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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悼作荣师

(2013-12-17 0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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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诗歌
朱零先生的文章贵在真
原文地址:悼作荣师作者:朱零

20131112号凌晨两点四十分,我所敬重的前辈、老师、兄长韩作荣先生,以所有人都觉得意外的方式,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北京浓重的雾霾和这个纠缠不清的人世。

11月的北京已现初冬景象,枯黄的树叶开始零星地飘落。老韩那顶红褐色的他非常喜欢的毛线鸭舌帽子,已经出现在他的头顶。1111号,西方的光棍节,老韩似乎要跟这个近两年在中国渐渐火爆起来的节日开个玩笑,他没要家人陪同,自己去了协和医院,他有点咳嗽,以为自己感冒了。要是放在平时,他才不会在意这么点小小的感冒呢。他早就订好了13号要去南美的机票,过两天就要出国了,他是怕自己万一在国外感冒加重,看病不方便,所以才硬着头皮去医院的,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极不情愿去医院的。11号上午一早,他自己去了协和医院,他肯定在想,拿点药就回家。

其实两天前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不舒服了,胸口痛,他当时的现象已经叫微梗了,也就是出现了早期的心梗,如果这时候治疗及时,这个病能得到控制。可是老韩回来后,跟家里人一句都没提过,他的心脏一直很好,从没有过毛病。他太大意了,他是那么相信自己伟大的心脏。进了协和医院后按感冒输液,输着输着护士感觉不对,发现他脸色发黑,呼吸困难,马上叫来医生,一检查,坏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心梗,马上进重症监护室。这时候老韩都没觉得自己有事,司机小高问他需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吗?他说不用,一会儿就出来了。嘿,老韩,你也太自信了。

老韩进去就没出来,等他出来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他的身体已经发冷,他那顶心爱的鸭舌帽和一张医院里拍的片子、几个药瓶子一起,斜躺在一个塑料袋里,他的爱人、我所敬重的郭大姐见到他时,他已经离去……

大概的过程是进重病观察室以后,开始时都还算平稳,但晚上十点以后事情进展得出乎想象的快,只见医生和护士进出匆忙,开始往老韩身上插各种管子,动用了各种抢救设备,此刻家里人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状况,他一个人在跟身体里的魔鬼进行战斗,这场战役两败俱伤,老韩宁死不屈,最后与身体里的敌人同归于尽。郭大姐赶到医院时,老韩身上的各式管子已经拔去,安静地躺在那里,两人良久无语,最后开口说话的,是郭大姐,大姐只是喃喃自语……

我见到了这期间老韩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浑身插满管子正在抢救的,一张是拔掉了管子,他一个人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那么地安静,他是那么地安静……

 

那么大名气的一个医院,怎么连心梗都看不出来,一开始还在那儿当感冒输液呢?也难怪,当年连梁启超都在协和医院丢了姓命。想当年梁启超右肾衰竭,在协和医院手术,主刀的医生却割掉了他健康的左肾,没过多久,一代伟人梁启超一命呜呼,他竟死于协和医院的庸医手里,协和的事故说不完,算了吧,不说也罢。

 

我得到老韩去世的消息是12号的凌晨6点多,商震从宁波打来电话,说你赶快去老韩家,老韩刚去世,你先去家里照料嫂子。我和商震从内心里都把老韩当大哥,所以平时跟郭大姐都是叫嫂子。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顿时一片空白,我脸都没洗,匆忙地赶到老韩家,老韩一辈子的铁哥儿们徐刚夫妇已经在家里了。徐刚见了我一声叹息:兄弟啊,作荣竟然走了。

嫂子神情有点木讷,只是说了一句:来了,便无语了。她还在恍惚中,她肯定不会相信,老韩已经离去。后来她就说一句话:昨天自己去的医院,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八点以后,陆续有人来,大多是来打听消息的真实性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老韩真的走了。

