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强调人的实践是不够的，在实践论的基础上也要加一个新的维度，以区别开是在哪种价值体系指导下的实践。马克思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但他没有提到实践中的价值体系问题，但在第三条提纲中提到了“革命的实践”，他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所谓“革命的实践”，自然也就区别于其他许多非革命的以及反革命的实践。

后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了理论的进步，他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3]但他也注意到实践的方向性问题，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

再后来，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结论过分地强调了实践标准，忽视了人的实践中所包含的方向性问题，把所有的实践都同等看待，不管是革命的实践还是反革命的实践。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那些具有正确方向的实践所到了表现的机会，而另外方向不正确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倾向的实践也得到了表现的机会，所以，经过30年来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在获得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经过了这样一个由实践到认识的反复，我们于是便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只有在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的指导下的认识与实践，才能逐步接近真理，否则的话，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样来看当前的左右之争，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是两种政治学说的争论，一种是立体的政治学，一种是平面政治学。平面政治学忽视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在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东西被忽略了，因而它不能引导人类正确地认识和实践。立体政治学注意到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从而自觉地推进价值体系的进化，通过这个进化过程，带动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实质性的进步，逐步摆脱内耗、贫困的纠缠，进入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左右两派都认为那是问题，诸如腐败现象等等。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反对是共同的，分歧的根源在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价值体系还是体制。由于价值体系的区别，右派把目标对准体制，主张通过对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现实问题。但在实际上，价值体系的狭隘片面是产生问题的根源，在制度上无论如何改革都无法解决价值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只有深入到人性深处，推动价值体系的实际进步，才能使我们摆脱庸俗、腐败、内耗与邪恶的纠缠，走向崇高、和谐，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塑造出一代新人，推动政治体制的进化。没有价值体系的进化，设计得再完美的制度也会被价值体系不完善的人寻找到漏洞，找到实现其价值体系的机会，产生出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出现“法令滋彰，资贼多有”的恶性循环。由于没有价值体系的进步，人们就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右派看不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他们始终站在原地，坚持着那种产生问题的价值体系，却又幻想着不要那些问题，这就是自相矛盾，这就是企图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就把目标指向体制，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其改革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那种造成问题的价值体系，进而带来更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越来越多的问题，在他们的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就还要进一步改革体制，进一步强化旧的价值体系，于是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这个发展路径上越走越远，推动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

要走出这种恶性循环，打破社会在低水平上运行的路径依赖，就要深入认识社会运行的决定因素，找准原因，才能正确地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人们自己接受新的价值体系。只有新价值体系的出现才能给社会带来希望。想当年，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制度，不过是一帮寻找救国之路的热血青年的探索奋斗过程而已，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新制度。再比如同是兰考的体制，为什么焦裕禄去了就能改变面貌，关键在焦裕禄有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些年来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扩张的过程，某些精英们借改革的名义把自己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悄悄地塞给社会，结果导致了许多问题。所以说，即使要改革体制，也必须是由焦裕禄那样的人来主导改革。[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