马加爵上诉吗？”赵律师愣住了，他翻译了马加爵姐姐的话：“弟弟，你一定要上诉，这样我们能再见一面，再见一面。”
那一瞬，我僵住了，想哭。我仿佛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加爵的家人。
如果不见他是对他更多的保护，我们不忍心我们的善意带给他更多的刺激和痛苦。
终于，我们放弃了采访马加爵的父亲。
（众众摘自《能走多远由你决定——华商报业执行力故事》西安出版社）
更多精彩内容见《大众文摘》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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