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我有感于奸商们把官员拉下水之处心积虑，套用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写过一个《奸商不仁，以贪官为刍狗》。在奸商们的眼中，官员们不过是刍狗，只要能为其谋利服务，诸如口蜜腹剑、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等等，各种招数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说过，只要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可以冒被绞首的危险。既然奸商们自己尚且不过是谋利欲望的刍狗，那么，其他人被作为刍狗，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还可进一步来看，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互相把对方作为刍狗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追求个人的利益，为了这看得见的利益，并不考虑他人与社会、生态环境。这就是斯密以及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斯密很天真地认为，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便可自然而然地促进了公共利益。但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由于大家都把对方作为刍狗，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把人作为刍狗的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谁也摆不脱成为刍狗的命运。

包括国际之间，也是同样道理。西方人那么关心中国，从最初的鸦片战争，到现在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真的是为中国好么？也不过是以中国为刍狗而已。我们可以找一段话作证。在何新先生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索尔曼的谈话中，索尔曼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说：“为了使您对西方知识分子有一种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也想对您说两句。这就是：对他们来说，现实中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的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望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之上。”[1]

因而，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很有商榷的必要，实际情况是，人而不仁，以他人为刍狗。国而不仁，以他国为刍狗。在这种以他人、他国为刍狗的行为模式中，人们进一步把这种以他人为刍狗的行为模式强加于人，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是刍狗的社会环境。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是刍狗。不管你是官员还是百姓，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在这种低水平的社会价值体系中，都必须像动物一样在生存的自然必然性的强制压力下，投入到对个人利益的拼抢之中，于是进一步强化这种以人为刍狗的价值体系，生活在阴谋诡计之中，生活在腐败之中，生活在不断恶化的环境之中。这种低水平的社会价值体系借助于每一个人的悲剧命运来延续自己的生命，锁定了社会的运行轨道，人们虽然也看到问题的根源，但却找不到出路，至死不得解脱。

在我们对他人的悲剧命运感慨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难逃悲剧命运。那种有缺陷的价值体系的超循环过程，驱使着一批又一批的人走向腐败，走向毁灭。正如红楼梦所说的那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据此我们便可对老子的说法再进一步精确一下：价值体系不仁，以百姓和万物为刍狗。

如何改变这种价值体系，从而让所有的人都摆脱这种作为刍狗的命运，对于我们个人和他人来说，这是以人为本的最深刻的内容，是终极的关怀。记得当年一次矿难之后，有某知名专家对那些遇难矿工评论说：“谁让你们生在中国。”作为专家这么说是可以的，因为他只代表个人，作为旁观者，他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说点风凉话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执政党，就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当是扪心自问，为什么在自己执政的国家里矿难屡屡发生，如何杜绝这类事件的出现？

这个责任是如此的重大，如此的复杂，执政者必须找出关键，掌握主动权。这个关键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第一次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产主义革命的最根本的目标也无非就是要改变以往控制着人们的非理性的价值体系，把社会价值体系也置于人类理性的自觉掌握之下，使人类得到彻底解放。因而共产党人必须不断地推动革命事业的深入，在夺取政权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社会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这种终极关怀。这也也就是要引入新的规则，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谓自由，就是从生存恐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病态畸型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健康地发展；所谓全面，就是从奴隶般地屈从于分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找到最能发挥个人潜力的工作，通过使每个人都能从事自己所热爱和擅长的职业而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充分的保障。这样便可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快乐，都能不虚此生，都能分享人类集体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如果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这种终极关怀，执政者自身必然要首当其冲地深受其害。作为执政者，自然要身处矛盾的焦点上，首当其冲地成为刍狗。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分子的前赴后继，就是难于摆脱的宿命。共产党员们，为了避免这种难于摆脱的宿命，你们也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