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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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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我生长的地方(五)

(2006-09-13 10:09:28)
分类: 资料放在这一处
西凉山的喝
据说,西凉山的人喝酒都是用大海碗一碗一碗的喝,直到醉得实在不能再喝才善罢干休。1996年我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那里,才真正体会到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豪饮生活。
说“西凉山”,其实只是一个区域的代称,它包括四个离县城较远、较高寒的贫困山乡。我所在的乡镇更为偏远,从县城坐货车出发,大概要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个挂在半山腰中的小乡镇。在西凉山喝酒,其实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用大海碗一碗又一碗猛烈的喝,天天的喝,而是也有和风细雨的时候。
第一次喝酒,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或许是因为刚从学校毕业,不会喝酒;或许是因为坐了六个多小时千折百回的车,太累了;又或许是因为那“滇曲”太烈了。我只记得在别人百般热情劝说下,我终于喝了三杯,喉咙是火辣辣的,头脑是云山雾海。倒是一位老哥拍着我的肩说的一番话,我还清醒地记得。他说:“兄弟,来这里工作,很艰苦,没什么玩的,我们平时都以喝酒来娱乐,你也要学会……慢慢就习惯了。”后来,我真的如他所说,慢慢地习惯了。习惯了喝酒,习惯了以酒来打发许多无聊而空虚的白天和黑夜。随着酒量的增大,我学会了划拳,学会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喝酒方式,也醉过若干次。
对于我来说,在这里吃饭满足的是肠胃,喝酒满足的是精神。早几年喝的是“滇曲”、“醉明月”,后来喝的是“干一杯”、“三杯爽”、“小滇酒”等,它们都不贵,拿工资吃饭的人都还喝得起。喝酒的方式多是打牌和划拳。打牌喝酒讲究是牌技和对庄的配合。分成几家,输家坐庄,用酒瓶盖和一支筷子制成打酒器(我们称“皮鞋盖”),先把酒倒在一个大碗里,再用“皮鞋盖”打三四“皮鞋”倒在另一个小点儿的碗里,作为输酒。打牌的花样也紧跟时代的步伐。首先是打“百分”、打“双抠”,接着是“锄大地”、“炒地皮”,甚至是“翻金花”。划拳讲究是声音洪亮,未卜先知,姿式干净利落。这两种游戏都含有一种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动机。在一番争强斗胜、鬼喊魂叫中,五六瓶酒就被消灭了。有的人醉了,他们或歌、或哭、或无我地狂啸。我不喜欢这两种喝酒方式。我每次看见他们醉得癫狂的样子,我就感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花钱买自己难受呢?但长期在荒原一般的地方生活也情有可原。他们看到的是一届一届的领导调走了,一拨一拨的教师调走了,有关系的也调走了,而他们仍然画地为牢,仿佛被判了死刑,永远和家人两地分居(在西凉山工作的女性特别少,很多乡干部找女朋友都是在城里找,谓之“进口”,结婚后大都是两地分居),把青春都献给了朴实而厚重的西凉山。虽然酒被看作了痛苦的象征,自慰的产物,但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缓解一下他们自我的压迫与百无聊懒的空虚,调和一下他们失调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全是消极的。我喝酒喜欢邀上几个朋友,在朦胧的月光下,用收录机放起轻缓而伤感的歌子,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把酒谈心,以酒暖心,让悠悠的思家之情在酒中飘散,让年青的寂寞在酒中溶解,让心灵得到暂时的安慰和满足。喝了很多的酒,我没有把肉体净化,也没有点燃骨头,只是偶尔能温暖一下单身男人的寂寞心,让生活多一种趣味和方式,让活着更加轻松一些,这就足够了。要真正体会西凉山的酒要到土生土长的农民家里去。农民的生活是贫困的,他们喝不起瓶子酒。他们喝的都是苞谷酒或者散装“二曲”,也不能整天整夜的喝,他们还要劳动,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他们不打牌、不划拳,而是大家围着饭桌子,每人面前满满的一大碗苞谷酒。