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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红色里程碑

(2007-04-26 22:42:06)
那些红色里程碑

 

    出去旅游,看得最多的,除了山水庙宇,便要数故居会址了。就说我们党,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诞生起,在80多年的漫长跋涉中,为了准备、组织与迎接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召开了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会。于是,红色旅程就有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遍布中华,供人踏访。

    但历史老人的记载是有选择的。它总是隔那么一段,就把那些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的东西毫不留情地删除掉,只留下那些充满思想、充满创造,有价值、有用处的人和事,传世垂史。比如人类思想史上记住了孔老夫子,不要说国内到处建有庙宇供奉,写文章必称子曰,连美国这样的现代西方国家都立有他的塑像;又比如科学史上记住了在浴盆里发现浮力定律的阿基米德、苹果树下发现地心引力的牛顿、烧开水时发明蒸汽机的瓦特;还比如社会科学史上记住了大胡子马克思、恩格斯,记住了危急关头列宁沉稳有力的经典手势,记住了三代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丰功,登上极顶,富有创造。一个会议也是这样,党史革命史上只记住了那些推动社会前进,具有开创意义的会议。你有多大功绩,历史就给你打多少分,就给你留多大位置。中共党史上的“一大”、“七大”、“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会议或开天辟地,或千钧一发,挽狂澜于既倒,救江山于既覆。历史便记住了这些会议。记住它是因为它的价值,它的贡献。至于这些会议是在哪里开的,是偏僻山村、崎岖小镇,还是大都市;规模有多大,是十几个人,还是几百上千人,倒无所谓。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6600万党员、几千名高级干部、几百个中央委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多人口的大国,连续50多年的执政党。可是谁又能想到,当初标志它诞生的中共“一大”会议,开始不过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召开。后来又被逼辗转到嘉兴南湖的一只小船上继续。这是一只很小的船,如今我们前来瞻仰,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里面呢,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但就是这样一个狭小而局促的会场,却平安分娩了如今世界上最大、生命力最强的政党。

    召开会议是为了研究工作,总结经验,布置任务或者接受监督。应该说,开会是一种好形式、好传统。既是重要的领导方法,也是重要的工作方法。许多会议也的确在实践中作用重大,影响深远。虽然没有办法考证,究竟是谁发明了开会,又在什么时候有了人类的第一次会议。反正从目前情形看,尽管科学一日千里,发展很快,人类交流交往的方式很多,但开会这种古老的形式依然故我。放眼国内国外,到处开得如火如荼。用于会议的各类建筑富丽堂皇,各式各样的会议须臾不曾停止。世界上还专门成立有一个权威国际会议组织,叫做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ICCA)。这个组织统计,每年全世界举办的参加国超过4个,参会人数超过50人的各种会议约有4万次以上,会议总开销超过2800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会议主办国是美国,它的飞机上每4人就有一人,它的宾馆饭店入住客人每3人就有一人是来参加国际会议旅游的。法国巴黎,每年接待的国际会议有400多个,连续多年居世界各大国际性城市之首。这些国际会议每年给这个城市带来近40亿法郎的收入,堪称人流熙熙,财源滚滚。稍微留意,这个世界上果真好象天天都有会,哪个角落都在开会。如今开会变得就和我们平常饮食起居吃饭喝水一样平常。要么是身边,要么在电视里,你总会看到许多人夹着文件包,匆匆忙忙,或是去开会,或是刚刚开完会。

