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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

(2019-06-25 0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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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在吃饭,忽然收到了二哥的短信,说:老三,我已正式失业了。
 
我的心一沉,放下了饭碗,拨通了他的电话,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怎么回事,失业了,从今往后要自己找饭吃了……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但还是安慰了他几句,二哥答应了几声,就挂了电话。我端起饭碗,想吃,却没胃口。我盯着手里这个精致的白瓷碗,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饭碗也没有了。
 
对于二哥的失业,就是我们所谓的下岗,其实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他所在的那个破厂要死不活的拖了好几年,早该寿终正寝了。不过现在二哥真的失业了,还是让我不免有了许多感慨和忧虑。
 
我想起了我和二哥的过去,思考着我们的未来。
 
 
二哥大我三岁,和我年纪相差不大,在我们姐弟五人中,我与他最要好,与其说他是我哥,还不如说是我的小哥们。我们一起穿破裆裤,一起玩泥巴,一起刮野火,一起打猪草,一起挨老师的打,一起使同学的坏,我们一起开心成长,也一起操心未来——在我18岁之前,二哥和我形影不离,虽然我们在一起就老是扛祸。
 
扛祸就是打架,是我们的土话。我和二哥扛祸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几年,用时髦话说,扛祸是我们兄弟间的主旋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天不打架的,但仍然很要好,想起来难以理解。后来学矛盾论,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是的,打架也是增进我和二哥之间感情的动力。当然这个“动力”有时候过于猛烈,伤点肉,破点皮,在我们之间是家常便饭。直到现在,二哥一站在我面前,我小腿胫骨就有点反应。因为那里,是和二哥的脚尖接触最多的地方。那里皮薄骨硬,常常,二哥一脚踢过来,马上就变了色,或青或红,几天都消不掉。他老打我,所以我从来不叫他哥,喊他二南瓜(傻瓜)或叫老二。老二老二的叫了十几年,到他把嫂子娶进门,还改不了口。还是在父母的数落和逼迫下,出于对嫂子的尊重,我才慢慢松口喊他哥。就是现在,叫我当面喊他一声二哥,我的脑子还是要短一下路的。
 
当然我们扛祸的结果,并不总是我吃亏,他也倒霉,甚至比我惨烈,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嘛。在体力和扛祸技术上,我不是他的对手,但我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我是老幺,上到爹爹婆婆爸爸妈妈,下到哥哥姐姐,甚至还有家里养的那条黑狗,都是向着我的。只要我一哭,二哥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去”,头上承受着栗凿,耳朵灌进来呵斥。“你是大的,怎么打小的?”“老三又不是你的下盘菜!”收到这样的呵斥和指责,二哥也哇哇大哭起来。他的哭相很难看:昂着头,闭着眼,张大嘴,象和老天有仇似的“啊啊啊啊啊”的干号个不停。二哥的哭号,对我来说是胜利的号角,战争往往就在我与二哥的表演似的相对大哭中结束。
 
老家逢有人家办红白喜事,照例是要请吹鼓手的,吹喇叭的照例是两人。到了喜事高潮,比如死人封棺下葬、新人拜堂成亲,喇叭手便卖力地对吹,腮鼓得猪尿泡一样,喇叭翘得象高射炮,那凄婉或欢快的声音把气氛渲染得更加粘稠——我和二哥对哭也有这种效果,湾里人见了,总要笑着说:你兄弟俩喇叭吹得好哇!
 
 
跟二哥一起,除了杠祸,再就是搞鱼。搞鱼,是我们共有的儿时快乐记忆。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令人心潮澎湃,恨不能跃跃欲试,重来一次!
 
二哥很聪明,他无师自通,会做各种玩具,他用竹筒做飙水的注射器、用钢管做能发射弹珠的小 枪,用打吊针的针头和窗户拉钩做“跶炮”。他还会很多把戏,比如钓鱼。春上,在后园里砍一根竹子,削光枝叶,把妈妈的缝衣针烧红,用老虎钳别弯,系上线,用牙膏皮做沉子、用高粱杆做浮子,一副钓鱼竿就做好了。挖了红蚯蚓穿上去,扔到门口堰里去“刷参子”(多春鱼),一早上可以刷好几碗。
 
钓鱼还是小儿科,二哥真正的本事是捉鱼。我们老家是平原和丘陵过度地带,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田野里挖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塘堰,以便蓄水,在暑天灌溉稻田。上世纪80年代已经分田到户,塘堰还没被私人承包,是公共资源。野堰里的鱼虾,就属于公家共有,当然也没有饲养和管理,谁都可以去捕捞。一到夏天,酷暑天旱,绝大多数塘堰都被抽干,一湾的男女老少,都挽起裤脚下到抽干水的塘里去捉鱼,逮到什么是什么。村里人用各种渔具捉鱼,捞网、虾袋、竹罩、粘网、大网等等齐上阵,要是没来得及回家取工具,没关系,赤手空拳也可以捉一大堆!每一个干塘的日子,都是乡村的狂欢,是村人的节日,更是小伙伴大显身手的迪厅!
 
在塘堰泥水里捉鱼,这还不算什么,我跟二哥的辉煌,是在走 暴天气或雨天出搞鱼的丰硕捕获!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仍然热血沸腾跃跃欲试!话说三四月春雨季节,特别是六七月梅雨季节,只要一下雨,我家的鱼就吃不完。常常,暴雨如注,二哥站在我家前院走廊下,抬头看看天,屋檐下织成帘子的雨线,他下定决心,说:“走!兵,搞鱼去!”他拿上两个用棍子撑成D型的大虾袋和装鱼的蛇皮袋子,我带上油布雨衣,把裤脚一挽,跟着他屁颠屁颠地走向田野、走进风雨里……

下雨,产生地表径流,不断汇聚,形成大大小小的流脉,有农田挖出的排水垄沟或厢沟,也有山坡流下来自然汇聚成型的溪流,这些水流最终都注入塘堰。因水族都有逆水上行的天性,注入塘堰的水口处,往往也是鱼虾密集之处。你瞧,在流响哗哗,水花翻腾的塘里,排队似的早聚满了准备上水“跳龙门”的鱼儿。有许多鱼,急剧摆动尾巴,把水打得噼啪响,它们已经上水到沟渠的中段乃至源头了,到了源头却没有龙门可跳,它们又不愿随波逐顺流水而下,最后都跳到水沟两边的草地或庄稼地里去了。我们要搞的对象,就是那些已逆着水流游上去、又忘了归途的傻瓜们。
 
听到上水鱼打水而发出的啪啪声,我和二哥如临战场,显得亢奋紧张!二哥把小虾袋递给我,低声说:“我用大虾袋封住水口,你去最上游的地方,到沟里去浩水(搅水),把鱼都给我赶下来,我让它们一个也跑不掉!”说时迟,那时快,二哥一个箭步就找到了准确的位置,把D型大虾袋的直线部分摁下去,套住整个水口,立即就看到了水流中翻出来鱼肚白!
 
二哥动作敏捷,一只手紧紧按着插入泥里的虾袋,一只手往袋子里掏,捉一条就扔进蛇皮袋子里去,蛇皮袋子立即凸凹起来。我则带上小虾袋跑到水沟的上游,下到沟里,边蹚水并在水流里摆动,惊慌无措的鱼儿们,来回穿梭,它们光滑而硬实的脊背不停碰撞着我的小腿和脚。那种充实的、愉悦的、销魂的触感,已经浸入到皮肤里去了,形成了我永难忘记的肌肉记忆,只要一想起,心中就有一股激流喷涌出来!
 
沿着水沟,我边把沟里的鱼往下赶,边把跳出沟外躺在地上的鱼直接捡到虾袋里去。不到一顿饭功夫,大部分鱼就都被赶到了世界尽头——二哥的虾袋里去了,随即被一一捉起来装在蛇皮袋子里去了!等确认沟里再没有鱼之后,我们端起虾袋,颗粒归仓。二哥提起鼓胀的蛇皮袋子,露出一口白牙,高兴地笑了:“兵!搞得哈!这次收获不小!”背回家,爷奶爸妈哥姐都很高兴。奶奶端出一个大木脚盆,哗啦一蛇皮袋子倒进去,满满一脚盆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野生鞋板喜头鱼(鲫鱼),脊背青黑中透着金黄,“迟”(杀)了后,晒成鱼干,加辣椒干炕,或者白花菜炖煮……哇,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美味!
 
