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堪称“国学大师”？

　　任继愈、季羡林两先生在７月１１日相继去世。报导者多有在季羡林先生前冠以“国学大师”者。这又引起人们的争议。有网友说，任继愈先生“比‘大师’还‘大’”；显然是不同意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今天新浪博客首页载唐师曾（亲近季羡林先生者）博文《季老不是我们想的“大师”》，其中说：

　　“在我心里，朗润园13号楼东头一层单元房里的季羡林先生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伽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另有网友还提出：“没有大师怎么过？”也引起了网友讨论的兴趣。

　　似乎，许多人都在想：中国应当有一位“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之名的使用，应当统一。先概括出其定义来，然后才可求名实相符。

　　现在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国学”的问题还在讨论中，如何来统一“国学大师”的概念呢？比如说苏大蒋国保教授等就不承认有所谓“国学”。末学也多次发博文，认为“国学”之名很难成立。但大家都这么称谓了，而且衍生了“国学热”、“国学大师”等多个使用语。群众性语言也有其存在的价值，问题是如何赋与这些语言以普遍性，这就须要科学概括或科学转化。

　　何谓“国学”？有位编辑在给我的留言中说：所谓国学，就是源于中国的具有生命力的学问。这一定义，末学接受了。“源于中国的”最容易判定；这一定义又是排除了糟粕的，显然要具有批判精神；如何识别“生命力的学问”则非一般人所能做得到。

　　什么人堪称“国学大师”呢？当是那些对于源于中国的学问既博而又精者。那么，“博”与“精”的标准是什么呢？

　　先谈“博”：

　　源于中国的学问很多，如儒、道、释、中医、历法、术数、乃至风水学等都可以说是源于中国的学问。能全面掌握这些学问的又有几个人呢？在目前学术界，儒生懂中医的有几人？就我所知，北大的周桂钿教授懂得中医。中医而知儒者，末学能算得上吗？对其他人便不甚了解了。儒、释、道皆知者有几人？也说不上来。也有人称某某为儒学大师，或佛学大师，或道学大师，或推拿大师……者，可那只是一方面学问中的“大师”，如何称得起“国学大师”呢？

　　仔细考察谈及“国学大师”的人其“国学”多是指儒、道、释方面的学问，也还有人单纯指儒家的学问的；这样，中医、历法、术数、风水等方面的学问也就被用“国学”名词的人在观念中被忽略了。

　　可以推定，大多数人观念中的“国学”是指源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而这些学问，又是以儒家的学问为主体的；当然，也有认为是以儒、释、道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的，毕竟不多。

　　再谈“精”：

　　实际上，无论古今，人们所共同关心的是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较集中的则是哲学政治伦理学领域；能够对应于现代哲学政治伦理学领域的中国古代学术中较核心的学问便是孔子仁学；孔子仁学属于儒家的学问。

现实上，人们所呼唤的“国学大师”，就是指能够运用源于中国的学术思想（仁学是其中心内容）指导人类从现时起走向和谐社会的那些思想导师。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得道者”————即掌握着“道”（价值真理）而正确运用的源于中国的哲学政治伦理学方面的知识指导现实生活的人才能称之为“国学”方面的思想导师，此人即可谓是“国学大师”。　　

　　谁敢担当此“国学大师”呢？不要说“国学”之内容博大精深，光是说能“正确运用”其知识或观点者，天下人便无人敢当——谁能处处正确运用“道”来指导现实生活呢？——即便是孔子在世，也只是有所愿而已，如：“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

　　由此可知，圣者与仁者堪当“国学大师”矣！然圣与仁者，必不愿冠己为“国学大师”；而想当“国学大师”者必是不圣与仁者。可知，名实相符的“国学大师”是难存在的。

　　人们想见“国学大师”，是想见圣与仁者，因为圣与仁者可有拯救社会的能力，是社会的救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谁是社会的救星呢？孔子？耶苏？……马克思？……毛泽东？……

　　至于当今之世，谁敢当“国学大师”？

　　可以说：敢当者，多不自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