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2009-02-04 07:22:28)
刘文彩，字星廷，属猪，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刘文辉的五哥。弟兄6人，家有田30多亩，兼营酿酒。少小无成。
1921年，刘文辉任川军旅长，驻防宜宾，委刘文彩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长，后又委叙南船捐局长、宜宾百货统捐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等职，千方百计为刘文辉搜刮军费。贩卖鸦片，滥征捐税，怨声载道。
1931年二刘之战中，刘文辉兵败，刘文彩将其赃物4,500多箱、银圆800多万运回安仁镇老家。
1949年10月，病危回安仁镇途中，在双流县地界病死。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作为中国旧时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已经作古的刘文彩可谓出尽了风头。据人讲：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恶霸大地主，住在豪华的地主庄园里，过着骄奢淫逸的腐败日子。他残酷剥削当地农民，搞得乡邻家破人亡。印象最深的是刘家的水牢，不知害死了多少劳苦大众；还有就是刘文彩六十多岁了，强迫青年妇女给他喝人奶……
总之，刘文彩可谓罪行累累，欠下了很多血债。事实上，1949年刘文彩就去世了。解放后，刘家的财产全部充公，生产资料全分给了当地的农民。在大跃进时期，刘文彩的坟墓被铲平，尸骨丢在野外，连棺材也被一个孤寡老人利用起来，成了别人的葬身之所。刘文彩的地主庄园由当地政府利用起来，成了“大邑刘氏地主庄园博物馆”，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向世人开放。在人们眼里，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历史有时爱开点玩笑，事实胜于雄辩，刘文彩也许就是这样的一个喜剧性人物。
下面那长篇大论的是刘文彩之孙刘小飞给自己祖父贴金的文 给自己祖父贴金无可厚非 至于可信度大家看，看就是了解，爱信不信。
不过呢 少少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 刘文彩的土地遍及十几个县，他不把收租院设在乡下各乡镇，反而设在自己居所近在咫尺的地方，他脑子有病喜欢听惨叫声么？
军统本部和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不也相距甚远么？
居所豪宅当然是应该富丽堂皇的，脑子有病才喜欢自己家里又是惨叫又是血的。
刘氏地主庄园门票50元，包含老公馆，民俗馆，珍品雕刻馆和刘氏祖居四个景点。大邑安仁，在近代四川历史上，注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相继出生在这里，而刘文辉是刘文彩的兄弟，刘湘是二者的侄子。感谢文革将刘氏地主庄园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标本保留下来，不然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探寻几十年前的川西民居，安仁镇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响当当的旅游景点。
刘氏祖居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前院是一个晒坝，两边栽着一些农村常见的花草。里边的房子是一个四合院的布局，房子也并不高大，连殷实人家也算不了。刘文彩父母的寝室，堂屋，佛堂，灶房都还按原样保留着，特别是灶房，就跟普通农家的一模一样。灶房前后开门，靠前门排着几口柴灶，锅也在，锅里有些积水，像是上顿饭吃过后没有用抹布把锅擦干。灶口放着一根又宽又矮的长凳子，那是烧火人的座位。要是从房顶的檩子上再吊下来一个陶制茶壶，悬在灶口上，那就更符合解放前农村的生活场景了。
老公馆就大不一样了，这是刘文彩花巨资陆陆续续修建起来的。刘文彩通过兄弟刘文辉的关系，在叙府做投机生意，担任烟酒专卖局局长，同时兼任十几个公职，挣到了大笔钱财。他最后回到大邑安仁镇，投资土地，据1949年香港某报统计，在四川的大地主中，刘文彩排名第33位，共有8091亩土地。土地多了，肯定要请长工，刘家的长工每天吃饭时都有四五桌，也就是40人左右。长工们一个月打两次牙祭，生活还过得去。农民种刘家的田，当然要交租，数量大概是收成的一半。遇上收成不好，农民还可找刘文彩协商，可以缓交，也可以让点 。农民去交租时，刘文彩都要求吃了饭再走。这些信息，都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当事人得来的，我相信凤凰人一定是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来做这期节目。
可是这些信息，和老公馆所表现出来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泥塑群像《收租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收租院》 受到极高的评价，受到各级媒体的关注，甚至到国外展出过。《收租院》泥塑与音像制品让一代中国人为之流泪，艺术作品营造的氛围让任何人站在它面前也会忘记怀疑。据“地主庄园博物馆”老馆长介绍，《收租院》作品公开展出后，全国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每天需要排四路纵队买门票。在泥塑群像前，游客打堆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每天闭馆后都要捡到许多双鞋子，这种场面当然是文革时候。
《收租院》的创作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收集地主剥削农民的文字材料，确定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几个片段，接着请县川剧团排演，定格动作，制成照片，然后请农民模特实地做动作，最后由美工人员制成与真人等大的泥塑作品。从创作过程看，体现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作品生动形象的表现了旧中国农民饱受的苦难和地主及其走狗的穷凶极恶，让人看后义愤填膺。
最离奇的当然是地主庄园中的水牢了，遇上交不起租的农民，刘文彩就会把他们关在水牢里。水牢里的水齐腰深，身体壮实的农民在水牢里关押几天，不死也要脱层皮，简直是人间地狱。谁坐过刘家水牢呢？只有一个叫冷月英的女人，她说自己因为欠刘文彩5斗2升租子，坐了9天水牢。至于具体时间嘛，一会儿是1937年，一会儿是1943年。在文革中，冷月英成了红人，专门做忆苦思甜报告，到1977年，作报告1000场，听众达到1百万人次以上。
可是真实的水牢是不存在的，那是政治宣传的需要。我们现在就站在了传说中的水牢前，这是一个地下室，黑幽幽的，两扇门板足有六厘米厚。我使劲地一推厚实的板门，吱呀一声，板门缓缓地呻吟着开了，那声音似乎在诉说着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水牢实际是刘文彩储存鸦片的地方，上下两层，上层放烟土，下层常年蓄水，目的是保持烟土的湿润。