跟二哥一起,这样搞鱼搞了十几年。我们搞到的鱼,多的时候有四五十斤,一般有十几斤,最少也可以“做几个碗。”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我老家铁石墩,回到我们的儿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跟在二哥后头,到广袤的田野、到汩汩的流水里去,痛痛快快地搞一次鱼!

我也常常做这样的梦:我和二哥背上虾袋再次出发了!我听见了二哥在低声说:“兵,浩水浩水,把鱼赶下来……”我甚至都感觉到鱼群在乓动我的腿脚了!可是忽然醒来,发现我躺在异乡的床上,窗外朗月清风,不曾下雨。是有什么东西在接触我的腿脚?是鞋板喜头鱼吗?那硬实而溜滑的触感,如此真切!但那不是故乡的鱼,而是来自我太太的腿脚。每当梦醒,回忆美好且感伤,就像喜头鱼塞满虾袋一样,塞满了我的脑袋,凸凸凹凹地翻滚着。

 
喇叭还没有停下来,搞鱼正有劲,发蒙(上学)却已经开始了。一发蒙,我和二哥的生活内容一下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每天早上,我们被大人拉起来,打着呵欠,挎着一个黄挎包,顺着一个台渠去上学。何陈小学就在台渠的尽头,它建在一个墩子上,墩子周围有很多杉树,但我们叫它沙树,沙树林是我和二哥的又一个乐土。
 
说起来好笑,刚进学堂发蒙的我们,对“a  i u  v”没兴趣,有口无心的念成“啊哦呃一屋猪”。大人们也笑:“什么‘波泼摸佛’,你们哪摸到个风!”学习多没劲,倒是对武打入迷,70后的乡村小子,谁不曾受到《霍元甲》《陈真》《少林寺》的影响呢?我们抹走20里夜路,就是为了去看一眼黑白武打电视,这主题曲一想起就带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我们模仿港台腔吼:介里系全国——该奔!顿时像打了鸡血全身狂躁,顿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顿时想找人打架,顿时想流血,顿时想为国去死!
 
二哥对学武尤其痴迷,没事的时候,就在沙树林里对着我“嗬嗬嗨嗨”地动作起来。他懂很多招势,什么霍元甲的迷踪拳,什么李连杰的醉拳,还有陈真的什么招,王仁则的什么势,他都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关于武打,二哥说说倒也无妨,我最怕的是他把当作我王仁则,说一声“看招”,就对着我噼里啪啦一阵乱打。尽管是他的练习,可还是不免了会伤到了皮肉,我就学李连杰或霍东阁,奋起拼命……结果,扛起了祸,两支喇叭齐吹。
 
除了在沙树林里和我真人真棍的练武,二哥还在纸上谈兵。也不知道他那里来的那么多鬼点子,他能在他的课本和作业本上导演一场激烈的战役。每当练武或者扛祸结束,就是休战的开始,二哥和我便并排着趴在地上,开始了打仗的演练。
 
过程是这样的:二哥从屁股上的挎包里掏出课本,或者作业本,还有一支元笔(铅笔),先开始布阵,右边是好人,左边是坏人,二哥说好人就是解放军,坏人是小日本,或蒋该死。布阵完了,就开始画人。他画的人物,一个圆打三个点,就是头;下面画个长条,加四个弯线,就是身子。人物造型虽然幼稚可笑,但那些人手上拿的刀枪真是画得像,驳壳枪和鬼头大刀是他最拿手的,还有带刺刀的步 枪、机关枪、大炮、榴弹等等,简直是武 器专家。
 
等到他画完这些,纸上的战争就开始了。先是从好人的枪口画一条虚线加一个圆圈,意思是枪开火了;虚线的尽头连在另一边的一个人身上,证明打中了。再画一个黑团,说明在流血,再后写一个大大的“啊”,那么这个人就死了。把它擦掉,再画一个,说明补充了新兵……二哥一般要我做坏人,坏人自然死的多,电影上都这样,最后胜利的都是好人。我不愿意死,只有拼命的往他那边画线,拼命的加新兵,线越画越多,仗也打得越来越激烈——终于,战火从纸上烧到了我和二哥身上,和他的一场扛祸又在所难免。
 
因为战场总是在二哥的课本或者作业本上打响的,所以他的本子自然是百孔千疮,拿我们的土话说,是“破得象块狗巴巴”,老师照例要呵斥,自然也免不了大人的栗凿。可以想见,像二哥这样整天沉湎于假想和暴力中的人,读书不行,发蒙也越发越蒙。他的成绩自然也是“狗巴巴”,都赶不到我。这是我唯一能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理由。
 
不过,二哥的纸上谈兵虽然百无一用,甚至他自己还为此吃了亏。但我得感谢他,因为,就在他画那些幼稚的好人和坏人时,培养了我对绘画的兴趣,就在他想着怎样导演战争的过程中,培养了我的想象力。这些兴趣和想象力,最终影响了我,使我走上了美术这条路。想来,二哥给我的呵斥和栗凿,也算是为我交的学费吧。
 
 
一晃,小学发蒙就结束了,我和二哥都进了初中读书。初中位于一条叫洪山的小街上,所以校名就叫洪山中学。说是中学,实际上小得很,十几个老师,5个班级,200多个学生。但别小看这个学校,每年一个初三毕业班,考取中专的总有好几个(那时中专吃香),考取我们县一中的也有不少。我为上初中而兴奋不已:一来是可以“上洪山”;二来可以和更多的同学玩;三呢,可以吃用铝盒子蒸的饭。
 
二哥读初三时,我还在读初二,他之所以高我一个年级,是因为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得了“好吃病”(黄疸性肝炎)而留了级。尽管白天晚上各忙各的,但我和二哥却是朝夕相处、同床共枕。因为我爸在那个学校教书,有一间宿舍,但他要顾家里的农活,大部分晚上要回家,爸爸的宿舍就成了我和二哥的天地了。
 
上初中的二哥,暴躁脾气没有改,但和我扛祸的次数已经少了,一来因为都大了,二呢,也是学习紧张,要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了。对于学习,二哥是尽力的,可基础差,老是个中下等。我在班上则总是前三名,我爸自然对我寄予厚望,二哥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
 
我总记得这样的夜晚:二哥吹着响亮的口哨,托着一盏煤油玻璃罩子灯去教室上晚自习,我则到处闲逛,我们初中时,只有初三上晚自习。到了7点半,我就坐在桌前做作业,不一会,二哥就下自习了,老远就听见他的口哨声。吹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恋曲1990》《人在旅途》《大约在冬季》什么的。二哥吹得最多的是“乌溜溜的黑眼睛和你的笑脸”,响亮的哨音里,流露出小小少年的愁怨。现在,只要一听见罗大佑那熟悉的旋律,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黑眼睛和笑脸,而是二哥那撅起的嘴,和唇上淡淡的灰尘一样的绒毛。
 
每次二哥下晚自习回来,就洗脚上床,拿一本书,歪在床上看。书一般是《生理卫生》或《社会发展简史》,可能是怕影响我,他看书时都是默念的,也时也不小心读出了声,但只要我的动作一大,他的声音就消失了。二哥看书的时间并不长,常常我一抬头,就看见他歪着脑袋睡着了,双手松松地握着书本,书本已倒在被子上。煤油灯微弱的橘黄色光照着他的脸,那是一张漂亮少年的脸:俊朗、红润,而又略显迷茫。
 
我看见他睡得很香,不忍叫他,就继续做我自己的事。不一会,二哥自己醒了,“呜恩呜恩”地嘟哝几声,揉揉眼睛,很陌生地盯着我看我一眼,然后接着看书。要不了一会,他又睡着了,我看他的头歪得厉害,很不舒服的睡姿,就轻声叫醒他:“老二,你脱了衣服睡。”他闭着眼,不做声,忽然说:“我背书呢。”过了一会儿,他吃力得睁开眼,硬撑着勉强看了几行,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又想叫他,他却含含糊糊地对我说:“老三我睡会,你过10分钟叫我。”说完书扔一边,身子往下一沉,酣然入梦。10分钟早过了,忍了忍,还是没有叫醒他,也吹了灯,上床睡在他脚头。
 