未饮三分醉,将饮也动情。大家边喝边吃着大片大片的老腊肉,话着家常,谈着收成。在喝下大半碗酒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也变得轻松、变得近了,人变得想说话,话也多了起来。主人的话总是给人一种既平淡又沧桑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好像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事了……农民们劳累了一天,如果没有客人,他们是不会这样坐在桌上细斟慢饮的,多数时候,只在临睡前,倒上一碗酒,一饮而尽。他们喝酒没有太多的目的,他们没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寂寞,也没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惆怅与伤感,他们只知道生活的苦累,唯有酒可以减轻身体的疲惫,赶快进入石头一般的睡眠中。为明天干活儿攒够力气。
醉酒是件痛苦的事———“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其实,真正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感觉,瞬间麻痹了的生命。我想西凉山人喝酒特别厉害,大概是跟恶劣的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有关吧。

巧家花灯
巧家花灯(巧家为昭通市辖县)为外来、多源、土长的地方小戏剧种。清代中叶,外籍客户或从军从政、或经商开矿、或屯田垦殖来到巧家,花灯亦随之传入。追根溯源,主要有来自江西太和县。随着坛观寺庙和会馆的兴建,庙会、社火活动的兴起,外来灯班也在县地农村收徒传艺,组织演唱活动。清末民初,花灯已遍及全县广大农村,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历经百年,逐渐形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巧家灯班均属业余,且多以村落、家族或师徒组班,平时以务农为主,兼搞其他副业,春节进行花灯演唱活动。灯班管理者称“灯头”,灯头由灯班中年长者、或推举技艺较全面的灯角担任。灯班均供奉灯神,各灯班供奉灯神不一。按照行规灯神雕刻制作过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灯头以外的人看见。若制作过程中被他人看见,则认为该雕像失灵,须另雕。
花灯演唱有一套仪式性的规范,演出形式各异“愿灯”与“耍灯”也逐渐形成。
愿灯即还愿之灯,是专为祈求得子或病愈者还愿演唱的花灯,以娱神为主,娱人次之。演唱在正月初九以后进行,演唱仪式随传入的源流不同而各异。
“耍灯”又称“春灯”或“太平灯”,大部分为纯娱人的花灯演唱,专为增添节日气氛。正月初二出灯,正月十五收灯。演唱程序为先《开财门》、《闹元霄》,中间唱上两三个小演唱,最后是《送茶》、《谢茶》,灯头说上一段祝词,祝愿主家清吉平安、万事如意、发财致富等。
“喜灯”专为民间迎亲嫁女演唱。灯神不再请至主家,仪式性的场面也不多,在行过《开财门》仪式后便可随意点唱耍灯折子,最后演唱《周堂》。新郎新娘站在场中,手撑衣襟,接亲友丢来的糖,这时扮狗大公(丑角)者口念贺词,大部分贺词为吉祥语。演出结束仍行《谢茶》仪式。
“翻折子”,又称“大团圆”,灯班“关灯”的习俗。在正月十六日收灯之夜,灯班成员聚集在灯头或其成员家中,先烧灯(烧灯笼、春花棒及龙灯),后叩拜灯神,接着将本灯班当年演出过的全部折子各选一段依秩序重唱一遍,最后共进晚餐。
巧家花灯剧(节)目约90多个,可分为三大类:折子。灯班统称剧目为折子,有大折子和小折子之分。大折子有《三看亲》、《搬角色》、《矮郎回门》、《赵三娃卖线》、《出土地》、《出鲁班》、《四耳打草鞋》、《张三打柴》、《仙桥闯拜》、《假报喜》等15个。小折子剧目很多,约30多个。
歌舞。自始至终以歌伴舞,多是一男一女、一男二女或二男二女边舞边唱。舞蹈动作有“下矮桩”、“苍蝇搓”、“打花扇”、“小躜子步”、“三步半”、“踩倒十字”等。歌舞折子约20个,其中又分仪式性歌舞和一般歌舞,前者多在“愿灯”场合运用,诸如《踩台》、《开财门》、《谢茶》等;后者多见于耍灯场合,如《小放牛》、《大观花》、《送金银》等。
小演唱。指以坐唱形式演唱的独唱或对唱折子,约30余个。多数折子唱词和内容均较完整,有描写男女恋情的《掐菜苔》、《魁星楼》、《瞧亲哥》、《十想郎》、《送郎歌》;有劝世题材的《打倒十字》、《数化名》等。
