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这本书名气很大，去年秋天在我国台湾地区推出繁体中文译本的时候，就讨得好口彩；詹姆斯·坎顿也有不小的来头，据称是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又据称曾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趋势、重大事件的发生。就像资深财经评论人叶檀讥讽的那样，某些专家经历长期时间考验之后的巫术式预言，因为没有时间限制，狼来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詹姆斯·坎顿在这本预言著作中的所有主张都可概括为一句话，“未来机会很多、挑战也很多”，这跟四百年前北京天桥旁说书人兜售的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没有分别。
简而言之，《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就是作者对美式消费型资本主义的乐观未来构想，基于次贷危机至今次华尔街崩盘，也可将其解读为美式知识精英的妄想症。在詹姆斯·坎顿看来，没有什么比“自由心灵、自由市场、自由企业”更美好的了，他使劲儿的沿用过去几年美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及其专栏作家们熟练的陈词滥调，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幅有关全球化的各种魔幻愿景，如民主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资本驱动下的创新可以消灭贫穷等等。那些结论都可以在理论上推导循环，正如雷曼兄弟的末任长官富尔德及其团队在计算衍生产品风险管控、回报收益时一定没料到鸟兽尽散的如今。
信仰某种主义或者说制度体系并由此提出未来观点并无大错，就像央视评书人阎崇年热衷为玄烨弘历们塑造美好形象、某些官方背景的专家拼命证明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某些重大关口的关键推手（如当年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倡导者究竟是谁，最近在媒体上就炒开了）也被人定义为言论自由一样。但是要将具体观点向社会推介，应当尊重历史并以此为现实求证的基础。虽然通篇不离“创新”二字，但是《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对制度创新层面的探究乏善可陈，仍是当前美式金融资本（衍生产品化）的一种重复。很显然，在欧美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国有化境遇的今天，这本一年多之前写就的未来学已经面临核心价值的破产。
最离奇的莫过于詹姆斯·坎顿在谈论人力资源的未来蓝图时的自以为是，他提出了一种“诅咒”：凡是相信美式金融资本、消费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体系及其未来的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就是“明天的领袖、创新者及开拓者。他们可能会为其他人开辟新的方向，别人就可以模仿他们的行为和行为模式”；而不相信上述“图腾”的人，“他们对各种社会上的主流活动都很退缩……最不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也最不可能在事业上或是人生中获得成功。”
在深入论述创新型经济和国家未来的篇章中，詹姆斯·坎顿更言之凿凿的提出一个“创新经济的公式”：1+C+D=P2（创新+资本主义+民主=繁荣和和平）。如果在公式的D（民主）选项加上“精英阶层的”之限定，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奥秘。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詹姆斯·坎顿推崇的无国界公民权、全球化民主秩序，与现实中美国越来越严格的公民归化入籍程序、保持繁荣的国际贸易壁垒战术构成极强的反讽意味，以至于《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第七章中也大谈中国等廉价而精致的制造能力对美国繁荣的威胁。
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应当是詹姆斯·坎顿热衷谈论的自然科学领域（尖端科学和应用科技）的未来成果。一百多年前，蒸汽机车风驰电掣般打破马车和轮船运输的缓慢氛围时，人们认为火车将彻底而深刻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并有朝一日带着翅膀会开上蓝天，这就揭示出一个规律：人对未来的猜想，常常对技术进步及应用的水平估计不足、而对社会变化变革的预期过高。
值得玩味的一个小问题是，《极端的未来——超越未来的十大趋势》繁体中文译本既已在一年前推出，眼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个简体中文译本却有多处错、漏字，并且直接照搬两岸译法不同的台式词组（人名、地名、公司名），这种引进发行态度只能理解为詹姆斯·坎顿学说同等的不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