但第二天一早,二哥照例要埋怨我,怎么不叫醒我?还有好多书冇背下来呢!我说,老二,你习惯不好,怎么老偎在床上看书?一上床瞌睡就来了,你最好还是坐在桌前背书。二哥不做声了。到了晚上,他又上到床上去了,又在瞌睡和背书中挣扎。
 
二哥的学习成绩一般,但还是在1990年的中考中考取了我们县三中。这很出乎家人意料,没人想到他还能考上高中。爸爸本来的意思是,如果他考不上,就送他去当兵,扛祸和练武倒造就了他一副好身板。既然二哥考上了,那么就让他去读吧。九十年代初,正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妈妈还是欣慰地为他打理行装。
 
1990年的9月1日,和我朝夕相处了15年的二哥,背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搭车去巡店镇县三中求学。
 
 
 “商品粮户口”,这个带有计划经济烙印的词汇,对于部分的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它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过一些人的命运;说陌生,是在现今社会里,它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们全家对它的记忆是深刻的。
 
首先要从我爸说起。他是一个初中肄业生,在农村当了20几年的民办教师,后来通过转正考试和自学考试,获得了公办教师的资格,也取得了大学自修文凭。我记忆犹新一件事, 1984年暑假的某一天,我爸带回来一张表格,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喜。那是一张“转户口”的情况调查表,从这个表格上,我第一次知道了“商品粮户口”这个词语。这张神秘的表格,就象一道圣旨,它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全家人的命运,使我家从受苦的农村人一下子变成“吃皇粮”的城里人。
 
我爸慎重地把我们全家9口人的姓名、年龄等情况详细地填了上去,然后慎重地把表格交了上去。接下来。就开始了长达5年的等待,怀着希冀,怀着不安,也怀着无奈,遥遥无期,坚持不懈地等待、等待、等待着。每年过年的时候,我爸总要说起那张表格,说是不是掉了,或者别人忘记了?但最后还是充满自信地对我们说:也许在开年后,我们的“商品粮户口”就批下来了。只要你们有“商品粮户口”,你们就可以招工进城,就可以不再种田吃苦了,我家几代人就脱农了!那时候制度就是这样,农业户口就得种田,城市户口就可以招工进厂。农村人要进城,首先得有“商品粮户口”,没有这个通行证,想都不要想。
 
全家为之期盼了多年的“商品粮户口”终于批了下来!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再欣喜若狂,而是显得很平静。反而是同时下来的另一个消息让我爸大伤脑筋。
 
这个消息是,我们县城最好的企业,省铝厂要扩建,要招一大批青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我爸想到了二哥,照他的成绩,考大学是渺茫的,考个省级中专,把握不大,在那时,读自费、委陪等也要看分数,况且家里又穷,根本读不起。三年高中下来,又考不上学,二哥怎么办?农村人还有一条出路是当兵,但在90年代,当兵也要走关系的。那么学手艺,或者务农?那不可能,那就不如抓住机会,不读书,招工进厂……想来想去,我爸去三中把二哥带了回来。
 
我不知道我爸和二哥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是否经历了两难的抉择。我只知道,二哥在上高中不到一个月之后,就带着属于他的“商品粮户口”,又背着他简单的行李,一个人踏上了去县城铝厂的旅程。
 
 
省铝厂是个大厂,是省属二级企业,是我们那个县城首屈一指的龙头老大,铝厂好几个分厂,几万名职工。在80年代,扎扎实实地火过一阵。洪山人如果进城,是一定要到铝厂去看看的,虽然进不了铝厂的大门,但回来还是照例要吹一番:呵,那厂子可真叫大,一个大院子,光大门就有6个,那门可大得,5头牯牛并排着也进得去!还有那烟囱,好家伙,高得上了天,你要是戴着帽子仰头看吧,把你的帽子都仰掉在地上了!
 
二哥进了这样的大地方,着实是让洪山人眼睛红了一回。在洪山人看来,只要是进了城,哪怕你是捡破烂的,也了不得,不比种田高人一等?我本家有一个大伯,60 多岁了,得了病,进城看了一回病,回来总跟我爸叨唠:哎呀兄弟,一进医院我就想,别看我穿得不体面,我姓杨的可有一个侄儿在这里呢!他说他一这么想,疼痛就减轻了好些,也敢对医生粗声大气说话了。
 
进了城的二哥,回家的机会很少了,开始是每星期回家一次,后来是一月回来一次,再后来是几个月回来一次。刚开始,二哥似乎不太适应县城的生活,总往家里跑,一回来就看看书、钓钓鱼,回答别人不厌其烦的问话,后来,就只抗着自己用青竹子做的钓鱼竿往外跑,一钓一整天,晒得流油,饭也不吃,可是却很少钓到什么鱼。三个月后,他干脆就不回来了,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提点东西回来看看,睡一晚,第二天就走。
 
我总忘不了1991年春节,二哥是在腊月28回来的,提了一袋子东西,他说都是厂里分的年货,有牛肉什么的,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袋子鸡翅,那鸡翅可真大,赶得上我家养的一条鹅腿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鸡翅还可以长那么大。二哥只在家里吃了顿年饭,下午4点就搭车走了,说是年30要加班,我们全家心情又高兴又沉重地送他出了村口,谁也没有说话。1991年的春节是令我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家过的第一个不团圆的年。
 
从二哥回家的次数中,我也发现了二哥逐渐在改变。第一是头发,二哥的头型不好看,后脑勺突出,显得有点苕样,我们那里叫这样的脑袋为“后zhua(爪)子”。二哥第三次回家,我就发现他的“后(爪)子”不见了,代之的是明信片上常见的那个叫郭富城的“富贵头”。这种发型在90年代很流行,前面留得长,中分,露出额头;后面也长,在发际处剪齐,因为头发长,所以看起来就掩盖了二哥那个突出的“后(爪)子”。要是从前面看,浓眉大眼的二哥还真有几分郭富城的味道。
 
二哥的第二个变化,是他的衣着。
 
读书时的二哥,穿的基本上是我爸或老大留下来的旧衣服,这以大传小的穿衣之道,我们那里叫“捡旧”,二哥不仅捡我爸我哥的旧,还捡我妈我姐的旧。因为“捡旧”,二哥还闹过笑话。他小学时,穿着我二姐的花裤子上厕所,因为那时女的裤子是从右侧边开叉再系上裤带的,不象男的裤裆前有一个开口,撒尿就不用解裤带了。那天二哥内急,不敢喊报告上厕所,忍了一节课,好不容易下课了,老师又拖堂,直到要上第二节课了,老师才喊“下课”,还没等老师出教室门,二哥捂着肚子,飞也似的往厕所狂奔,可进了厕所,怎么也解不开裤带,弄了半天,不仅没有解开,还打了个死结,上课铃声又响了,这下二哥可就惨了!情急之中,只好把尿拉了一半在左裤裆里,穿着湿漉漉的裤子又回教室上课,惹得同学们一阵好笑。
 
进了城的二哥,一改往日的寒酸和破旧,穿得光鲜起来,浑身都是那时的流行货:脚上是锃亮的“登云”皮鞋,裤子是臀围宽裤脚紧的“萝卜”裤,上身是花得一塌糊涂的衬衣,看起来象个港仔。再加上他的“富城”头,和一副神秘的墨镜,以及吹得脆响的口哨,看起来,吊得很!
 
二哥的第三个改变是他的腔调。不再是土拉吧唧的村话,而是标准的县城话,不说“天黑(hei )了”,而是天“ha”了;不说“蛮好哦”,说“he好哦”。在我听来,话虽然听起来别扭,但我还是为二哥感到很骄傲,特别是他每次到初三教室来找我的时候,我总和同桌说:看冇,那是我铝厂做事的二哥呢!”
 