我跟徐刚老兄商量,是不是得给老韩布置个灵堂,让来的人,有个吊唁的地方?就去问嫂子,嫂子说:就在书房吧,他天天趴在那儿写东西。

老韩的书房实在是太乱了。满屋子的书,胡乱地堆着,我跟徐刚商量后决定,不整理了,保持原样,也好让来的朋友们看看老韩平时的生活场景。他平时坐的椅子靠墙,我就搬来几摞书,放在椅子上,他生前自己喜欢的一张照片,直接从墙上摘下来,小高去做了个框,就把这张照片放在椅子上的那摞书上了。看着感觉不像个灵堂,似乎还缺点什么,对了,照片周围应该有点黑纱或者白花什么的,这样看起来就显得庄重、肃穆一些,我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一通,安排一个人下去小区门口买了一块黑布,一朵小百花,以及香和蜡烛,我把那块黑布铺在那堆书上,把那朵小百花找了点双面胶,粘在相框的上方,这样一布置,有点灵堂的样子了,再在老韩相片前面的书桌上点上香和蜡烛,气氛顿时凝重起来,我和徐刚同时看着老韩的照片,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这是我进门后,第一次流泪,之前竟没有感觉,似乎同样不相信老韩的去世,直到看着自己亲手布置起来的灵堂,看见老韩照片下的黑纱,看见相框上的白花,才确信老韩真的已离去。一种痛,在胸口弥漫开来……

 

我和老韩的关系,一开始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我刚进人民文学杂志社的时候,老韩还是常务副主编,说是常务,其实就是干具体活的,相当于足球场上的后腰,清道夫,脏活累活都得干,他自己还在编诗歌,我刚来的时候,商震是诗歌编辑,再就是何安了,何安是老韩的笔名,一次在一起吃饭,我问老韩,这“何安”有何出处?在座的老诗人王燕生就说,他姓韩,何安韩,就这么来的。还真是,何安,拼起来就读韩。

我以前在云南,也在一家刊物打杂,干点杂活,编点主编指定要发的稿子,其实就是校对,所以编辑的基本功不行。刚来的前一两年,平均每送十个人的稿子,要被商震毙掉几个,再被老韩毙掉几个,剩下能发的,不到一半,可以说来《人民文学》的头两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诗歌编辑。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审美,没有自己的理论,光凭个人兴趣选稿,有时送上去的稿子被毙回来,一看老韩在稿签上写的:“格调不高,不发”,自己脸上就觉得发烫。

遗憾的是,直到老韩退休,我都没有主动地找他请教过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诗歌编辑,但他在工作上对我的潜移默化,是十分巨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慢慢地对诗歌编辑这个岗位上应该做的工作,有所感悟并越来越理解老韩的编辑思路和《人民文学》所发稿件的质量要求了。后来我送上去的稿子商震也不毙了,老韩也不毙了,再后来,老韩对我的编辑工作和态度越来越放心和信任了,就把所有寄给他个人的稿件全部转交给我处理,我至今都铭记他给我稿子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朱零,从今以后,我转给你的稿子,全部当自然来稿处理。”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老韩的胸襟和品格,就这么凸显出来了。后来我看他转来的那些稿件,有他的领导,有他的老乡,有他的学生,有他的战友,所有的稿件,老韩从没有过问过我一句,我所有的送审稿件,全部都是我个人认为可发的。

 

我在北京这么些年,每年过年都是在通州商震他妈妈家过的,老韩一家三口也在通州过年,所以说,这十多年来,我、商震一家、老韩一家基本上大年三十和 正月初一都是一起在商震妈妈家包饺子、吃饺子一起度过的,我逐渐发觉,老韩不苟言笑的外表下,竟然是那么的可爱和直率。老韩平时都是紧蹙双眉,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再加上烟不离手,说不了两句话,就像火车排气似的,长叹一声“唉——”,所以经常给人一种不可接近感。熟悉了以后,我才知道,老韩的话居然也不少, 要是说起他认可的某个人或某件事,他也可以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飞地说个半天,要是谈起某个人品让他看不上的人,他会大声地说:操,去他娘的,不说他了。这时的老韩,显得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正因为他自己行得正,他才会对一些丑恶的人和事,痛恨不已。

 