巧家花灯表演极具地方特色,有绝活。《滚灯》为“愿灯”专一剧目,表演难度极大。剧中丑角额头上放一盏点燃的油灯,睡在地上边滚边唱,油灯始终保持平衡。丑角要想站起来,须趁旦角防而不备之机,用口吹气将置于额头上的油灯吹灭,并立即站起来,算表演成功。若中途又被旦角用手中的蜡烛迅速将油灯再次点燃,丑角还得继续滚唱,直至表演成功。《咬钉子》也算绝活,丑角于长条凳上缠绕数转,人不落地,且边唱边转,难度大。耍“趟耙”、“连枷棒”、“春秋刀”,吸收民间武术与花灯组合表演,别具一格。“冉白”戏,为讲口戏。角色用巧家方言,诙谐、幽默、夸张、风趣。观众参与表演,为巧家花灯表演的又一特色。在演唱中,常有台上角色与围观群众对话,有时一问一答,有时相互补充,有时给予肯定或否定之类的评价,观众与演员直接交流,自娱自乐,气氛欢快热烈。
与云南其他地区的花灯相比较,巧家花灯无论在表演、唱腔、演出形态等各个方面均较少受职业艺人的影响,更多地保留着原始风貌及自然形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活跃于民间,岁岁兴旺,久唱不衰。

僰人悬棺
“僰人不知何处去,惟见悬棺留崖陬”,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不时会发现一些悬棺或悬棺遗址高挂山崖。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丧葬习俗。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它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从东汉西晋到唐宋元明都有过关于悬棺的记载。
悬棺葬在我国分布很广,浙江、福建、江西、湖北、陕西、重庆、四川、云南、台湾等省市都有过分布,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也先后发现过悬棺葬。
在古代的南方民族中,百越、干越、
夔越、百濮、僚人、僰人、都掌等民族都有悬棺葬的习俗。云南发现悬棺葬俗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我市威信、盐津和永善三县。
这些悬棺被统称为“僰人悬棺”,这一葬俗在古“僰侯国”最多。
僰人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种少数民族,有关他们的记载屡见于明朝万历年前的史书。不过随后他们就神秘地消失。
元代《云南志略》说:“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上,以先坠者为吉。”
在云南悬棺的调查中,很多地方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诸葛亮征“南蛮”时,其他民族都先后被征服了,但对僰人无计可施:他们熟悉地形,善于在山林里奔跑,行走如飞,常来蜀军中放火攻营,扰乱军心。诸葛亮捉不到僰人,僰人又不投降蜀军,搞得军中人心惶惶。
有一天晚上,诸葛亮正与诸将商议军情,忽然发觉帐上有人,诸葛亮知是僰人刺探,于是顿生一计,对诸将说:“其实僰人才是王,他们本领高强,没有人能打败他们,他们本应该统领汉人的,可惜他们把祖先的坟埋错了。诸将忙问:“怎么埋错了?”诸葛亮故意小声说道:“僰人应该把祖先的坟葬在山崖上。这样,他们就比任何民族都高强,就能成为统帅汉人的领袖了,但不能让他们知道。”
僰人探子听后高兴万分,忙星夜赶回部落。于是僰人连夜取坟,重新将祖先葬于悬崖之上,结果上无天气,下无地气,僰人就渐渐灭绝了。
当然,传说终是传说,不足为信。僰人棺木何以要挂悬崖,至今还是个谜。
这些悬棺是怎样放上去的?桩孔是如何凿出来的?所有放置悬棺的地方,上至峰顶、下距空谷,都有数十米到一二百米,而且到处都是异常陡峭的石壁,无路可通。对此,人们多方猜测,悬棺因此被蒙上了一层异常神秘的色彩。
一种观点认为,悬棺是通过修栈道运到悬崖上的洞穴中或支撑木桩上的。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悬索下柩可以解决千斤之物如何挂上悬崖的问题。
我国大规模研究悬棺是在1974年至1985年之间。
1996年3月我与云南省地理研究所“民族文化与自然保护中心”的刘宏先生一道,对云南省昭通市七个县进行了悬棺遗址调查;1999年9月我又与香港探险学会主席黄效文先生、云南省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帆先生及尼泊尔文物保护专家希丽斯•帕塔女士等一道去威信县瓦石乡调查当地白虎岩、棺木岩的悬棺。
在两次调查的基础上,2000年9月,根据棺木岩面临的危险,民族文化与自然保护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更换支撑木桩,作防腐防虫处理;固定倾斜棺木,维修桩孔等。使面临危险的瓦石悬棺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护。

