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2500年的对话 ——老子所说的道即是现代人所说的价值体系

党中央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执政近六十年来不懈奋斗、艰苦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最新成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关于这个意义，人们可以总结出很多条，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它承袭了中华文化注重“闻道”的优秀传统，解决了所谓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问题，使中华民族重新站在历史的前列。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闻道”，从“修之于身”做起，直至“修之于天下”，从而“为万世开太平”。受这个新命题的启发，我于2007年提出一个新观点：老子所说的“道”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老子的“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驱、刍型，反过来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道”的充分发展的形态，就是在当今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充分发展了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的“常道”。要证明这个新观点，就需要依据这个新观点来与《道德经》从头到尾对照一遍。看看其中有哪些符合这个新观点，哪些不符合，不符合的原因是什么，找出合理的解释；为此就需要对《道德经》重新进行一次注释。这也是正常的，随着思想认识的进步，古代的典籍总是要一遍又一遍地被重新认识。尽管本人才疏学浅，却也必须鼓起勇气，探索着做这件事情。在重新注解《道德经》之前，我首先要对自己凭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观点作一个说明，也就是说，首先要对老子的“道”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联系作一个说明。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便是人的需要的成长过程。与动物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道路不同，人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自然似乎没有把他铸成就将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没有做出关于他的最后决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人必须独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须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他那专属他自己的问题。” 人能否获得充分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对“人之道”的理解程度。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到科学合理的价值体系，便可以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自己，与社会和自然保持和谐，圆满地走过生命的各个阶段；但如果人们没有能力认识“人之道”，所接受的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就会把人的发展引入歧途，违反人的天性，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古人已看到的，知识和德行的可能性也包含着错误和罪恶的可能性。人可能把自己提升为一种值得敬慕的、令人惊奇的事物，但‘腐败了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人也可能利用他自我形成的能力而‘变得比任何野兽更野蛮’。” 由于存在着变得更野蛮的危险性，所以人就有必要研究“人之道”，以引导自己正常健康地发展。这是人生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迟早都要接触到这个题目，老子率先深入到这个深层次问题，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正是其五千言魅力永存的原因之所在。但要认识到那个“道”或者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这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单独地完成的过程，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成长过程。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这也就是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的价值体系的由低到高的进化过程而已。就像一粒种子所要经历的生根发芽成长开花和结果的发展过程一样，人类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有次序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它经历了一系列的环节，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系列的历史阶段，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必须有一个价值处于这个时代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地位；围绕着这个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诸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比如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史，或者是政治制度的演变史，或者说是生产力的成长史，或者说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史，但要从最直接最本质的角度来看，还是要考察哲学史，价值体系的成长过程也无非就是一个思想认识的不断的觉醒过程，是人的需要的展开过程，原来处于潜意识之中的需要，上升到人们的意识中，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这个成长过程依次经历了四个阶段，或者用库恩的话来说，经历了四个哲学范式：第一级范式即寻找世界本原的范式，这个范式对应于人类的科学兴趣，求真的需要，爱智慧的需要，这是人类的永恒的需要。即使是进入了下几级哲学范式，它依然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之一。这一范式产生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之前，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人们，多少有了一点自由，他们把兴趣投向外部世界，他们的好奇心驱使他弄明白这个世界的来历，想找到本质性的东西。