老韩年轻时爱喝酒,据说酒量极大,高度的白酒一斤一斤半都没问题,后来他在《人民文学》主持工作以后,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医生告诫他不能再喝酒了,许多时候,他有酒局,又推不掉,如果又是几个诗人邀请他时,他就会叫上我。这时只有我心里明白,让我去喝酒助兴那只是个借口,他每次都会在喝酒之前,向不熟悉我的人介绍我:这是我们的诗歌编辑朱零,以后有稿子给他就行,你们给我的稿子我也会转给他的。这明摆着是在向他的朋友圈推荐我,这样的引荐和信任,我每每想起,都觉得温暖,如沐春风。前两天下班路过十里堡北里的老鲁院,看见边上的那个昭阳湘菜馆还在,里面人影绰约,脑子里突然冒出了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那首流传千古的《经黄公酒垆有感》:“昔吾与稽叔夜、阮嗣宗共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稽生夭、阮公亡以后,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那是公元302年,位至尚书令的王戎路过当年与嵇康、阮籍一起喝酒的一个小酒馆时,所发出的的一声长啸。这时的嵇康和阮籍都已去世多年,我站在湘菜馆门口恍惚了好一会儿,想起当年老韩带着我在这里跟鲁院学习的雷平阳、娜夜等等一批批诗人豪饮的场景,不仅潸然泪下。物是人非,此后在里面喝酒的,再也没有老韩的身影了。

老韩于我,是那种知遇之恩。

 

如果说我现在在编辑方面有什么师承的话,那直接的源头就是老韩,我继承了老韩的大部分精神遗产。老韩退休后,他口头上说不再管《人民文学》的任何事情了,但我知道,他每拿到一期新的《人民文学》,首先翻到的,肯定是诗歌栏目。老韩的存在,让我每时每刻都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我背后注视着,让我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对老韩的敬畏,其实是对《人民文学》诗歌传统的敬畏,是对老一辈编辑家留下的无私、敬业、稿子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具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传统的敬畏。众所周知,老韩不仅仅是个优秀的编辑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自从他主持《人民文学》工作以后,自己的创作基本停止了,他更多地,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文学杂志社全体员工谋福利、提高待遇以及各种各样开不完的会议上了,如果没有牺牲精神,不可能当得好刊物的一把手,所以当老韩退下来以后,他留给《人民文学》的,是大家有口皆碑、有目共睹的团队和财富。

今后的《人民文学》,老韩是再也看不到了。以前,我从内心里,一直把老韩作为编辑界的一座高峰,来敬仰,并暗自想象着如何超越,可是老韩,你竟然不给我机会了。你离去后,有谁再来给我无穷的压力和动力呢?以前我编完稿子,都想得到你的赞扬和认可,今后,我去哪儿寻找这样的温暖呢?

 

我跟老韩的感情,在他退休以后,反而更加深厚了。以前因为他是主编,我和他,毕竟是上下级关系,有些话不好随便说,所以说,虽然在情感上,我们比其他一些同事,要稍微靠近一点,但在工作中,我总是更加努力,想方设法替他减轻负担,主动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尽量不给他增添麻烦,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幸运的是,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我工作尽心尽职,没有过任何失误,跟同事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因为在事业发展部工作,单位的一些外出采风、联系作家参加各种活动、与一些地方政府的合作以及一些评奖等事宜,就会落到我头上。老韩退休以后,每有什么活动,我第一个总是给他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带上老韩,一是他退休了,怕他在家里寂寞,闷得慌,二来他是老领导,又是著名的诗人,场面上讲个话、跟地方领导握个手、坐个主席台、甚至吃饭时坐个主桌什么的,老韩都能胜任。他也愿意跟我出去,什么都给他考虑周全了,不用他操任何的心,就一个字:玩。累了就回宾馆休息,不想讲话就不讲,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中途想起有个什么事、还想去个什么地方,马上就安排,所以老韩退休以后,日子过得很是滋润,他退休以后似乎就没闲过,一直在外面玩,全国各地的诗友都愿意跟他玩。哎,人活到这份上,才叫成功。有些人一旦退下来以后,在位时享受的那些待遇,即刻烟消云散,门前冷落。从老韩身上,我悟出一个道理,人活得成功与否是从你退休那天开始检验的,从这一点上说,老韩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完美的。

 