 
中考考完了,我回家倒头睡了两天两夜。接下来,我就成了放牛郎,每天一大早就牵了牛,拿一本书,不声不响的走向田野。未来和理想对我来说,就象是田野是飘起来的晨雾,飘渺,迷茫。
 
在一个又是雾气弥漫的早晨,正牵着牛走在水田的埂子上,看牛大口大口地嚼着嫩草,肚子呱呱叫着,忽然听见二哥的声音融化在雾里,渺渺地传了过来:“老三老三——”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应了几声,扯起牛鼻子就走。老远的就看见二哥站在村口的台渠上。我问:“老二,么事?”“考上了!你考上了!”二哥兴奋地左右走动着。“考上哪里了?”我心里一紧。“一中,安一中!”我考上了安陆一中?我脑子有点乱。安一中可不是那么好考的,对我来说,那似乎和雾气中的景物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而现在,二哥说我考上了安一中……
 
“是不是真的啊。”我心跳得很快,走到了二哥的跟前,牯牛猛地一回头赶苍蝇,牛绳把我拽得身子一歪。“还有假的!看,通知书!”二哥上前几步,把一张纸递到了我的面前。
 
果然是安陆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县一中录取。在1991年的安陆县城,能被一中录取的绝对是凤毛麟角,有时有的乡镇一个也没有,在村里人看来,考上了一中,可就是中了秀才,况且我是村里第一个考取一中的农村伢。
 
中考后,二哥总跑教育局和一中打听情况,得知我被一中录取,不晓得几高兴,特地请假回来给我送通知的。这张薄薄的纸,给全家人带来了欢喜。特别是我爸,教了一辈子书,眼看着子女5个有4个泡了汤,只有我这个老幺还争了口气,考上了一中,为他挣回了不少的面子!尽管我考不考得上大学还八字没得一撇,但上一中已让他感到欣慰了。
 
转眼,割完了中稻,晚稻也快成熟了。天气也逐渐转凉,我开学的日子快到了,就像去年二哥考上高中一样,我妈也忙着给我准备行李。我爸因为洪山中学开学后的事情多,他安排二哥带我去县一中报到。
 
1991年的8月30日,二哥领着我,带着行李,走进迎春路县一中的大门。
 
先是报到。新生排着队,要填很多的表格: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家庭成员、所在乡镇、毕业学校,等等。我是第一次进县城,到了大地方,惶恐、拘谨、不知所措,又呆又傻,什么也不会。我站在队列中,无奈地望着二哥,二哥毕竟是在城里见过世面的,他看我六神无主,就过来站在我旁边,准备等一会轮到我的时候帮我填写。可是现场维持秩序的一中老师,却不准家属站在队列里,吼了二哥几次,二哥没有理会。这下,可恼了其中一个大脑袋大耳朵的人,他上前一把拽住二哥,猛地拉人。二哥也是个愣头青,血那时气方刚,性子倔,力气大,他拿手拦,偏要站在我身边,这样推推搡搡起来,学校还一下子来了几个人,把二哥夹在中间,那架势,好象是要动手了!别的家长纷纷解劝,总算没有打将起来。
 
我在一旁都吓傻了,只听见那大脑袋大耳朵的人瓮声瓮气地说:“伙计莫吊!你老弟可要在我手上3年呢……”后来在开学典礼上,我才知道,那人,原来是刚提拔上来的一中校长!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从此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不敢有半点动静。
 
办完手续,报完到,安顿好后,二哥领着我去铝厂玩。
 
出一中大门,向右,上坡,笔直走,路边长着夹竹桃,一蓬蓬的,黑绿的叶子,红白的花,我晓得花有毒,但还是忍不住摘了拿在鼻前闻。跨过铁路桥,路两边的植物就全是黑枯杈子,到处是黑灰,墙上也是黑糊糊的,空气中有难闻的怪味,越来越浓。二哥指着路边的高大围墙说:“这就是铝厂。只见脏黑的高墙里,是高高的厂房;脏黑的厂房上,有高高耸立的烟囱;黑脏的烟囱上,正不断向外冒着滚滚烟尘……这就是传说的像天堂一样的铝厂?
 
我很疑惑,铝应该是雪白的,怎么铝厂全是黑的呢?连厂里的植物,都是黑的!
 
沿着高墙走,经过好几个大门,二哥所在的电解车间在西门。看来关于铝厂有好几个大门的传言确实不假,我留心那门宽,的确,可以并排三头牯牛进出。铝厂实在是大,我和二哥围着墙走了老半天,才在一个大铁门前停了下来,二哥说:“进来,这就是电解车间,我就在这里做事。”

一进门,那怪味更难闻,我几乎快要窒息了,厂房内全是房子,一样的又黑又脏又高,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和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大院子里,看到一堆堆的大方块子,闪着耀眼的白光,那是铝锭。二哥说,“我们电解厂,就是把铝粉烧成铝锭,铝锭是原材料,再运到其他厂去加工成铝制品。”“那你主要是做什么?”“我就是车间戳炉子的……就和,这个人做的事差不多。”
 
二哥掏出了一张老版五元人民币,指着上面的一个炼钢工人对我说。我看了看火炉前那个拿着钢叉的人,又看了看二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起台湾的“小虎队”,现在谢霆锋的fans们大概不会知道,但在1991年的中国大地上,只要是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一定会响起那三个小帅哥干净清新的歌声,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好声音。
 
我第一次走进二哥在铝厂的宿舍时,里面就正在放着小虎队青春激昂的《青苹果乐园》: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
 
电解分厂的男工宿舍区总共有三栋楼,每栋7层,每层12个房间,一间房间住4个人。我跟着二哥上了4楼,还没有走进405房,里面的乐曲就迸射了出来。门口,几个光着膀子的哥们在随着小虎们一起吼着:啦~~啦~~啦~~啦,尽情摇摆~~~~
 
进了门,二哥自豪地向他的工友们介绍:“我老三,读一中的。”大伙纷纷让座,还有人给我发烟,二哥接了,衔在嘴里,迷着眼,接受别人的点火,他深吸一口,舒服地吐了个烟圈,袅袅飘起来。这个动作完成得很娴熟,可我第一次看见二哥抽烟,还是觉得别扭,要知道,从小我爸爸就不准我们抽烟的。我坐在二哥单人床沿上,听他们高谈阔论,主要有三点,一是关于打架,二是麻将,三是关于女伢。这些荷尔蒙爆棚的小伙子们,除了工作,他们就关心这些。
 
我有点窘,不太好听他们谈话。我听到有人称呼二哥“杨段长”,这个“段长”到底是个什么官?正想着,忽然听见了外边响起了冲锋号哒哒哒哒哒的声音,二哥掐了烟,起身拿两个碗,对我说,老三,走,吃饭去。我就跟着二哥去他们食堂吃饭。一出门,呵,吃饭的队伍真是浩浩荡荡!楼下的场院里,全是清一色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怕有一千多人,他们敲碗声、谈笑声、还有楼上传来的大音量的音乐声,把个宿舍区搅得沸沸扬扬的,象一锅滚开水,燃烧着生活的火焰,激荡着青春的激情!“繁花似锦,烈火烹油”,我想起来红楼梦里的这一句。
 
这样火热的场景深刻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可当我在2001年重返这片场院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人去楼空一片萧条的景象,难免有物是人非之叹: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都到哪里去了?
 