    会议多了,也讲究了,排场阔了,铺陈大了,筹备也越来越规范。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条件好了,夏日不热,冬天不冷,也有益于会议本身的效果。但我想,开会是一件很严肃、很郑重、很有意义的事情。不管你搞多少名堂,玩多少花样,会议最起码的一条是要有新的创造、新的思想,最为核心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当年我们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借用的竟是那间中央工委不足85平方米的机关大伙房。如今我们还能看到房顶突兀起两处,原来是用于通风排烟的天窗。室内前方的会议桌上,仅有一台笔,一白色搪瓷茶缸,一墨水。桌子后边也只有一把旧藤椅。两侧靠墙放着会议记录小桌。会场前两排恐怕是最奢侈的了,摆着四张双人旧沙发,依次是可以靠坐的几排条凳。你可能怎么也想象不到,由于会场没有那么多座位,多数领导同志开会时要从办公室或住处临时搬来椅凳,坐得也很随便。会场里引人注目的还有后墙的一张硕大的“中国形势图”。从地图上标识的红旗和红色箭头看,此时长江以北的国土已是红旗招展。胜券在握,江山在望,共产党这是在召开谋划建国方略的会议啊!然而,胜利者不但没有为自己设坛奠基,摆谱招摇,还郑重其事不忘为自己“约法三章”: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尽小者大,积微者著。这都是些看似不起眼,其实关乎社稷千秋的大事。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烟消云散,但我们却记住了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的那个决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著名报告,记住了他掰着手指头说的那两个“务必”,这是我们党成家立业的宝典啊!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总书记江泽民刚刚到任,就来拜谒这个小山村;新世纪伊始,新一任总书记胡锦涛开完十六大不到一个月,又踏雪来这里寻访,把艰苦奋斗4个字明明白白放到了全党面前。这次形式简陋然而内容非常重要的会议再次印证,会议并不需要什么更多的排场,更多的讲究。会议需要的是精神,是思想。没有精神和思想,即便会议的布置再堂皇,形式再花哨,桌子是红木做的,地毯是五寸厚的,杯子是银的,话筒是金的,那又何用何益呢?

    其实,无论什么会议,初衷无非是要把相关的人马汇聚起来,把各路英豪召集过来,老少咸集,群贤毕至,交流切磋,议事定事。就好象一个好的工厂生产物质产品,一个好的会议其实就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地方。又好象逢年过节的会餐,会议其实也就是精神聚餐。记得当年下放做知识青年时,总望着这一天。因为会餐不但有丰富的菜肴,而且大家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话里面就有思想,就有交流。会议当然是聚精神之餐,把大家东南西北叫来了,坐在一起,围成一桌,也总得要备有丰富的菜肴,可口的饮食让大家品尝,让与会者如对秀色,如饮甘露,心头一喜,眼前一亮,来时空空如也,走时头脑装满了新的东西,感觉不虚此行才好。应该说精神聚餐比物质会餐更有意义。一个苹果两个人分,每个人只得到半个苹果;而一个思想两个人交流,每个人就都得到了两个思想的收获。会议的一个重要功能和好处,还在于一旦有了成果,就能够发散开去,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传到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思想统一了,步调一致了,有了共识,才能共为,回去会推动工作干得更好。如《吕氏春秋》所言,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开会还好象打仗,要选择战机,善掌火候。要把会议的主旨主题变成一团火苗、一块磁铁,不停地激动、沸腾着每一个人,牵着他走,一个不剩地俘获每一个参与者。