如泰利士就认为水为万物的根本，后来的赫拉克利物认为宇宙是“一团永远活生生的火”，这样找来找去，后来就找到了上帝，是他创造了世界，他先创造了水火土气四元素，这些元素混和形成了万物。于是便过渡到下一级范式。第二级范式即上帝与灵魂的范式，它产生于人类追求肉体解脱、心灵安宁的需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人类自身，生活在持续动乱而没有什么救世希望的时代，人的躯体成了他最为沉重的负担，人们于是转向宗教寻求安慰。借助于上帝、佛主、真主等等的力量，把人们从其所沉溺于其中的感性的、庸俗的、个别的事物中解救出来。对道德秩序的需要，对理想正义的需要，这也是人类的永恒需要，如果没有向上的引力来引导人性，人类也无法生存下去，堕落为动物式的存在，甚至连动物也不如。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也就是指这个时期，在地球的几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 人类的智慧与其生存本能相结合而产生了私有制，反过来又制造了矛盾对立与灾难，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于是人们把追寻世界本原的目光收回来，关注自身的命运，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威胁着人的生存，人们力图控制命运，于是人们便从灵魂与上帝的探索中来找答案。上帝是主宰，灵魂不灭，在活着的时候做善事便可在死后进入天国。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欧洲人误入了歧途，进入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自我摧残，这种状态持续到一个难以为继的程度，于是便有了一个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又开始关注现世的幸福。第三级范式即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范式，对应于人类改造自然、征服客观世界的实践，与之相应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它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彻底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人类真正地成了地球的主人，但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反过来成了自己也无法驾驭的妖怪。这时的人们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却没有深入到社会价值体系问题，没有谁明确地主张要建立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那个“我”是一个抽象的点，而在实际上，作为出发点的“我”却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人从远古走来，带着那种私有制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与动物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价值体系，因而是不证自明的。人们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价值体系问题，但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天上转移到尘世，把那种不证自明的价值体系从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世俗生活的需要置于核心价值的位置，“唯物主义”给人们放纵情欲物欲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被认为是人的不言而喻的本能、天性。为了限制人的情欲物欲，宗教曾经进行了艰难的努力，但却没有完成任务，反而导致了各种悲剧，于是就只有放弃这种努力。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将欲废之，必固张之；要想超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必须让它得到充分的发展，把其弊端充分展示出来。当哲学完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任务后，现实生活就按照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去了，抽象的自由民主与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结合在一起，召唤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灾难。在我们搞改革开放的开始，也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也忽视了价值体系问题，不管人们的价值体系有多大的区别，所有的实践都是等价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把那种“唯物主义”的价值作为不言而喻的核心价值强加给所有的人。在这样的实践中，依然找不到生命意义的解答。它所提供的答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当人们全力以赴地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其弊端便日益展示出来，迫使人们进入下一级范式，关注人类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问题。第四级范式即知行范式，是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新范式，对应于我们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应于人类把这些需要协调统一起来的需要。与文艺复兴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世俗事务的努力相反，现在的人们过于执着于世俗事务，以至于必须花费巨大的气力来使其高举于尘世之上。这个努力以马克思为起点，他发现了“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我”思考和研究哲学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生存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进而发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在应用这一理论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目光开始深入到社会政治活动的价值体系问题，以及个体的价值体系问题，这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 这种哲学范式产生于我们从私有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需要，它推动人类集体地行动起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站在这个新范式的基础上来看，第三级范式所提出的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纯粹是一个从思辨的兴趣出发而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无助于解决人们当下所遇到的生存发展问题。