后来我每周都要去铝厂食堂蹭饭吃。那里的饭菜,可比我们县一中好太多了!一中的饭菜和猪食差不多,有一次我打了一份红梗汗菜,竟翻出了一条红蚯蚓,现在我一见红梗汗菜就想吐。铝厂的菜油厚,分量足,味道好,每碗菜都有肉,不想吃荤还不行!这是我对铝厂环境的唯一好感。铝厂食堂的好饭菜并不能改变我对它的坏印象,当我体验了二哥的工作之后,更是为二哥担忧。
 
一个周六的傍晚,我没有课,就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去铝厂找二哥,顺便向他要点生活费。上楼,405宿舍上了锁,问隔壁的小哥,说二哥正在上班。我来铝厂好多回了,还一直没有去二哥上班的地方看看,就问清了地址,向电解分厂的厂房走去。
 
进到一个院子了,见耸立着三排盖着黑红砖瓦的房子,那就是电解车间。二哥在2车间,沿着大门口的台阶上去,只听见轰隆隆的闷响,黄褐色的烟尘如战场的硝烟一样,蒸腾弥漫,那烟尘是从一座座炉子似的设备里冒出来的。炉子里燃烧着,火红火红的,即使是在11月底的天气里,也感到十分躁热,人还没有接近炉子,就已经出了一身汗。在弥漫的烟雾中,有几个模模糊糊的身影在前面晃动,若有若无,像梦境中飘荡的鬼影。我听二哥说过,电解厂就是通过电能把铝粉炼成铝锭,在烧的过程中,常有包裹粘连的现象,他们的工作就是用擂锤把那些包裹或者粘连的地方戳开。
 
二哥和我说得很简单,可没有想到他的工作环境这么恶劣!
 
我根本看不清炉前忙忙碌碌的人的面目,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二哥。正要问人,却见一个人朝我走来,直到走到我跟前才看清楚,是二哥!他穿着一身灰黄色的工作服,说是工作服,还不如说是乞丐服,因为那衣服蒙着厚厚一层黄褐色的灰尘,根本看不出颜色来,上衣连扣子也没有,敞开着,露出一样颜色的灰黄色胸膛,那是二哥的肉身。二哥头上戴着一顶帽子,那是什么样的帽子啊?和电影中日本鬼子的帽子一样,有帽檐,有护耳,还有长长的护肩,可是护耳和护肩都没有系上,松软地耷拉着,帽子上全是灰尘。帽檐下二哥的脸,可真是“面目全非”,厚厚的一层灰,发稍、眉毛、睫毛、胡须、嘴唇全是灰,只有一双眼睛“间或一轮”,证明唯一干净,但眼角也积着一层眼屎……
 
这,就是我的二哥,这就是我的亲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是那样陌生,如人间地狱里跑出来的鬼魂,我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和那个嗬哈嗬哈练武的孩子、那个香甜睡去的少年、那个衣着光鲜的“港仔”联系起来。
 
这就是众人眼红的工作吗?这就是我们苦盼了6年的“商品粮户口”的结果吗?这就是羡慕已久的城里人的生活吗?

 
刚上一中时,我和二哥往来很多,随着我学业的逐渐繁重,后来就慢慢少了。我只有周六晚上或周日下午不上课,有空去看他,有时去,也难碰到人。从他室友那里,我隐约感觉二哥好象谈恋爱了。至于我未来的嫂子是谁,他们都讳莫如深,不愿给我吐露半个字。
 
我想,中国人的感情都是内敛的,在婚恋隐私方面,亲兄弟也难启齿,做到无话不说。二哥不愿意告诉我,我也就不多问了,偶然遇见二哥几回,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而且我渐渐发现,我上高中后,我和二哥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了,是环境的差异,是文化的隔膜,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但有一天下晚自习,我一走出教学楼,就看见了二哥。他穿着一套蓝色T恤站在花坛旁,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孩。在路灯的笼罩下,这一蓝白的两个人,看起来是那么协调,好象红花和绿叶,少了一个都觉得缺憾。
 
我想这白色的女孩应该就是我未来的嫂子了吧?我正在想该叫她什么,是叫嫂子还是叫姐姐?二哥先开口了:“兵,这是我朋友,棉纺厂的,也是洪山人。”我没想好喊她什么,对她笑了笑,她也回笑。光线暗淡,看不太清楚她的脸,只觉得有点瘦弱。我记得她,她跟二哥同年,是初中同学,上我一届。
 
他们是来给我送东西的,无非吃穿之类。二哥递给我包裹,嘱咐了几句,就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为二哥感到幸福,也默默祝愿他们。
 
半年后的一天,我放月假(安一中全部是住读生,封闭式管理,一个月放一次假),刚搭上了去洪山的车,忽然看见车子前排坐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姐姐,她坐在前面,我只看得见她的后背,似乎很面熟,想了半天,原来是二哥的女朋友!想想又觉得不像,可是又越看越像,或越觉得不像。如果她跟我打招呼,我该叫什么?该说什么?我一路想着,犹豫着,直到车子停在了洪山街上,还是没有勇气上前认“嫂”。
 
后来,二哥结婚后,在一次和二嫂的闲聊中,我说起了这件事情,二嫂也笑着说:“我那天也是一路上想一路矛盾回来的!”
 
 
 1994年1月1日,是二哥和嫂子结婚的大喜日子。
 
他们的婚礼是按照洪山标准的礼节操办的,结婚过程总共有3天:第一天,待媒;第二天,迎亲;第三天,喝茶。
 
待媒的意思就是款待媒人。往时农村人的社会交往少,男女姻缘这根红线照例还是由媒婆来牵的,如果牵线搭桥能成功,使男女成亲,媒婆的功绩自然是第一位的,“待媒”的意思就是感谢媒人。二哥和二嫂是自由恋爱,没有媒人,但为了婚礼的完整和合礼仪,他们找了一个媒人,这个“形式主义”的“媒婆”就是我大姐。在第一天晚上的正餐上,第一席酒宴靠神龛的上座,是最显贵的座位。大姐坐在右首,左首坐着我舅爷,其余客人的都按照长幼尊卑“列坐其次”。随着一声爆裂的鞭炮声,婚宴开始了,大家满意地吃喝,欢声笑语、热热闹闹。
 
饭后,就到了“上礼”的环节了,搬一个大桌子,点上烛火,倒上茶水,请一个识文断字的先生(那天的先生是我),在一个红纸缝成的本子上,用毛笔写上“礼尚往来”四字。翻开第一页,先生抬头四望,早有亲戚朋友围个水泄不通,客人们都客气谦让,说“喝茶喝茶您先喝”,没人喝,这“喝茶”的意思其实是叫“上礼金”。大家心照不宣,脸上都洋溢着油油的笑容。
 
所谓是“无功不受禄”,既然舅爷坐最尊贵的位子,自然也应该第一个交“饭费”。这时就有人高声喊:“舅爷!过来喝茶唦!”众人哄笑起来,舅爷伸手从胸包里慢腾腾掏出钱来,递给专门收钱的,这人负责收钱、数钱、报钱数,他大声吆喝:“舅爷,200块!”记账的先生就记上。旁边就有人喝茶喝茶!”早有人奉上了茶,舅爷满面春光地喝着,很受用的样子。舅爷带了头,其他的客人们自然也就如同坐席一样,按照长幼尊卑,依次注册礼金,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是结婚程序中的第一个高潮。
 
“喝茶”的程序,在第三天还会重演,不同的是,倒茶的是新郎和新娘,客人们给的茶钱是小面额,随缘就意地给。客人喝了茶就得走了……所谓我们老家传统婚礼最核心、最高潮的部分还是“迎新。”
 
“迎新”,是婚礼的实操性阶段。一大早,由一个能干的人组织一支迎娶队伍,到女方家里接新娘。这能干的人,俗称“提礼壶的”,要有一点威信,还得精明灵活、见事说事、能说会道。这支队伍总共20人左右:提礼壶的1个,新郎1个,吹鼓手4个(2锣2喇叭),抬嫁妆的10个(基本是新郎的老表),还有接新娘的女眷2个,打杂的2到3个……在迎娶二嫂的队伍中,我充当抬嫁妆的伙计之一。
 
老辈人说,迎新要在三更半夜出发,大概是源于“强盗抢亲”的遗俗。那天天不亮,我们就起身,一行人走在春寒料峭的田野上。四下飘起了白雾,薄薄的,飘到我们的身上,马上就被我们的热气和乐声融化了。我们高声谈笑,打逗着二哥,向他要烟要糖。吹鼓手也卖力,2面铜锣和2根喇叭,交错吹奏着:当,当,当当当!嘀嘀嗒嗒嘀嘀嗒~~~当,当,当当当!嘀嘀嗒嗒嘀嘀嗒~~~
 
在冬晨寂静无人的乡村,那浑厚的轰响和清脆的鸣唱,被清寒的薄雾去燥,锣声仿佛是男人低沉的嗓音、喇叭就是女人婉转的歌喉,喜庆、朴实、和谐,直入听者的耳朵心灵,真是乡村最动听的声音。这美声点醒了梦中的农人,他们嘟囔一声,又翻身睡去……
 
二嫂的家,离我家只有10里远,在一个叫短港的水库边上,这是一个只有8户人家的小村湾,离湾10米远的地方就是短港水库,水边的树丛下,还停着好几条船。船周围的水面上,飘着野生的水草。雾气茫茫,这真是一个宁静的水乡小村!
 
