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极远的地方眺望诗歌，视线常常为阻隔所断，没有多少痕迹，甚至也没有多少幻想让我抚摩。所以，在我谈起“近卫”时，我的心里正忍受着某种幻想的果子和虚拟的痕迹的“鼓舞”。

    “近卫”在实质上是思想的亲近和行为的疏离的整合。我们打着自己的旗帜，呼啦啦飘扬着走过广场，与其说是愉悦的心情在支撑着我们，倒不如说亲近社会的思想左右了我们。而行为本身却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我们退隐、消极乃至自我毁灭的潜意识。这正像螫人的蜜蜂，它带着强烈的攻击目的面对人，原初的渴望却是通过人的参与完成死亡。我们——一群可以为诗歌而献身的忠诚战士，就是一群蜜蜂。虽然我们组织了语言和各种各样的思维要爱慕诗神，但在实质上却都是追求一个假诗神之手杀死自己的结局。
　　诗歌写作的最后就是这样。“近卫”的宗旨也是这样。我不隐讳功利目的对于诗歌写作的毁灭性，但同时又承认它对写作本能的激发与调动。这就是我说“诗歌的近卫就是思想的亲近”的原因。众所周知，诗人也是人，诗人的心理需要与平常人一样强烈和深刻，只不过诗人常常以献身诗歌的顽念抵抗这需要，同时也更努力地建造虚妄中的“城堡和花园”。许久以来，我不能理解平常人不愿与诗人为伍、视诗人为“疯子”或“假人”的事实，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正是由于诗人的那种内隐的功利目的才使人们引以为敌，正是诗人自身的缺陷造成了诗人名声的晦暗与不洁。
　　我认识到这一点，还因为有另外的佐证，那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诗歌的近卫也是行为的疏离”。诗人多半是怠惰的，在事实与幻想之间，诗人宁愿衷情后者而毅然决然地冷落甚至拒绝前者，这是多数诗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于是我蓦然想起一句名言：“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诗人的怠惰又与平常人不一样。平常人的怠惰往往是思想和行为的一同沉寂，而诗人的怠惰则是其通过诗神之手杀死自己的一种便捷的必要的手段。有诗人说过：“我之所以选择死，不是因为对所经历社会的绝望，而是因为有另一个更加美妙的世界在召唤我。”诗人因为死而有了意义，平常人却必将因为死而失去一切。这也是我在表述这些时始终坚持使用“诗人”和“平常人”两个概念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更看清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诗人关于诗歌的“近卫”是以思想的高度活跃和躯体的最终消灭为代价的，诗人的早亡也许可以成为此观点的例证。可惜的是，在那些早亡诗人当中，并不是人人都到达了“思想高度活跃”的境界。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不值得同情的。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尽管“诗人是不需要同情的”。我说出这些，并不是贬斥死亡对于诗歌和诗人的意义，而是为了让真正的诗人们意识到“死亡不仅如此”。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退出诗坛就是死亡。如果真以为自杀是唯一的选择了，那么最好先想想你为什么进入诗坛，再想想你到底为诗歌做了些什么。
　　由此看来，我所阐释的“诗歌的近卫”在实质上就是关于死亡的别种陈述；由此看来，“亲近”与“疏离”、“思想活跃”与“躯体消灭”都是有目的的，诗歌写作始终被界定在这样的范围里，再没有比这更宽或更高的地方。
　　我们是一群，我们以各种各样的写作态势证明着自己，同时也证明着“我们”。在各自的走向和各自的变异过程中，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总是不约而同地说出下面一段话：
　 “我现在还活着，仅仅因为我早已死去；我早已死了，仅仅因为我已死过一次。”

                                          1995年4月，《中国近卫军诗报》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