但我还是在他退休几年后,让他着实替我操了一回心。

两年前,我的部门副主任转正,没有通过。事情说来也怪我自己,以前,老韩主持工作的后期,对于我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相当信任,再加上商震在那儿把关,每次我送审的稿子,基本上都能发。一开始是这样:我如果送四个页码的稿子上去,偶尔商震有几首不满意的,删掉,还能发个三个页码,如果再被老韩删掉几首的话,稿子就不够了,老韩就会说,让作者再补几首,所以,在《人民文学》发的稿子,很多都是往返好几回,历时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人民文学》的诗歌稿子不好发,究其原因,是老韩那一关把得严。后来我送的稿子基本上不用动了,甚至,我都能根据稿子的水平,自己决定发几个页码了。老韩对于诗歌栏目真是非常的用心,他退休以后,商震保持了老韩的水准和心胸,我送的稿子,以及我定的页码,也是基本上照发,除非他觉得有其他不妥的地方。期间我跟商震的交流要显得更加顺畅,这就造成了我的错觉,让我有了诗歌这一块我能做主的假象。直到老韩退休,商震调走,主编换了一任又一任,我还在那儿自以为是地算着页码,延续着以前的思路,编着自己认为牛逼的诗歌,直到两年前的一天,新来的主编刚好外出,一位副主编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一看,在家的三位副主编都在,他们把门一关,叫我来的那个劈头盖脸地问我一句:“朱零,这个单位你是副主编,还是我们是副主编?”我操,当时那阵势,还真是吓我一跳,我只能如实回答,当然你们是副主编。他“啪”地摔出几页校样,脸涨得比猪肝还红,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看看,你自己都排好页码了,是不是你想当副主编?还是你根本不把我们几个副主编放在眼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马上觉得自己惹祸了,在这样一个讲究级别、等级的单位,我居然忘了,信任我的人早已离去,而我还在按照惯性工作。

事情当然不可能就这样结束。一个月以后,中国作协公示的干部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过试用期。当时,我个人真的没有觉得是个什么事,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我是个干部。我仅仅是个有荣誉感的人,我一直为自己能成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我尽量不玷污在每期诗歌作品的最后,责任编辑那一栏,我自己的名字,“朱零”两个字,作为责任编辑,我很看重,如果作为干部,说实话,我不在乎。我非常珍惜此生有幸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的机会,我尽我所能地付出,我的能力可能有限,但我为单位、为那些投稿的作者尽心尽责的心,是真的、诚的。所谓的“干部”这个称呼,于我,有点虚,我真的不在乎。但是,即使我不在乎,别人会在乎。因为这是个大事件。

这件事很大。大得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是人民文学杂志社自创刊以来,提拔的干部第一次在中国作协没有通过试用期,这件事情整个中国作协都很重视,各种级别的领导找我不知谈了多少次话。老韩第一次找我谈话的时候,一开口,就骂了一句:“操,就这么点工作程序上的事,居然把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给毁了。”

为我的这个事,老韩前前后后找我谈了四次。第一次,就是他骂娘那次,他说他是代表作协跟我谈的,他说,作协让我跟你谈谈,别放在心上,问题认识清楚了,就没事了,转正是迟早的事。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每次见到我,老韩都要提一下这件事,目的是安慰我,他认为我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怕我思想有包袱,一谈就叹气。老韩的话语间充满了对兄弟的关爱,以至于都让我觉得,能赢来兄长如此悉心的关爱,远比那所谓的级别,要让我受用一万倍。其实细想起来,老韩对于朋友们的关爱,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他对昌耀,对叶文福,对徐刚一家,对商震……等等,无不充满了全心全意的关爱,老韩的骨子里,是有大爱的。同时,老韩自己,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对于年轻时提拔过他的老领导,直到他离开人世前,一直都在用心回报。

现在说实话,我挺感谢我们那几个副主编的,如果没有他们及时的棒喝,我的那些自己毫无觉察的错误,还不知要滑向哪里。有些人表面上看似在搞你,可是往相反的方面想,其实是在无意中提醒你。这件事予我的另一个教训是,在政治上,我还太过于幼稚。

 

在你经挫折、被误解的时候,任何一个出来安慰、鼓励你的人,都是你此生最值得交往的知己,如果这个人还是你的师长,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得到一位知心的长辈的惦记和牵挂,更让人感到欣慰的呢?

经历这件事之前,我从来也没感觉到,自己跟“政治”这两个字沾边,但这件事,几乎毁了我的“政治前途”,又让我感觉到,自己也是深处政治的漩涡之中的。中国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人民文学》已无老韩,商震也早已离开,如果还有一个人值得我为之卖命的话,他最起码,也得知我懂我吧?

 

呜呼老韩,写了半天,说是悼你,这何尝不是在哀悼我在《人民文学》流逝的青春,我把最美好的十年奉献给了这个单位,我不求回报,但求问心无愧。今后,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你再也不用操心了,安息吧,韩老师。只是你离开得太早了,让爱你的亲人和朋友们心痛,如果你还有什么未竟的遗愿,尽管托梦过来,我来为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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