从以人为本的立场来看，无论是物质还是意识都极其重要，现在再来追问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要关注的当前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诸如为什么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愈演愈烈，为什么两极分化和违法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自毁家园，人类还能否拯救；我们怎样掌握社会管理的主动权，提高执政能力，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些问题引导人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从而最终解开历史之谜。由此可见，这个由第三级范式向第四级范式的过渡并不是由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的，而是要由马克思这一类新型知识分子来引领，并且还必须通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政治过程，才能把对真理的追求、对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关注与构建一个美好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从第三级范式向第四级范式过渡的过程中，还有一派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也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的生存体验，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对人性的损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但他们只是发现问题，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便陷入郁闷、绝望中。进入并推动第四级范式的发展，只能是共产党人的事业。这四个范式依次展开的逻辑过程，也就是人性之展开的历史进步过程，也就是价值体系的进化过程。对科学的追求引导人类从愚昧中走出，对美德的追求引导人类从邪恶中走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引导人类从贫困从走出，为人类追求人格完美与社会和谐创造条件。人的各个级别的需要都必须作为核心价值来追求，都必须达到极端的程度，才能充分展开，从而为更高级需要的产生铺平道路，由更高级需要出来矫正其过度发展的弊端，其有益的成果才能巩固下来，积淀到文化中去。新达到的哲学范式并不否定原来的范式，而是把它吸收进来，整合为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一部分。四个范式都是引导人性向上的，就像火车头拖着后面的车厢前进一样。与这些引导人性精神向上的英雄相对应的，社会生活中天然地存在着那种趋向于堕落的力量，它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为了找到人类面临的各种灾难的根源并对症下药地进行治疗，无数杰出人物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这便是哲学范式进步的内在动力，这就像为火车更换一个马力更强大的火车头一样。这个探索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科学兴趣开始，步步深入。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他们凭藉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____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 先知们所提出的各种救世方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准病源：人的生存需要在私有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成长起来，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基督教就没有把这两者分析开，所以他们就认为人生下来就带着“原罪”，不能设想一种新的满足生存需要的方式，于是便认为，人们要获得解脱就只有在死后进入天国。有那么一些儒家信徒也没把这两者分析开来，他们把“人欲”视为与“天理”相对立的有害东西而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虽然他们都怀有良好的愿望，最终结果却事与愿违。直到马克思才最终发现了人类苦难的根源之所在，找到了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并不是反对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消灭私有制”，对这种需要在私有制社会的表达方式动一个手术，打碎外部形式，拯救其内涵，让人的基本需要获得正常的表达，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个性和谐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在有了这个哲学范式进步过程的整体认识之后，我们便可对东西方的哲学进展过程作一个对比了。我们中国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很超前、很早熟，很早就进入了第四个范式，这便是我们中国人所一向孜孜以求的“闻道”，我们中国人从老子开始就认识到的问题，西方人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想到，其间依次经历了本原论、上帝论、思存论等三个范式，直到出现了马克思，才进入第四个范式：实践论，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占主流地位，所以当代西方哲学至今未达到老子的高度，他们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纠缠，甚至想不到要摆脱其纠缠，其反思的能力深入不到价值体系这个层次。我们便可明白，所谓的“中西之辨”，其实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哲学范式的区别，人们用西方的那一套思存论范式来套处在实践论范式的中国哲学，就像用一件小孩衣服往大人身上套一样，当然是不伦不类的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只能生存在书斋里，而在中国却可以生根开花，大行其道，因为它与中国文化传统处在同样的哲学范式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毛主席写作了《实践论》，研究人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并进一步追问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又发现了人的实践过程中的价值体系问题，然后再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而就是顺理成章的，代表了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我们中国的哲学本来就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上，尽管它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但却要比西方哲学高一个档次。