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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经[2]

(2007-08-06 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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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从我的嗓眼里,压抑不住地迸发出一声陌生人的嚎叫。是的,我被他打败了。我算是领教到异端的力量。

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是其所能操纵的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他的思想在现实之外留下旁人无法辨认的车辙。所有对诗歌的阅读都是误读,或误读的一种。伟大的作品能经得起任何误读而绝不露出一丝破绽。或许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理解?

他焚毁了早年情人的信件。等于是让火重读了一遍。幸好,火不识字,更不会泄密。而写信人当初绝对预料不到自己为一团未来的火预备了食粮。

我宁愿把散文或小说当作诗来写,也不愿把诗当作散文或小说来写。诗是纯粹的灵魂,可以依附于其他文体而呼吸,但它本身,并不具备对这个世界的肉欲。你不应该往里面掺杂太多形而下的内容,那会使它变得复杂且俗气的。

写作是一次沉淀,让重的更重,轻的更轻——为了看得更清楚……

灵感不是梯子。只是一根垂直的绳索。但它同样可以帮助你从世俗的地洞里爬出来,如果你能够从黑暗中摸索到它的存在……在我眼中,从天而降的星光,正是由无数根类似的绳索(而且它们几乎是透明的)编织而成的。

什么叫做诗?就像什么叫做爱一样神秘。我想,它应该是人与世界相遇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属于灵魂的事情),而非物理反应。可惜现在许多诗人的作品都不过是词语的堆砌,展现的仅仅是一具华美的肉体而已。同样的道理:爱是化学反应,而性只是物理反应。

读多了平庸的诗歌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当别人都去追求崇高,你反而停留于原地。不,你并没有落伍,因为你追求的是平坦。

从某某的后半生可以看出:诗人并非终身制的,也有退休的时候。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退休后还强迫自己继续写诗……

为了从更小的孔穴逃逸,必须揉碎自己。而写作恰恰可以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不动声色地把灵魂逐渐转移到别处。

你从谁那儿继承了如此深重的受难意识?即使摊开四肢仰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也会梦见一枚将身体穿透的钉子。

作为一个不擅言辞的人,你很容易为逗号所绊倒;等到爬起来的时候,发觉自己已出现在另一个段落里。

荷马缔造了史诗的传统。而后人的写作,无不是为了尽可能从中挣脱出来。虽然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传统之中一阵又一阵的抽搐。

雄辩的人,首先肯定是不甘于服输的人。为了维护荣誉,甚至不惜抹煞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如同抱起界桩越境的偷渡客。

我舍不得焚毁无用的诗稿,总是将它们完好地收藏在黑暗的抽屉里。就像把劈柴堆满壁炉,却不急于点燃,我依靠想象中的火光取暖。而它们的使命也就得以延长。

诗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守望。他守望的并不是什么实体,而是虚无缥渺的灵感。你无法理解一个诗人,就像无法理解一架孤独的雷达——所体会到的焦虑或惊喜。是的,他虽然坐在你的对面,可他的心,时刻在为看不见的远方而运转着……原谅他吧!

饥饿的人在餐桌上总是把筷子伸得尽可能地远,以至袖口都沾满生活的剩菜残羹。说实话,描绘风景的时候,我也经常如此这般地打翻自己的颜料盒。画笔,是我精神上的餐具。

追求完美的人啊,这么看来,你只喜欢假花。因为真花从来就不可能尽善尽美。你不是一位称职的园丁。

那些我想写而写不出的诗,都停留在空气中。而降落于纸上的,却是呆滞的尘埃。

反复修改,一封已经没必要投递的信。就像在不同的时间,写给不同的人。

我正在写诗。我正在歌颂光明。可我的笔却在纸上,投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阴影。不,它不是阴影,而是另一杆笔,在歌颂着别的东西……

层层推进:为了把事物的根挖掘出来。你最后发现的,却是虚无。虚无不是根,但比根藏得更深。

手不见了,手艺也失传了,只留下一件佚名的艺术品。我远远地观看,猜测着从上空撤走的那双手:它临走时一定忘了把自己的作品,递给谁……于是至今仍摆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明知不可能有谁前来认领,却依然在等待。

忘掉过去在情场上纵横驰骋的经历,为了重新开始一次初恋。这么看来初恋并不仅仅属于童男子或处女?只要你真的能够忘掉技巧。写诗也是如此。我永远把自己正在写的诗当成第一首。