但二嫂家的大门却对我们紧闭着,这又是我们那里的旧俗,是“强盗抢亲”逻辑的结果。提礼壶的抵达二嫂家,先放了一万响的爆竹,告知男方已到。女方家里随即也放鞭炮,双方请的锣喇叭的高声齐奏和人们的欢叫声,一时伴着鞭炮的青烟浓烟四起,声响大作!
 
待到稍微平息下来,提礼壶的便上前叫门:“亲家,把门打开喽!”我们就齐声和道:“打开哦!打开哦!”里边回话:“么样开呢!”“晓得晓得!我们晓得礼数的!您家把门搭开说话啊!”“先把礼数亮出来再说!”
 
提酒壶的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望里头塞:“礼数来了,打开吧!”“呵!这点礼数,就想把姑娘接走啊!”“您家莫为难撒!还有还有,接倒哈!”……
 
大家都知道,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争吵,并非女家故意为难,风俗如此,就是个热闹意思。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像婚嫁这样的大事,人们从繁琐的礼节和进行过程中,寻找并得到了到人生的欢乐。二嫂家的大门前早已聚拢了全湾几十个看热闹的人,他们期待的表情,和过年看老戏的神情一样,满足、惬意、快乐。
 
不下几个回合,“双边磋商”顺利结束了,大门一开,女方家的客人反成了“强盗”,一窝蜂围上来,把我们准备的东西抢了个光,锣,喇叭,礼品,礼壶,甚至有的人身上的衣服。她们抢的目的,是为了等接新娘临出门时,以此“要挟”我们换礼钱。被抢光的我们,倒是倍受欢迎,倒茶、敬烟、请上餐桌,好酒好肉款待。
 
吃饱喝足的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等什么?等女方“发亲”,就是让新娘被男方接走。我们那里,是个三县交界的地方,各县的风俗不同,在“发亲”这时间点上各有差异。10点以前“发亲”的,叫“露水亲”,意思是露水还没有干,就打发姑娘走人;中午1点前“发亲”的,叫“日头亲”;二嫂那里靠近北部,比较保守,盛行的是“牛栏亲”,就是牛羊天黑回栏时才让女子被接走,一般在4点以后。“牛栏亲”名字虽不好听,但最显父母挽留女儿之殷勤,但苦的是我们这些结新的人,要耐着性子在女方家里消磨整整一天。
 
二嫂是在那天4点半被接走的。“发亲”仪式上,母女少不了抱头痛哭,新姑爷自然也少不了被一些女客们百般捉弄和戏耍。在最后跪拜岳父母时,蒲团被别人抽走,一膝盖跪在冷硬的地上,这还不说,二哥头上不知道被谁扔了一个大萝卜,砸得他头一歪。二哥变了脸色,却不敢动怒,因为那是他的大喜日子,他是“小脑壳”(新郎),是合该被砸的。
 
十一
 
照我们那里的习惯,接了媳妇的二哥就是大人了,但在我眼里,21岁的他,本身还是半大个孩子,跟我差不多,他怎么能够担当家庭的重担?
 
新婚燕尔的二哥,自然舒心,但在物质生活上却是穷困的。住的,是在二嫂的棉纺厂旁租的一间农家屋子做新房,棉纺厂在郊区,新房在农村。那房子顶棚搭着塑料布,地上潮湿。房子里也没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铁架子床、一套组合柜、一张写字台、两个皮箱、一个四方桌、四个凳子,再加上做饭用的一套炊具——就是这个简陋的小家庭里所有的摆设。
 
1994年,对我和二哥来说,各自面临着人生中的大事,二哥是结婚,我是考学。这年7月,我高中毕业了,但我落榜了。我一下子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内心的痛苦是难跟人说的。除了复读,再无办法。
 
我的高四生活是灰暗的,在为自己的前途焦灼的时候,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失了兴趣。自从二哥结婚之后,我就很少去他家里,我和二哥之间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偶尔在一起,也无话可说,仿佛是一对陌生人。只有嫂子忙碌着,为我张罗一顿好饭菜。每次吃完了饭就走人,二哥骑着自行车送,我坐在后座上,看他背后的衣纹线条疏密交替着。与二哥离得这样很近,却感到离他很远。
 
1994年4月的某一天,我正为自己的美术专业考得不理想而失落的时候,二哥来找我,高兴说:“老三,我生了个儿子!”我的心情一下子晴朗起来,用自己不多的生活费,买了一点水果到县医院去看看我新生的侄儿。
 
二嫂虚弱地睡在病床上,她的旁边有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襁褓,二哥轻轻地揭开包裹,露出了一张小老头一样的皱皱的脸,吓了我一大跳,这就是我的侄儿?怎么象个小老头一样?二哥说刚生下来的小孩都是这样的,过几天就好看了。我点着头,伸手用指头碰了碰他的脸,他紧闭着眼睛,不耐烦地扭了扭头。我笑着对二哥说:“看来是跟你一样,是个躁瘌痢!”
 
侄儿的来临,给二哥很大的喜悦,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那襁褓中的小家伙,是我们的后人!虽然我的孩子还不知道在哪里,但一想到“后人”这个词语,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我们不过是杨氏家族这条长链上的一环,我与二哥的存在,在千百年后,不过是消散在时间中的云烟而已,幸运的是我们现在都存在着,所以珍惜现在的一切,确实我们生活的第一要义。
 
我爸给小家伙起了一个名字,叫杨锴。锴者,好铁也。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在家主要的事,就是带我侄儿,那时他刚刚学走路,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一时牵着,一时抱着,生怕他有个闪失,他可是我们杨家的希望啊!
 
十二
 
命运对于二哥来说,不那么完美,但也够慷慨的了,有一个勤劳的妻子,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还有一份虽辛苦但还算比较稳定的工作。虽然暂时穷点,但慢慢的,生活总会好起来!可是,二哥却逐渐养成了一个玩钱的习惯。
 
我不知道二哥是什么时候开始玩钱的,但一定是在铝厂工作以后。因为我家家教甚严,烟酒之类,我爸是从小就禁止我们染指,更不用说赌钱了。我们小时候,盛行打扑克玩升级,我和二哥省吃俭用,好不容易合伙买了一副扑克牌,第一次玩就被我爸发现了,他扔进灶塘里付之一炬,还狠狠罚了我们一顿。在嗜赌成风的农村社会,我家是一个净土,我家什么赌具也没有,不过显得很孤立,基本上没有亲戚到我家里来玩。我妈对此多有怨言,但我爸仍坚持原则,在赌博、抽烟、喝酒这方面对我们的管教是很严格的。
 
也许是二哥的工作太辛苦了,虽有家庭,但谈不上什么事业,他可能是安于现状,也可能是找不到出路吧?二嫂每次回家,总是在爸妈面前唠叨,说二哥又输了多少钱、又熬了多少夜,要爸妈管他,我爸妈年纪大了,能有什么办法?为了二哥的玩钱,我爸是说也说了,骂也骂了,但没有丝毫的作用。二嫂说多了,爸妈除了痛心就是无奈。我爸甚至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以断绝父子关系来说事,也没什么用,他不过暂时收敛了一点而已。
 
父母的话二哥都不听,更不用说我的劝告了。有次,我忍不住委婉劝他,要禁烟、禁赌、少喝酒,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去,最好学一门技术……二哥翻着眼睛说:“那你说我做什么?”我说:“你现在要居安思危,铝厂现在的效益还可以,但总不能靠戳炉子过一辈子吧?一是对你的身体不好,二呢,现在全国像你这样的工厂都不景气,要是有一天你下岗了怎么办?你没有什么手艺,以后怎么混生活?别的不说,你房子都还没有买!”二哥没好气地说:“我没你那么多想法,我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事做了我就回洪山种田。”我无言以对,只说:“只怕到时候连田都没有种的。”
 