但由于十八世纪以来，中国人在西方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一败塗地，使得一些中国人以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月亮也是西方的更圆，哲学也以西方的为标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把自己家的哲学贬得一塌糊涂。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自身的反面，它的被抛弃的命运已经是路人皆知了，与之相应的，西方哲学也必将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在以博大的胸怀吸纳继承东西方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之后，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以返本开新，必将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焕发活力，大放异彩，引领时代潮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价值体系，保障人类在地球上的繁衍生息。问题的新提法本身就已包含着问题的解决。哲学范式的进步也即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全面更新进步，必将引导人们自觉地追求解放。现在看来，历史的终极目标便是在社会生活中建设起那种完善的价值体系，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哲学上进入第四级范式。在知行范式的哲学基础上，人类才能进一步对价值体系的优劣进行鉴别，从而摆脱丛林法则的束缚，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核心价值，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人们便会合乎逻辑地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异化现象和剥削压迫制度，在追求这种核心价值的过程中，人类便可从内耗丛生与战乱贫困的纠缠下解脱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这时，人才能最终脱离动物界，他真正的历史才算是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已经写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七大报告，正在成为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实际行动，历史新阶段的大幕已经拉开了。在这个新的历史高度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道德经》，便会发现它是人类最早研究价值体系问题的专著：老子所说的“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老子所说的“常道”则可以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对应；老子还描述了一个从“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的过程，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老子所表达的思想，竟然需要人类用2500多年的时间来消化，这是一件最可令人惊奇、感慨的事情。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去发挥出哲学来，而这时间之长初看起来是可惊异的，有点像天文学上所说的空间那样辽阔。就世界精神进展之缓慢而论，我们须知它有充分的时间，用不着紧张忙迫。‘在神的面前，千年如一日’。它有充分时间，即因它在时间之外，即因它是永恒的。那飘忽即逝的当日事变却没有充分时间去完成许多目的。（谁不是在他的目的没有完成之前就死去了？）它不只是有充分的时间，——要想达到一个目的，实现一个理想，所需的不只是时间，还需要许多别的东西。说它利用了许多民族、许多世代的人类来完成它寻求自我意识的工作，说它造成了万物生生灭灭的庞大展览，也还不够。它有充分富足的资源来作无限的展览，它大规模地进行它的工作，它有无数的国家，无数的个人供它使用。有一句流行的话：‘自然采取最短的道路以达到它的目的’，这话是不错的，但殊不知精神的道路是间接的，是曲折的。凡有限生活里所须考虑的问题，如时间、劳力、费用，它都不在意。我们也不可太性急，以为某些见解直至现在还没有发挥出来，或这一真理、那一真理还不是业已在那里。在世界历史里，进步是很迟缓的。” 所以我们不应忙迫，以从容的心境、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和诠释《道德经》，仔细搜寻其中的智慧。本人早在1980年买到一本高亨先生的《老子注译》，后来又得到了赵琳女士赠送的她与其父赵毓民合著的《老子道德经洗尘录》，再后来又买到了一本上海书店影印的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与魏源《老子本义》合集，以及张忆先生译注的《老子白话今译》，这就是我重新注解《道德经》的参考书，外加一本《辞海》。我之所以有信心做这件事，因为此前我也曾就《道德经》的部分内容写过几篇文章：《道、自然与无为新解》、《谈谈“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句读》、《老子第二十七章新解》，已经在对《道德经》的新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奠定了基础，现在再全面注解也就不过是结合新的现实，对原来的观点的进一步展开，所以做起来也还不算困难。在文字的辩析上，我参考诸家解释，甄别取舍，自我感觉已经是比较满意的了，基本上没有什么难于消化的硬块了。在义理的解释上，难度在于整体上的把握，很早就有人说，“老子犹龙”，这大概是说老子像天上的龙一样，在云雾里飞腾，这里露出一只角，那里露出一只爪子，总之是很难看清他的完整的形象。这也是很正常的，要用五千言来表述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就需要后人按自己的想象来把那些不完整的地方补齐，所以我就在译文中，对缺失的部分进行补充，有时候意识到是自己加上的，所以便加上了括号，有些地方不好加括号，所以就没有加。此外在解说中，我按照现在的思想认识对原著进行一些解读，由于这种解读超越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范式，同时也超越了阶级分析的观点，所以有些朋友对此很不满意。但我想，要想超越“以西释中”的框架，在吸收西方哲学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中国哲学的自身主体性，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根据老子“为而不争”的教导，我就不再多解释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虚心接受批评，其实我很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在本书基本定稿后，我才来考虑书名问题。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道德经》，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于是便有了大量的关于《道德经》的“新译”、 “新探”、 “新得”、 “新读”、 “新研”、 “新编”、 “新评”、 “新说”，蔚为壮观。为了避免与诸位先生的大作重名，我特意在网上作了一下搜索，发现“新诠”一词还没被人用过，所以便将本书命名为《道即价值体系论——〈道德经〉新诠》。如果再有重复的话，那可不是我有意为之，特此说明。（2008-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