矿工的肺里有煤。园丁的肺里有花粉。诗人的肺里,有阴影:提炼语言而抛弃的渣滓,或者说是一些完全属于自己创造出来的病句。他在陶醉中深呼吸所留下的后遗症。

在目前这个喧嚣的大世界中,诗歌无疑属于小语种。但是哪怕只剩下一位诗人,他也不会感到孤独,仍然可以用精神上的母语喃喃自语,并且获得比一般的交流更为深刻与默契的快乐。

我写完一首诗,就满意地入睡了。我躺在床单上,这首诗躺在纸上——可还在继续繁殖:诸多脱离了作者依然能存在的意象。那是它自身的梦境。

所有的坚果(譬如核桃),都意味着一种挑战。它们的沉默,其实在呼唤着暴力。有时候,在我的诗中,也会出现一些带有类似的生硬与艰涩的词,而你必须想方设法将其砸开,才能发现蕴藏在更深处的内容,以及被唤醒的疼痛……

被撕碎的信在梦中愈合。还是薄薄的两页纸:没有多一个字,也没有少一个字。仿佛他在动手撕之前,其实写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一封变成了碎片,另一封却藏得好好的。他在犹豫着让第二封信重复前一封的命运,还是索性寄出去?可他的手沉重得无法举起:既撕不碎,又寄不走……

一幅未完成的画:虽然已将荒凉开垦到一半,但似乎比彻底的荒凉还要令人难以忍耐。至少就目前而言,它的破坏性要大于建设性。

诗人在填补空白:说别人想说而说不出的。至于最优秀的诗人,填补的是空白中的空白。

我读诗,如同牛羊吃草,唇齿间沾满新鲜的汁液。好诗常常要读第二遍——那是我在反刍。

《诗经》是诗人的圣经,我们是教徒,人手一册。风、雅、颂,构成它的《旧约》与《新约》,甚至还要多一点。《诗经》里没有上帝,只有一些古人。对于我们来说,古人就是上帝。伊甸园——在水一方,这些会唱情歌的古人,比亚当夏娃活得潇洒。《诗经》里没有诱人上当的蛇,只有喜欢说媒的关关睢鸠。《诗经》里没有禁果,什么样的果实,只要甜,就可以吃……《诗经》不是最后的晚餐,是诗人们的早点。或中草药。《诗经》属于集体创作,可我们,全都是《诗经》的作者的后裔。

你不喜欢看风景画(你也不喜欢写风景诗),你说看见的全是风景,没有人物、没有灵魂。其实,风景本身就是灵魂,比你我的灵魂尚且要古老得多。当灵魂(跟肉体一样)也能变成化石的时候,你难道不仅仅感到惊讶吗?只要你本人还没有变成化石。

不怕旧题材!只要能找到新感觉。越是有难度的写作,越能挑逗你的好胜心。但你并不为了炫耀技艺,而是掌握了简便易行的办法:怎样才能尽快找到一条新路呢,那就是插入众多的旧路的缝隙……

他亲手挖掘了自己的墓穴,在躺进去之前。石碑也是他花钱买的。碑文不是他刻的(他已用完了力气),却是他事先打好的草稿。他死了,不是今天。他死在了更早的时候。所有的后事都按计划料理着——没人愿意违背他的遗嘱。他一直期待着并且最终如愿以偿的,是自己的第二次死。虽然在此之前,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已提前想象了一次。一个有勇气为自己写墓志铭的人,当然无所畏惧。

博尔赫斯创作上的雄心,是他曾担任馆长的那家图书馆培养起来的:从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就渴望在尚显得很宽裕的书架上,能摆设几本自己将要写的书,而且最好是在比较醒目的位置。

为女人而决斗,这样的事也只有普希金能做出来。尤其这个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女人,甚至不是他的妻子冈察洛娃,而是缪斯——他必须表现出加倍的勇气。决斗时冈察洛娃不在现场,而缪斯并未缺席——她温情脉脉地注视着走向枪口的诗人。普布金之死,并不仅仅为了维护他妻子的贞操,同时也是在捍卫诗神的荣誉。他的情敌丹特士,是否有沙皇撑腰?这不重要。普希金的身后,却确实站立着流泪的缪斯。

拜伦就是一个例子:完美的灵魂,必须搭配残疾的身体——这样才显得公平。唉,一个天才,需要拄着拐杖,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幸好,这所谓的拐杖除了有形的体现之后,还有诸多无形的内涵,即拜伦本人对诗歌、女人、美酒、理想的器重与依赖。甚至他所塑造的堂璜这个人物,都算他精神上的另一副拐杖:堂璜做出了许多拜伦想做而不敢做或不好意思做的事。堂璜身上充满男人的缺点,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勇敢而不受拘束(这是拜伦有时都缺乏的)。拜伦表面上是个绅士,但骨子里,难免想淋漓尽致地做一回流氓……