对于二哥的改变,我也是很理解的。设身处地想想,那么辛苦的工作,一年四季没有假期,人生活得象机器一样,上班下班,也的确没有什么意思。叫他读书写字是不现实的,他又没什么爱好,每天一回家就只是看电视,电视看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铝厂当时的风气不好,年轻人抽烟、赌搏、打架成风,二哥也收到了影响,在主观不要求上进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下,玩钱也就成为了二哥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实话实说,二哥的所谓赌博,也不过是小打小闹,你要他几十几百的输钱,他自己也舍不得的。他玩的,主要是扑克和麻将,至于扔骰子押宝,二哥几乎没搞过。他先玩拖拉机和斗地主,后来打麻将,打得也不大,输赢在几百块钱左右。
 
二哥的赌,其实也只是娱乐,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但可恨的是他的入迷上瘾,一打起牌来就不顾一切。二哥钱没有输赢多少,一旦上了桌子,除了上班他不敢马虎,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忽略。记得大二暑假我回家去,天气很热,带的行李又多,一到县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指望他来接,他说叫我自己打个的,我一听噼里啪啦的声音,就知道他在修长城。我坚持要他来,他没有办法,只好骑了一辆破自行车来了,一见面,把他家的钥匙塞给我,把我的行李望车子上一扔,二话没说,就飞也似的狂踩而去。他头也不回地说:“我要赶本,你自己开门歇着,等你嫂子回来做饭吃。”我一个人走在烈日下,有点恼火,想麻将才是他兄弟!
 
后来,我看葛优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觉得那个抱着狗蹲在路旁的二哥就是我的二哥,在心中积的怨气忽然一下消散了。
 
十三
 
我翻《汉语大词典》,想查“下岗”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没有这个条目。我知道在外国,好象是没有这个词语的,他们就叫做“失业”。在二哥下了几个月的岗,并证实他确实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岗”上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二哥看来不是下岗,而是失业了。

相对来说,“下岗”似乎是一个褒义词,下了岗,还有可能再上岗,虽然再上的岗也许不是原来的那个岗,但毕竟下岗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希望。而“失业”这个词,则冰冷得多,失去了的东西,也许永远也不可再得了,失业,透漏着悲观和绝望。虽然“下岗”和“失业”在本质是上一回事,但我还是愿意用“下岗”这个词语来修饰现在的二哥,和中国目前千百万人一样——二哥是一个“下岗”工人。
 
随着改革的深入,“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可是在感情上我还是难以接受二哥下岗的现实。一个工人的下岗,对社会是有意义的,但这个进步是以个体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每当看见或者听见“下岗”这个词语,我的内心总要动荡一下:又一个人,又一个家庭,将要面临着内心的痛苦和生活的严峻考验。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工人阶级是老大哥,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可是现在,这个阶级成了社会最贫穷的阶层,他们的地位也从主人变成了仆人。这是他们的不幸,还是时代的悲哀?
 
我也不知道那么多的厂矿企业在改革的浪潮中分崩离析,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倒退,我更不明白那么大规模的企业,说倒闭就倒闭,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这真让人感到悲观和不可理解。比如说二哥所在的省铝厂,曾经那么辉煌过,可现在却是一片荒凉!
 
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二哥今后该怎么办?
 
也许天无绝人之路,二哥自然有二哥的活路,而且,二哥的下岗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比如说,他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恶劣的工作环境,至少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喘息,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了身体就拥有了一切;其次,二哥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单调乏味的生活环境,终于可以重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不破不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盯着手中的这只白碗,虽然它现在是那么精致,可如果有一天它破碎了,我将抹去眼泪,给自己一个自信的微笑。
 
十四
 
下岗后的二哥在家里很是闷了一段时间,人到三十,正值壮年,却忽然失业,仿佛被社会所抛弃。一切理想抱负,都无从谈起,当务之急,是上有老下有小,要赶紧找口饭吃。
 
但是,做什么呢?二哥一无学历,二无技术,小小县城,也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再说也没有熟人引荐,二哥迷茫了。雪上加霜的是,一年之后,二嫂也下岗了,她原来的棉纺织厂也是十分红火的企业啊!说垮就垮了!
 
女性的生存能力似乎天生比男性强大,下岗后的二嫂不怨天不尤人不气馁,她很快找到了事做,就是帮一个朋友的朋友卖衣服。那个女老板在繁华路段开了一家服装店,店面不大,但是生意很好。二嫂在那里干了三四年,深得老板的信任。这还不是主要的,经过卖衣服,二嫂到了工资收入,保证了家庭的正常运转,特别是获得了开店和销售的经验。
 
对服装店来说,只要有资金,开店容易,进货也容易,无非起早贪黑肯吃苦,但卖衣服,可就是一门既简单又高深的学问了,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得了的了!二嫂做事的那个店,是专卖女装的,定位不高,小县城里消费水平有限,档次和价格不能太高,不然生意做不动。她们的经营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和上班族,偶尔有知识女性或富贵女人来,但那是少数。既然定位是普通的市民阶层和平常女子,那跟她们打交道,就是一个技术活。要热情大方,也要坚持原则;要据理力争,也要适当让步;要斗智斗勇,也要气氛融洽,要揣摩心思,也要对人宽容……几年的历练下来,二嫂俨然成了销售专家。
 
这时,二哥二嫂也积蓄了一点资金,终于可以自立门户了。他们盘下来县城老街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门店,起名“水之雅”,这个名字好,女人如水,水之雅,来这里的买衣服的女人都将变得优雅。虽然是老街,街宽不过两三米,但是人流量可观,生意做得还是不错的,赚不了大钱,但满足一家之需,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目标的前提,是二嫂的辛劳,起三更睡午夜去汉正街进货,收拾、打理、展示衣服,笑迎宾客,跟人讨价还价……这些日常工作是必须的。最辛劳的是守店,做生意就是守摊,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生命不止,未有竟时。一年四季没有休息,越是假期,生意越好,黄金周嘛。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常年带美术毕业班,专业考试在12月上旬开考,自从高二下学期开始,就进入集训备考阶段,文化课不上了,一天到晚都是我的美术课,一天十节课,一上就是半年,这半年,自己的什么事也做不成,守在画室里,跟二嫂守摊是完全一样的,完全成了一架机器!那种倦怠和辛劳,那种乏味的工作、无趣的生活、消沉的意志,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自从二嫂开店之后,每年的春节,她都是在大年三十下午才能回到老家吃年饭,正月初二初三就要回城开张营业了。她玩得也不心安,时时刻刻想着她的水之雅、她的生意。二嫂身材很好,又从事时装业,新款上身,她自己就是模特,看上去时尚,一点也不显年纪。跟当年跟我同车回洪山的那个红裙姑娘好像没有改变多少,但实在说,她是个劳碌命,她实在是辛苦!
 
十五
 
就在二嫂跟人卖衣服半年以后,二哥也找到了工作,就是到县城最高档的宾馆当保安。当保安,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保安这个行业没有技术含量,工资也不高,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但铝厂下岗的人太多,一时也难找到工作,我想二哥大概也就只有暂时做着再说吧!
 
可没想到,二哥在保安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五年,这几年可是他的黄金期。这几年,他兢兢业业工作,是一个优秀的保安,腿部甚至还受过工伤,仍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我去过宾馆,看到二哥的工作情景,他穿着一套笔挺的保安制服,挺拔英俊,看上去像个将军!要是在战争年代,二哥成为将军也未可知,可惜二哥只是一个保安,漂亮的制服与卑微的身份,这反差太大了,这反差让我心酸。
 
二哥当保安,我一直担忧,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宾馆是私人承包的,人家要是裁员、不要他了怎么办?还是要学一门技术,才能立足、安身、立命啊!我想,二哥不是笨人,他肯定想到了这些问题,但也许是安于现状,也许是无力改变,他就一直做了下去。
 
家里人曾跟二哥多次说过,趁着年轻,不如去外面闯一闯,比如拿个驾照,出去打工,或者学一门技术,做点别的,收入肯定比保安强。二哥肯定也考虑过,但是他一直没有出去。他是我亲哥,我觉得他骨子里是一个恋家的人,是一个小农意识很强的人,是一个没有闯劲的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二哥没有去南方打工,还有一个现实的考量,那就是,2010年左右,侄儿锴锴,正在读小学、上初中,他跟我一样,从小常挨他爸爸的教训,初中时总爆发,性格变得叛逆,这个时候需要父亲的管教,不然成人都很难。二哥没有出去,跟对儿子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二嫂开店,二哥当保安,在县城,这日子也可过,但也只能过普通人的日子,跟大富大贵无缘。普通人的日子也不错啊,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就好!
 
