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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那个事件的主角是政治觉悟高呢还是政治觉悟低抑或没一点政治觉悟？我看很难判断因而很难回答；或说这还真要看你替谁说话，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就话论话，不论逯副局长自觉不自觉，只要你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只要你认定“只有替老百姓说话，才是政治觉悟高”，换而言之，政治觉悟的高低是由替不替老百姓说话来认定，那么，就会觉得这个官员的政治觉悟不仅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
可如果站到他所代表的官员立场上，站到他所代表的政府部门的立场上（“出事”前，我们谁都不能否认他可以代表一部分官员代表一级政府部门），我们又会觉得这位官员的政治觉悟“很高”，高到满脑子装的都是准备要替他想替的对象说话，以至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当然，现在有些人，尤其是有主流媒体不承认——不是不承认他说了什么话，而是不承认人们从他那话中解读出的意思，尤其不承认解读出的意思就是现实存在。这就怪了：明明是实情，却埋怨有人不该说出来。用鲁迅先生大半个世纪前讽刺过的就是：不厌事实，却厌写出，实在是件很奇怪的事。那么，一个有着34年工龄、三十余年党龄，且做了多年官员的人顺口而出的一句话，难道不是他的领导他的组织长期灌输，而是他无中生有的吗（有网友翻阅党章后甚至认为：“逯军雷人实话是有党章根据的”）？不说你打死我都不承认，恐怕你打死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会承认（这里须申明一句，闵某人绝没有要代表中国老百姓的意思，仅仅是由逻辑推理得来。如果有什么人硬说我不该这么推理，我就把这个推理收回）。
当然，我从后续报道中看到，有更大的官员认为，逯副局长错就错在，这样说，“既坏了党的形象又伤了人民的心”，因此“要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你说这话不对吗？对是对，可又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党的形象”和“人民的心”就是这么容易“伤害”的吗？如果我们几十年的历史以至于现实，从来就没伤过人民的心，如果实际上官员及所有体制内的人从来都是“替老百姓说话”，“人民”还会在乎某位官员说出的这样一句话吗？可见，仅仅认为是一句话就“伤了人民的心”，并由此去“高度重视”，不说有点小看人民，也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还有点南辕北辙的味儿。
二
一个人，一旦被主流社会认为“政治觉悟高”，往往也就很容易在党在官。一个普通百姓是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的。然而你较不得真，一较真，用句老百姓的粗话：去球！
为何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现实存在。马克思有句经典：“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册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那么咱们就说说现实中被誉为“有政治觉悟”的官员。按道理讲，官的政治觉悟自然高于百姓。可这都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不少官员的政治觉悟并不高（毛泽东几十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党内有些同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看来，指的就是政治觉悟。毛泽东是在告诫他的同志，在政治觉悟上要与百姓有区别）。
那么政治觉悟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公仆一说是从马克思的笔下出来的。无产阶级的官员叫公仆，或说公仆就是无产阶级的官员。那么什么是公仆呢？这很好理解，就是为很多人做事为很多人服务，而这些被服务者从逻辑上说，他们是公仆的主人。
为别人服务，不仅要听别人的，还要让被服务者满意，否则就不是一个好公仆，甚至就没有做公仆的资格。这些都是不证自明的。我说过，对于不证自明的道理，不必去证。
那么现实情形又如何呢？如果要想面面俱到，怕一本书也容纳不下。咱们就随便挑一两个典型的例子，而因其典型，也就不愁没有说服力。
本人既不在党也不在官，对于一些只限于党内官内的“秘密”，自然无从知晓。好在我们终于熬到了互联网时代，有些秘密也就大白于天下了。比如，按道理讲，一旦做了官（这里当然是指政府官员，即公仆。主人们对私企的官不感兴趣，私企对官的级别也不感兴趣，他们只比在福布斯座次），也就具有了政治觉悟，而官越大，政治觉悟相应也就越高，公仆意识也就越强，用执政党最简洁的一句话概括，叫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用一千余年前封建专制时代的士大夫（我不知是不是也可称为“公仆”）、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然而，现实却告诉我，我们的社会似乎全都在反着来：
官越大，工资越高，退休金也越多。在中国人的心里，官即权，权即利益。还在数年前即有一位官员诠释：“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官越大，越要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纽约市长可以乘地铁去上班，我们却一定要有专车接送。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市长政治觉悟高还是纽约市长的觉悟高。
官越大，“出国考察”的机会也越多。从网上一篇网文中知道，一个人如果混上了政府科级公务员，就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若是再做到了处级，更不愁没有机会出国。
出国干什么，公开说都是“考察”，没有一个说是去游山玩水去观光的。然而，在这些公仆“服务”的主人眼里，却恰恰相反。
从网文中知道，处级是多长时间可以出国一趟，厅级是多长时间可以出国一趟，这在政府制定的红头或黑头文件里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至于做到了部级以上，也就无须再用什么文件去限制了吧，只要“需要”，方便之极，进出国门，真的就像自家的“菜园门”。
即使这样，那些应该“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官员们依然不满意。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就公款旅游就说了一些很令“主人”们想不通的话，比如，屈部长就告诉我们：有些官员“邀请函是假的，日程是假的，考察报告也是假的，都是网上抄来的，全套的弄虚作假，这种情况从省部级到县市级都有”（见2009年3月10日《广州日报》）。
你说这些官员还有何“政治觉悟”可言？
如果真是出国考察，真是工作需要，还用得着如此弄虚作假吗？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200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曾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爆料”：“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说“中国人”，真是对不起中国百姓，因为去的都是中国官员。这些人一出国自然就代表中国，害得中国的老百姓也跟着受辱。难怪曾在互联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就认为，说把官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真是中国百姓的奇耻大辱，因为很多官员的德行，跟老百姓比起来，相差何以道里计！
三
一个真实的故事，聆听一位厅级官员所讲。
有一次，他参加市里一个“厅局级”参观团到欧洲“浏览”。在英国，给参观团做导游的就是给他们开车的大巴司机。按人家这里的文明规定，大巴车上禁止抽烟，而我们那些可以说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一开始也还能遵守人家的规定。可是后来有人就憋不住了，在异邦也要“乱纪”，还是在车上抽起烟来。这时，既是导游又是开车司机的那位英国佬，只是耸了耸肩，搓了搓手，虽然显得很无奈，但并没有发出口头禁令。而后来这个参观团又到了挪威（也可能是瑞典），这回做导游的是中国小姐。当发现参观团中仍然有人不顾禁止抽烟的规定而抽烟时，这位导游小姐才不管你在国内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呢，马上就用口头严厉禁止。坐在台上讲故事的官员在这个小故事结尾时说了一句：难怪在人家那儿有种说法，要培养一位绅士，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我不知道这样说，算不算对他们那个“厅局级”参观团的自我讽刺。其实，在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行为并非绅士不绅士的问题，认真起来，可以说，就是“政治觉悟低”的生动体现。出了国，就代表国家，而况一个二个还是“厅局级”呢，说起来，似乎也就更有资格代表。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更有资格代表国家的官员，却在给国家丢脸，哪里还有什么“政治觉悟”可言。
然而，这些“厅局级”们一回到国内，一个个又都人五人六（坐在台上开口讲话时尤其如此），而那些据说“没有政治觉悟”的老百姓也还要在这样一群人的领导下，艰苦着，奋斗着，或者是痛，并快乐着，向着这些人所“指引”的社会方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当然，这在有些外国人听来，可能会觉得我是在讲“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