朱湘也跳水了。他并不是想把屈原的灵魂打捞上岸,而是希望在水底能够跟屈原作伴。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心情。仅仅被打湿鞋子的诗人,对溺水者的秘密不要妄加猜测!但我仍然冒昧地认定:那是一位古老诗人第二次的自沉……

怕死的人,连做梦的时候,都要套着救生圈——以防身不由己地梦见遥远的海洋。他只能做一些上了保险的梦,只能写一些有节制的诗。

我在纸上随手写下这样几个字:“山中的雨”。几乎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我就回到一片并不存在的山区,并且抄袭了一场雨的灵感。我的衣服仍然是干的,可雨却淋湿了它自己。

从画布里长出了一张脸,一双手,一个人的上半身……画布已用完了力气。一次艰难的分娩:它想塑造完美!即使是蒙娜丽莎,也只是半身像。我熟悉她的微笑,却猜测不出她穿什么款式的鞋子。

一首诗诞生时应该带着鲜明的胎记:瘕疵或痣,其实比一具光亮可鉴的肉体更醒目、更有生命力。你写过没有胎记的诗吗?写过。但它很快就被忘记。就像一个没有特征的孩子走失在茫茫人海里,再也找不回来——谁都可以冒充他的父亲或母亲。

李白是“青春期写作”。杜甫是“中年写作”。陶渊明,是离退休老干部的写作,跟种花、

钓鱼、下棋没什么区别——但他自以为已提前活在来世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得意。

一层又一层地剥开自己,直到变得无限地小、无限地纯洁。诗人的心,容易受伤也容易受孕。

颠倒过来(与时间的秩序相反)翻阅发黄的日记本,仿佛以特殊的方式又活了一遍。向根的方向生长。不是在逐渐忘掉往事而是逐渐忘掉未来。

有一段时间,我打算忘掉诗歌。我确实这么做了,并且也做到了。我彻底地过起普通人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我的目的。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返回诗歌——带着一颗恢复了纯洁,仿佛不曾被语言、意象污染的大脑。这是危险的赌博,因为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我再也回不到当初出发的地方。上帝保佑,流放者总算归来了。我还是我,但一个诗人却以自我放逐为代价,艰难地赢得了他的新生。

真正的诗只可以感受而无法捕捉。我在纸上摁住的,永远是壁虎逃逸时放弃的一截尾巴。所有的误读,都在于你以为它就是全部。

风的腰围,比纱窗的网格还细,轻易地溜进来了。需要多少根这样的线,穿过针眼,在你夜不成寐的写字台上编织出一场狂飚,把扬帆的纸张吹得哗哗作响?灵感蜷缩在肉体的港湾里,你渴望借助风力,将其驱逐到更为开阔的水域。

寂寞的时候,他把诗歌当作口香糖来嚼(不是为了锻炼面部肌肉而是为了培育想像力),直到嚼出了牛肉干的味道。

我倒是想成为一尊塑像,并且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忍耐,却找不到一块可供我立住脚的大理石基座。一个时代结束了,所有空缺的位置,都已站满了捷足先登的人。

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我一边炒菜,一边斟酌着脑海里的诗句。真恨不得变成两个人啊:一个呆在厨房里,一个返回书房中,提起那杆实在放不下的笔……我既担心把菜炒糊了,又担心抽油烟机把蒸腾的灵感吸跑了。

诗歌永远是想象力的比赛(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现实)。我屏住呼吸,一次又一次地扩展自己的想象,如同对待一副布满弹簧的拉力器。这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较劲。

大师已经死了。他遗留在手工作坊里的那些半成品,在考虑着: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它们甚至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只专制的手而庆幸。

一个老人在圆明园里晨跑。面对更为古老的园林,他觉得自己怎么说也算是相对年轻的。他误入了别人的坟墓,找不到可以躺下的位置。于是索性加快了速度。“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坟墓。可以造得比宫殿还要华美——假如这个精雕细刻的时代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在里面。”

相信诗歌之后,开始怀疑其余的一切。你并不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但天生就是个诗人。长着一双永远打着问号的眼睛。蓝天倒映在里面,变成了大海。潮水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构成永远的咨询……

杜甫可以在别的时代再生(或找到新的替身),而李白只属于唐朝。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惟一的一个“超人”的形象。我们仰望着他飘飘欲仙的衣袂,正如他仰望着冰清玉洁的月亮。他一旦落在现实的掌心注定会融化的。