2004年,二哥二嫂用下岗买断工龄的钱,另外借了一些,在县城中心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子周边环境不太好,房子的结构也不好。并且楼下开了一家KTV,隔音效果很差,夜半三更,总有人鬼哭狼嚎,彻夜不停。我有几次住二哥家,躺在侄儿床上,地震得山响,翻了一晚上烙饼,根本无法入睡。好歹,二哥总算真正在县城扎下根来了。
 
也就是从这时期,二哥养成了熬夜看电视的习惯。他就躺在客厅的联邦椅上,垫张薄薄的被单,歪在扶手上看电视,一看一晚上,几乎不到床上去睡,。时而睡着了,时而醒来,又接着看。我只要回老家,首先去他家落脚,半夜一觉醒来,穿过客厅上厕所,发现他躺在椅子上,有时候盯着电视在看,有时候歪着脑袋在打鼾。他要是没睡,看我一眼,哼一声,接着看电视;要是他睡着了,我蹑手蹑脚,生怕吵醒了他。有几次,我帮他关了电视,他忽然醒了,说莫关莫关我还在看呢……我让他去床上睡,他不干。
 
这个记忆的画面是难忘的:电视亮着蓝荧荧的光,照亮二哥的脸,那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英俊,但木然,有时候睡着了,还皱着眉,似有满腹的愁怨。他嘴上的淡淡绒毛,现在变成粗硬,他颧骨上的红润,变得黑黄,他的脸,不再光彩照人,而是晦暗无神……这个画面,一想起来,我就心疼,我总想起洪山初中那间宿舍里,那个歪在床头背书的少年。二哥只是一个普通男人,他心里的烦闷、郁结、失意,又有谁能理解!
 
小时候,我们是手足兄弟,是最好的玩伴,也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长大了,各自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各自谋食、成家立业,来往少了,交流也少了。我后来毕业,教书,买房、还贷、调动工作,也同样面临一大堆的人生难题,我跟二哥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少了,很少有真正深入的交流。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聚个三五次。我一回来,兄弟见面,他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更多的是吃吃喝喝,而没有心灵的交流。我甚至想跟他大吵一架,发泄我对他安于现状的不满,要是谈不好,打一架也行……但是不行啊,我们都四十好几了,我们都当了丈夫和父亲了,不再是一时打架一时和好的小朋友了。我们得顾及面子,顾及父母和老婆、孩子的感受,不是吗?
 
十六
 
我老家是打工经济,外出务工的人赚了钱,就回来做屋。讲究GDP的时代,县城也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如火如荼,房地产始终热度不减。乡村和城镇,房子做得越多,对水电安装的需求就越大。二嫂有个弟弟叫旭东,十分能干,他中专毕业之后,放着农机站的铁饭碗不要,敢闯敢做,养鱼、修理、做生意,什么都会。他还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学会了水电安装技术,生意好得不得了,整年有做不完的事。
 
二哥当保安,几年下来,工资涨得跟蜗牛一样慢,再做下去,实在形同鸡肋,没什么搞头。这样,二哥就跟旭东学起了水电安装,有钱一起赚,自己跟自己打工,有点奔头了。说是郎舅伙的,实则是师徒和合作关系。开始时,线路设计由旭东负责,二哥干体力活,负责砸墙,抽槽走管线。基础工作完成之后,二人一起合作安插座、接管道等小活计。逐渐地,二哥也开始学着布线设管了,头几次,不熟练,有一回旭东不在,二哥出了一点问题,他说“简直是惶了牌”,不过后来还是解决了!这次让他信心大增,渐渐地,他出师了,自己独立作业。那几年,二哥很辛苦,也有动力,常常骑个摩托车,在县城或者周边乡镇里跑来跑去,也经常回老家的集镇去做事,晚上就住在爸妈家里——这,让我爸妈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几年,侄儿锴锴读高中,性格更加叛逆,有次挨了老师的批评,他竟然想报复老师!幸亏二哥在家,得知消息之后,一顿饱揍,算把这事给压下去了。后来锴考上了大学,慢慢成熟起来,他有次跟我讲:“那时候我的想法太危险了,得亏我爸爸,不然我现在不知道成个什么人,搞不好都关起来了!”锴大学毕业,他学的是汽车专业,但他想转行,自主择业,先做设计,后又学习软件编程,虽然还没成气候,但他有目标、有追求、有想法,我对他是看好的。
 
前两年,经人介绍,二哥到钟祥一个很大的小区做水电,食宿环境一般,但他吃得苦,得到了老板的信任,一直做了好几年。伏天酷暑,我们在空调房里坐着,他在刚刚建成的楼房里安装,好几回,他拍了工作照发到家族微信群中来,黑汗水流的,满脸都是油汗……看到这样的照片,我却是很高兴的,一方面叹念他遭业受苦,另一方面也为他有事做、有钱赚而高兴。工作,让人有安全感,让人有获得感,让人充实感,工作,让人生更美丽。作为一个手艺人,我希望二哥跟二嫂一样,坚守摊子,总有做不完的事……
 
可是,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二哥做工之余,跟麻将是不挨边了,但他却又沉迷于手机游戏,客厅茶几上,到处是小纸片,密密麻麻写满游戏账号。不良习惯还需克服,酒虽不喝,但烟还是照抽,脾气也不稳定。有事做时,明显好一些;无事做,则无端发火。二哥已年近半百,五十而知天命,应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应该沉稳、大度、内敛、宽容和友爱一点。能改变自已的人是神,改变自己是很困难的,但也得改!对一个快奔六的男人来说,忙是好事,忙才有价值;闲才是问题,闲能够腐蚀掉一个鲜活的生命。我宁愿看到二哥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疲惫的健康的脸,不愿看到深夜寂静中,被电视蓝光映照的那副幽暗消沉的愁容。
 
犹记得,当年湖北铝厂那清一色的小伙子,那生龙活虎的人群中,就有我亲爱的二哥。那时,虽然从事的是摧残健康、形同奴隶的工作,但他十几岁的年纪,刚从农村到城市,面对未来,心里满满的都是憧憬都是梦想。可是个人的命运常常被时代裹挟,如果不是九十年代那袭击全国的下岗潮,二哥现在肯定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不至于跟人看门、给人打零工。二哥虽然是农村孩子,从小吃了很多苦,但是从工厂下岗,到混迹社会、到处谋食,这心理的落差是他人无法体会的。我怜惜二哥,可是我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不过,反过来说,我也为二哥庆幸,幸亏被迫离开了铝厂,那粉尘漫天热浪袭人的地方,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如果二哥在那里工作一辈子,难保他不会生病、不会得矽肺。虽然他下岗之后,也遭遇到人生的几次大挫折,但总比得病好,再说,不也都挺过来了吗!我相信,随着侄儿的独立和发展,二哥二嫂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的,这是肯定的!
 
写到此时,我的耳边又想起了小虎队的歌声:“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是啊,二哥以前常常撮起一圈绒毛胡子下的嘴唇,用口哨吹这首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再听到二哥吹了。我希望二哥振奋精神,重燃激情,从午夜的电视与手机游戏里走出来,“不要在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bye bye”,以自爱自立自强的精神,开创出自己的新天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好未来!
 
二哥,老帅哥,你还不算老,打起精神来,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
                                                                                                                                       
1—13节,2004年7月1日,写于砚冰轩
14——16节,2019年6月19日,写于紫燕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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