僰人悬棺:飞翔着的神秘
一个旷古的传说
盐津有一奇: 僰人悬棺,它可称为旷世奇异之作。著名的“上古遗存,天下奇迹”的“悬棺博物馆”就在该县豆沙镇石门村关河南岸绝壁上。
走在崎岖不平的五尺道上,仿佛千万个从前在此生活的僰人因惨遭异族杀戳而灭绝,为求灵魂超脱于世,坚强不屈的僰人在此将亡故者葬于峭壁间、江河上,求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旷达,但是这也在他们生产、生活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史料记载,
僰人是春秋时期之前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1932年,几位学者曾对豆沙关悬棺进行考察,发现棺内尸骨的头颅较今人硕大,手足骨比较粗壮也比较长,推测当时的僰人身高在1.8~1.9米间。棺木由整根圆木凿空形成。长约2米,高约50厘米,宽约40厘米,棺盖厚约40厘米,木纹较细,似为杉木或楠木,形制古朴。考察的学者认为“此物出自上古,绝非数百年前物”。因为史称大禹死后,衣瑾衾三领,铜棺三寸。此棺四盖及盖厚近一尺二寸左右,似乎佐证了此事。
同年,一位美国学者在对威信县长安乡的僰人悬棺进行考察后,也作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已故云南天文奠基人陈一得先生又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首先,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僰人,自春秋以后,或向滇西迁徙,或已经与汉民族融合,过早地结束了作为单一民族存在的历史。据此分析,僰人生活的年代,应在公元前250年以前。其次,如果豆沙关悬棺所在是因河流下陷而成数百米高悬崖,这个过程没有几千年恐怕不能完成。历二三千年之久,“任何坚硬木质、日射水浸、鲜不化为话齑粉?”而且发掘出来的僰人骨骼完整,棺木纹理清晰。
再次查阅史料,较僰人晚近一千多年,生活在这附近的白僚、仡佬等民族也有悬棺葬的习俗。“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于岩石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
悬棺的悬法是迄今为止最让人感到神秘、奇幻的。在一本《岭表纪蛮》的书中,又提出了一种看法:“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标岩际”,即后来大家广泛赞同的“支架法”。另外一本《朝野佥载》的书中,又提出一种设想:悬棺先抬到悬崖绝顶,再悬索缘柱下放安葬。但是,现今保存较好的石门关悬棺处,并无凿石索道的痕迹,此说也难以成立。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是当时五尺道附近水位较高,悬崖峭壁在历经千余年变化后,水位开始下降,而当时僰人是乘舟在河边的悬崖上置放尸棺,水位下降后自然成了悬棺。但据实地观察,悬棺上下崖壁植被完全一样,如历经数千年水浸,岩石自然有较大区别,所以此水位说法也值得商榷。
在盐津当地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当时的僰人是一种须毛皆白,能攀岩擅飞的异人,在其族人死后,他们便将其入殓,4个人一起抬着棺木飘飞在岩壁间寻找合适的葬处,由于会飞,安放棺木自然不成问题。
还有一个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欲过石门关,当时守关僰人将领拿了一筐蚕豆和沙土混合在一起,要求他在半个时辰内将其分开,方可通行。聪明的诸葛亮找人砍来藤索编织竹筛,未到半个时辰,就将蚕豆和沙土分开了。守关僰人很是叹服,便宴请蜀军官兵。酒酣耳热后,诸葛亮佯装与部下闲聊,演了一出“隔壁戏”:这些僰人可不得了,若死后埋得更高,那更是了不得!僰人听了之后牢牢记在心里,有人亡故便开始悬葬。其实,这也算是诸葛亮为了减少土葬影响生态而唱的一出环保好戏。
在盐津豆沙关的僰人悬棺下方有一块“猪头石”,据传当地粮食歉收时它就会将头伸出洞外,粮食丰收时它则会缩回洞中,寓征丰歉的这块“猪头石”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关河旁的悬崖峭壁之上。
昭通诗人赵昀在《悬棺》一诗中这样写道:“悬摇摇飘在空中,像一团腐烂的乌云”。悬棺,作为一种人文蔚起的根源,已随滔滔江水东去,逝水沧桑之后,僰人灵魂今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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