女革命家毛特岗拒绝了小资产阶级诗人叶芝的爱情,导致后者写出了一首《当你老了》。她的影子出现在流畅的诗句中,并且提前衰老了——为了竞现诗人的预言。

罗丹在雕塑思想者时,他本身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应该让这个沉默坐着的人更快乐一些,还是更痛苦一些?在思考的过程中他暂时失去了自己的手,因为这双手纯属下意识地在思想者的毛坯身上游动着。

我并不是复古主义者,可我在写作中总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时尚。时尚是速朽的。至少,它需要沉淀。它虽然开花了、结果了,但没有根;它需要在没有根的状态重新长出根。我知道,一旦向时尚投降,也将变成没有根须的人。

博尔赫斯说过:一部分作家把现实生活写成小说,因为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富有诗意;塞万提斯却认为现实和诗意相互矛盾,他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把一个平凡真实的世界同一个诗意的想像的世界加以对照。就此深入推理的话,我们便会发觉:堂吉诃德一开始就作为诗意的化身而出现,他的频频碰壁,不仅为了证明理想中的诗意多么不切实际,更为了抨击现实生活的庸俗、虚伪乃至狡黠,这块有毒的土壤根本不具备滋长诗意的条件。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稀里糊涂地上路了,是为了帮助更多带有类似情结的读者觉醒:现实永远是诗意的敌人!你只能选择一种结果:要么放弃诗意,要么逃避现实。

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潮流固然可贵,但也存在着弊端:近年来涌现的年轻诗人们大多属于感性的诗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且充满表现欲,却缺乏理性的提炼与升华,缺乏更高境界或宏观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搅拌出最好的水泥,却没有制造出足以将这些原始建筑材料支撑起来的钢筋;这导致他们的作品纵然血肉丰满,但因缺乏支柱性的骨架而形同毛坯,未能展现出完美的轮廓。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太年轻了,忙于生活体验,还没有尝到思想的甜头。他们避开抒情的云梯,却矫偏过枉地陷入叙述的沼泽。他们有待完成的是对视为财富的生活原材料的超越,而这绝对需要宁静的思考与沉淀。

传统的中国画很讲究留下空白(仿佛画中的静物也需要自由呼吸)。而他的画面总是那么满、那么挤。考虑到他一生清贫,也许他太节省买来的纸张了,却忽略了自己在浪费笔墨。

你的所有语言天赋都体现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梦呓比日常情况下的发言更富有逻辑性。那仿佛是另一个人,在对着你失去知觉的躯体夸夸其谈。而他的演讲几乎从来就不曾被听众打断。

读一位诗人的回忆录,发现他跟我的经历惊人的相似。莫非冥冥之中早就有安排:使他的回忆成为我的未来?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诗人都是无形的少数民族。为了使自己的血统保持纯粹,他一直都在拒绝跟世俗媾和。他宁愿绝种也不甘成为某种形式的混血儿。正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沃尔科特所说:“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是的,哪怕只剩下一位诗人,也足以构成一个民族。

博尔赫斯这样教导作家:“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神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一部分天才而言,他的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中年以后则越来越偏爱《奥德赛》,从主人公身上能发现自己的影子:或许,每个人的后半生都意味着返航,而返航常常比出发时还要惊险、还要孤独。你面对的不再是充满诱惑与无限的可能性的全世界,而是被惊涛骇浪重重阻挠的一个家。你怀抱梦想走得有多远,梦想破灭后返回的路就有多远。

他在自己的墓志铭里,仍坚持着对永生的渴望。

假如荷马是一个不存在的人,那么《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真正的作者是谁?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他或他们,是否会为丧失了自己的名字而遗憾?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历史的误会。他或他们,不仅创造了两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史诗,而且虚构了史诗的作者——为了更彻底地消失在作品背后?荷马本身,就是他或他们所塑造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开始撰写一部虚构的回忆录。记载的是自己各个年龄阶段的幻想。那些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充斥了他的回忆,以至他遗忘了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

莎士比亚使历史获得了重演的舞台,以及独特的观赏性。他也过了一把导演的瘾。他没觉得在自己的召唤下出现的是一幕戏剧——不,那就是血淋淋的历史本身。历史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莎士比亚,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变得完整。而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仅仅构成最粗糙的脚本。

