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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存档】李海洲的“道德病”

(2009-10-14 13:30:04)
标签:

九重门

小说家

伤疤

李海洲

杂谈

分类: 严肃点

李海洲的“道德病”   
       
  


  李海洲的《九重门》初版的时候,我们一帮兄弟和他自己都受了不少拖累和牵连。一方面,对我们这些人稍有了解的人说:“这小子写书出卖自己和兄弟,把不堪回首当有趣,完全作秀。”搞得各自的“媳妇”夜夜失眠,缠着问书中写的是不是真的,烦得我们也跟着数天上的星星到天明,所以一度精神不振,状态很不好;另一方面,《九重门》俨然成了畅销书,特别是在高校校园里反响强烈,十之八九的大学生们都在议论它,都想一睹为快,想知道上个世纪末的校园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的印象里,就有不下二十个学生专门跑来问我能不能搞到《九重门》,因为知道我和海洲是朋友,所以看过这本书的有时不免对我侧目,没看过的却缠着我不放,大有把我也剥光了的意思。可见,尽管两方面的反响看似反差巨大,其实本质高度一致,那就是满足或为满足“窥私”而在一本书中寻找原型和谈资——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阅读心态,本来无可厚非,但当其愈演愈烈之时,则难免让人担惊受怕——长此以往,不是我等无地自容钻地缝甚或疯了,就是满世界的“上个世纪末的校园爱情”现代版上演。一篇小说岂能负担如此重大的功能,又岂能遮掩如此众多的不洁?!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但《九重门》的“热闹”让海洲很有些手足无措,却是事实。海洲说过,之所以写这部小说,只不过是想为那一代人的“道德”存下一份记忆,至于爱情描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这些话我们当初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时代边缘的人,中国人历来有“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说”的传统,当事人是无权指证或辩护的。我们当然也不能免俗。后来海洲说《九重门》将再版,因为他的目的还未达到,也因为“消除误读的最好办法就是再读”(李敬泽《误读的小说与小说的误读》)。坦白地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吃惊,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兄弟们将再一次面临被读者剥光了的尴尬,而是海洲对“道德”问题执着甚至执拗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
  我问他:“你是不是病了?”
  他答:“是病了,而且可能病得不轻。”

 

   

   
  

    表面上看,《九重门》的确是一部青春题材的校园爱情小说,这部小说应该没有主角,它塑造的是群像。一群为文学所困的懵懂少年,一群不谙世事的做梦者,一群甚至不懂性与爱的区别的人,在那个时代活过,糊涂过,清醒过,然后继续自己的生命和各自的追求,如此而已。但在实质上,这部小说既是那个时代一群人“道德”的记忆,也是其对“道德”的一再追问。换句话说,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核心就是“道德”。
  这也就是海洲的“病”。海洲的病可以被称之为“道德敏感症”,在《九重门》中这种敏感随处可见。不管是程飞鸿毅然决然地扔掉自己的飞刀,与打打杀杀的狐朋狗友决裂,还是文青水骑在章红的身上一边“运动”一边咒骂自己“缺德”;不管是向天在火车站与他的学生们告别时的“红着眼睛”,还是祥子衣袖上的那一团墙壁灰……情与欲的背后都深藏着“道德”的影子,也正是“道德”的无处不在,使得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仅仅成了一种手段”,只不过初读者往往把手段抽象了,再加上流行的商业元素的误导,所以“身体”露出来了,身体的影子却在黑暗里,“看”与“见”被拆分开来,成了如今的形象或印象。因为敏感,海洲常常被认为是“大惊小怪,神经兮兮”。

 

    

   
       

    相形之下,我们很多人也有病,而且真的“病得不轻”。我们的病是“道德麻痹症”,这种病的症状是:习惯甚至麻木于把道德悬置起来,如果有人来揭“道德”这块伤疤,我们除了不自在之外,有时还会恼羞成怒,对着它吐口水,扮鬼脸,甚至向揭伤疤的人下手,群起而攻之。新近的“黑哨”事件就是个鲜明的旁证,在铺天盖地的揭露和批判声中,却很少有人谈到“良心”、“清白”,反倒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怀疑最先挑起这场“战争”的宋卫平等人是“自我炒作”,“想玉石俱焚”……看得出来,至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尽量地与“道德”保持距离,把它排斥在公众谈论的话题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闪避”。按理,这正应该是小说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小说不就是要捕捉和表现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吗?但没有几位小说家用作品来回答我们。正如评论家李敬泽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小说家似乎对周围的世界甚少兴趣,即使对他那个‘自我’也是浅尝辄止。‘闪避’已成习惯,以至于写作正在变为花样滑冰运动,我们眼前尽是浮光掠影的表象、形式、观念和修辞。”
  海洲正是在这一点上令我惊奇。透过《九重门》,我看到他的笔在麻痹的皮肤表面欢快地滑动,更多的时候是像针一样地扎进去,探测我们究竟在什么深度上会感到疼,会有鲜血流出。这个深度其实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爱情、友情、亲情之中,有时往往就在它们的表面,遗憾的是很多人视而不见甚而故作“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正因为“道德”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经过严肃认真处理的日常经验,它很容易简化为一种“立场”,一种姿态,甚至一种暴力。所以“新新人类”现在有时也侈于谈论道德,但是他们缺乏对生活具体性的敏感,对上述的爱情、友情、亲情的真实掌控。停留在他们口头上的“良心”、“忏悔”、“内心的幸福平静”等等,固然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但这种价值从来不会纯粹地、形而上地呈现,而总是伴随着最具体的困境,遍布种种疑点,被种种矛盾、背谬所缠绕,又从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中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只有这样,“道德”才是具体的,才是看得见的。“道德”要真正从口头融入人的内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剩下的问题是:在《九重门》之后,海洲还会这样近乎执拗地对“道德”发生兴趣吗?除了海洲之外,还有谁会用小说的方式来真切关注人类的“道德”难题?如果有,他对人和人的“道德”的理解能否如此轻灵坦率,如此直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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