    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许多会议不过借了开会的名分,本末倒置,泾渭不分。要么言不由衷,言不及义,几句现话我讲了你讲,你讲了他讲,句句都正确,句句都没有什么用,就像晨练的老人在公园里舞拳,空比划,空手道;要么凑在一起,把精神聚餐变成了物质会餐,人挤挤,闹哄哄,礼品一领,嘴巴一抹,散会走人。如今这样的会议天天都有,人们也司空见惯。这种会议从头到尾你哄我,我哄你,坐而论道,画饼充饥,要什么没有什么,最后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一个文山,一个会海,不知误了多少时、多少事、多少人。其实,会不在开多开少,开大开小,开长开短,而在于该开不该开,在于会议的质量,开会一样要讲究投入产出。想想打天下的时候,我们党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还很不容易呢。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把各路诸侯从敌占区召回来,许多同志就牺牲在来开会的途中。但是没有办法,不开会就不能统一思想,就没有正确决策,革命会损失更大。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并算不得一次大会盛会。那时,时局残酷,环境艰苦,每天都是生死存亡,流血牺牲。敌人穷追猛打,一门心思要彻底消灭之,也容不得他的对手安稳坐下来开会。但我们党到了一个险恶的关头,意识到这次会议非开不可。不开将会断送红军,断送革命。果然,这一次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竟成为了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悠关的转折点。黔北重镇遵义,也因为共产党长征途中的这次会议而青史留名。七八年前,我拜谒过遵义会址。这栋我心目中早已熟悉,半土半洋的楼房,仿佛是事先造就好的革命里程碑,门禁森严,大家气派。楼上长方形的一间屋子,就是当年毛泽东重新掌舵,指挥革命掉转船头,完成长征驶向胜利的地方。房子正中摆放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个参加会议的负责人曾经坐过的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桌下还有一只木炭火盆,烧得旺旺的火苗映红了每一个人兴奋的脸。这是一个连空气中都灌满了正确思想的重要会议。会议连续开了3天。就在这战争间隙难得的3天里,我们党好象一下子长大成熟了不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啊!这种会议绝不会空泛,不会说不着边际的旧话套话。在著名的西柏坡纪念馆,我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的影印件,是《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文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色,加五星,加‘八一’二字。”中共中央全会,会议的规格不可谓不高;决定人民军队的军旗,事情不可谓不大。然而,连标题、日期在内,总共43个字。多么精炼,又多么管用。会议也不是越短越好,关键是要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从实际出发,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开了28天,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则长达36天。这都是根据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需要来决定的。正是有了这36天交锋交底的长会,才使得后来短短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怎样地让全党全军全国如同冬去春来,好象一下子褪去臃肿的棉裤棉袄般,轻松轻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啊!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会议,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从此又走上实事求是的人间正道。有党史学者把此次会议比作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剑。原来制造精神产品、贮满思想的会议的创造力、凝聚力和作用力是如此巨大。在决定党和人民军队命运、决定中国命运、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紧要关头,我们党总是善于凭一次会议,比如红军时期的古田会议、抗战时期的洛川会议、建设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文棋武棋,双盘齐下,就挺立潮头,力拔千钧,手把红旗,扬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帆,治国驭世,扭转乾坤。这些重大会议都载入了史册。1998年12月18日,我们党还专门召开会议,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总书记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这才是值得开、值得纪念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其历史功绩山高水长。

    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是当年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依山兴建的,庄严朴素。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这里召开。其时距离六大已经17年。艰苦斗争,刀光弹火,风里来,雨里去,我们党夙兴夜寐,日夜兼程,终于在这个时候有条件坐下来总结过去、思考现在、计划未来了。这也就如俗话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长期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理论和实践是一对孪生子,革命需要战斗,革命更需要理论指导,革命还需要坚强的核心。于是,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开宗明义,第一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正式走上前台。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共“七大”形成。会议结束不久,精神变成了物质,抗日战争就取得了最后胜利。以后,我们党每召开一次成功的会议,革命和建设就发生一次质的飞跃,事业就一马平川,就英雄辈出,长河滚滚。从1982年到2002年,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五次党代会,犹如五个遥相呼应的里程碑,一程连着一程,引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奔向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曲折探索日益清晰的主题,反复出现在党代会报告的主标题中。从十二大到十六大,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在不断加深。20年来的五次党代会,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一根红线,渐次勾勒出一条越来越宽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十六大代表、党的宣传部长黄建国所言,十六大展示了我们党和国家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向何处去的历史脉络,阐述了干什么、怎么干、谁来干的庄严使命,体现了创新、辩证、务实的执政理念。飞尘增山,雾露助海。一次次伟大的会议创造了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产生了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胜利地指导了伟大的实践。西方有一句谚语,用你思想投下的影子去衡量你思想的高度。综观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一次成功的大会小会,都曾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书写过辉煌的篇章。大会如此,小会也是一样。这些里程碑有划时代的,也有阶段性的;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从单个看标志着某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而连贯起来看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进而考察党的历史轨迹,揭示党的活动规律。如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亦如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盛世盛会盛况,走过了80年里程的中国共产党成竹在胸,重任在肩;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开过了16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舟帆已满,雄风正劲。

    记得无论是在上海石库门一大会址,还是在延安七大会场,或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访会址、浏要览、作思考,心胸总是起伏难平。就想,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历史留下来的一处处会议会址,这是一笔多重的文物、多大的精神财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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