李白:和影子跳舞的人,最后居然被影子绊倒了。他们虽然在共舞,其实还是迈着不同的舞步。

我翻阅过去的诗稿,如同抚摸着用来结绳纪事的一个个疙瘩——再长再直的人生,也需要不时地绕一段小小的弯路,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记忆打结的过程中,我偏离了现实,却离美更近了。我不承认这是一种暂时的迷失。

我只为我想象中的荷马史诗而激动。它不是荷马写的,而是我写的(是理想中的经典)。它比书店里摆放着的荷马史诗更完美,具有无限的内容。严格地说,它是任何人(包括荷马、包括我)无法逐字逐句写出的,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作者。一部混沌之书,却能以偶尔泄露的光线,照亮我的生活。

我往脑海里洒下一张鱼网,捕捉灵感。有时候,只能打捞到空白——但毕竟也算劳作之后的收获。铺开的方格稿纸,不动声色地经历了一次远航。

在剧终之后,舞台又一次感到寂寞。一首诗完成了,我奋笔疾书的手(像狂奔的野马),又变成一只很普通、很安静的手,甚至显得有点多余。它怀念那卸除了的使命。

如果有一千位大诗人,肯定就有一千种诗。因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他不会模仿别人,他写出的诗甚至都是别人无法模仿的。在某些方面,他不仅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一首好诗,应该是特定的诗人的影子。

柏拉图认为人性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这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诗人:偏重理性的,偏重激情的,偏重欲望的。甚至还造就了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

在一位伟大的诗人身后,肯定有着伟大的传统——哪怕这位诗人以叛逆者自居。假如没有传统,他恐怕连叛逆者也算不上。没有谁能写得出与过去的诗歌史完全无关的诗歌。

他是两个人的结合体:在梦中是堂吉诃德,醒来后又变成了桑丘。他身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既矛盾又和谐。他为自己的高尚而骄傲,同时又很容易地就原谅了自己的猥琐。他相信即使是塞万提斯本人也不过如此。在堂吉诃德被风车击倒的地方,抒情诗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再一次增加了对生活的不满。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东方的《诗经》或西方的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史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则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

狗用鼻子来嗅任何新鲜的事情:一块骨头,一截腐烂的草绳,甚至包括路遇的另一只狗……它的好奇心长在鼻子上。像探雷器一样,引导它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一生的路线。我写诗时,则用冰凉的笔尖去白纸上嗅——那些潜伏着的,但终将显现的字。当然,偶尔也嗅一嗅空白。

莫奈看到梵高的油画《蝴蝶花》,感叹良久:“一个人怎么会把它们描绘得这么美,他怎么会这么不幸呢!”有什么可奇怪的:培育这束蝴蝶花的土壤,不是画布与油彩,不是阳光与雨露,而是画家本人所承受的苦难。艺术品中的美,要么来自幻想,要么则是一次无法自控的渲泄。

在一本合拢的书里,有着太多的亡灵。一旦它被打开,亡灵们就会复活,并且重新迎来自己的白昼。这一切正如我们头顶的天空,周期性地被掀开或闭合。

写作在克制了生活中的焦虑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焦虑。这种因对超越的不懈追求而产生的焦虑,恰恰是无法医治的。写作中的所有成就感或挫败感,都是虚妄的或暂时的,都不是药物,而是病情本身。写作时间越长的人,中毒越深,也就愈加离不开对写作的依赖。到了最后,写作已不是企图表达什么,纯粹为了止渴、止痒、止痛!

大师一边前进,一边不断在身后设置着障碍物,以此拒绝那些模仿成性的尾随者。我们只能赞叹他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高难动作,却无法重复。

每一首诗诞生时都是毛坯。为了使之更接近完美,你不厌其烦地打磨它表面粗糙的部分。但你一定要牢记:有些毛坯确实仅仅是半成品,而有些成品,天生就是毛坯的模样——过度的雕琢,只能使它成为废品(肉体精美而灵魂残疾)。一位诗人,不仅要承担起接生婆的职责,

更要时刻警惕——自己无意识地成为刽子手。“越精致越好”,很明显属于谬误。真理应该

是:“越自然越好。”所以,我很少给自己的作品做“整容手术”。

在巴别塔的废墟里,出现了本民族的第一位外语翻译。如果没有那场混乱,也就没有将由他带来的秩序。

我手上确实拿着一架天文望远镜。可我并不想把它伸向星空,而是使劲地压低、再压低——直到它的镜头对准地狱……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

有诗为证:李白曾出现在杜甫的梦中。这是两位大诗人相互弥补的方式。我读李白,读到的是杜甫梦见过的李白。我读杜甫,读到的是梦见过李白的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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