1988年，“地主庄园博物馆”经过权衡利弊，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摘掉了水牢的牌子。可是在中国一代老百姓的脑海中，刘文彩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再也抹不掉了。
刘文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问自己。他是一个大地主，拥有近万亩土地，有五个老婆。可是他又被称为“刘大善人”。他告诫人们：什么三民主义，不如多学三门手艺。他在安仁镇上修街道，修铺面〈前面商铺，后面住家），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从而活跃了安仁镇的商业活动；他出资修建“文彩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在修学校的过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监督，检查质量。他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
刘文彩就是这样一个恪守中国传统的乡村士绅，乐善好施，造福乡邻。虽然他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些血腥，但是他还不至于成为一个人人喊打的恶霸大地主。刘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就更不用说了，刘湘是抗日名将，病死在抗战途中；刘文辉解放前率部起义，直接打乱了蒋介石以四川为基地，进行反攻的布局，其人建国后官至林业部长。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刘文彩水牢真相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在庄园的廊房里，布展着闻名全国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艺术再现了残酷剥削当地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我向讲解员问起 “水牢”的事，讲解员带我们走到一处像仓库的地方。她说，这儿就是当年被宣传为“水牢”的地方。实际上不是“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只是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摘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马成广/文 ）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著《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的问世又为在意识形态色彩中着了重笔的一个典型人物还原了本来的面目。读了此书，当年当局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浓墨重彩逐渐褪去，才得知水牢是一个毫无根据的编造，而到处现身说法忆苦的冷妈妈，不过是当时按着当局需要的脚本能进入角色，表演逼真的一个好演员。收租院也是脱离了事实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层层演绎，甚至康生也介入其中参加编导，完全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模式集体创作出的作品。至此，人们得以明白，6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家喻户晓的罪恶的地主阶级代表刘文彩，不过是当时意识形态需要下，人工塑造出的一个反面教员，而且拉出死人刘文彩来批判，也不乏当时的四川当局与刘文彩的兄弟起义将领刘文辉之间的过节。
刘文辉集团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矛盾，并不能证明刘文辉集团是一个中国社会进步力量。尽管刘文辉从42年就与中共上层建立了联系，甚至让中共把电台设在其地盘内，但这决不能说刘文辉本人或集团是为了追求救国和进步的政治理念追随中共的，事实上刘文辉本人和这个家族集团仅是出于恐惧蒋介石消灭自己这个只为家族利益负责的小集团，出于自保才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刘氏家族集团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公开起义，认为追随了中共就可保持其家族利益。但他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的决心。因此，后来这个集团在观念上与中共的政策不可能合拍，其悲剧性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刘氏家族的另一支刘湘将军在抗战中服从中央军令率军出川抗日，病殁于职，自当受后人尊敬，文革中毁墓掘尸，至今找不到遗骨，这实在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四川新闻网2004年10月28日消息，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大地主、恶霸刘文彩，他的第五房姨太太王玉清，前日在成都大邑安仁镇一座的低矮民居里撒手人寰，享年92岁。
王玉清，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大陆仅存的最后一个五姨太”；而且还是30年前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大地主，大恶霸刘文彩的五姨太。所以她的死和她的平凡又离奇般的悲剧一生，就显得不那么寻常，耐人寻味。细品个中的曲直，感悟人生，从中所得到的收益，恐怕对自视为聪明绝顶的现代人都是高额学费都学不到的人生宝贵经验。
采访中，当记者提及文革中盛传的“刘文彩生活糜烂，小老婆王玉清吃鸭子不吃肉，专吃鸭蹼”时，王玉清淡淡一笑道，“那是他们说的嘛！我出身贫穷，过惯了穷人的日子。见别人吃完鸭子，剩下好多爪子，我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其实，哪个放到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呵？！”
而当记者问及“你觉得解放前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时，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王玉清仍然显出“顽固不化”：“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记者明显感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传言颇不以为然，甚至生出几分气愤。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由书法家启功题字的《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