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着爱。只有爱过与被爱过的人才是幸福的。可爱情并不像艾略特诗中所说的：“没有无情的严冬寒风能够冻僵，没有酷热的赤道太阳能够枯死，那是我们的、而且只是我们的玫瑰园中的玫瑰”。我就经历过一次被冻僵枯死的爱情——那就是我的初恋。它不是玫瑰园中的玫瑰，而是一支黑色的浪漫曲。
    1959年春，我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为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献上一份薄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首乐曲的主线是刻画祝英台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这是个几千年来纠缠着人类的不朽命题，但也同样紧系着作者的心。当时我和何占豪还是两个青年学生，写的虽是古代传说，却倾注了我们的滴滴欢欣与缕缕悲情。特别是在写到“惜别”和在咆哮的封建势力主题后出现的、令人肠断魂消的“楼台会”时，我们的心似乎亦被撕裂了!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与主人翁同命运……
    那年春天，我从照片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一天，我到同班同学W那儿去，在她琴房的角落里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端庄、秀丽，有一对澈亮的大眼。不知怎地，我似乎觉得与她“似曾相识”，而且，在她的眉宇之间，可以感到一种属于我们家里人的气韵。W告诉我，这是她的一位好朋友，是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员；还曾在我们学院进修过呢?
“怎么样?”W狡诘地笑道：“我牵线吧!”
    然后，一根红线就从上海牵到北京。我们同时发出了第一封信。随着书信传递频率的加快，心与心交流的流量也一天天增大了。四五月间，在创作最紧张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一个人在注视着我，一种爱的温馨在遥遥温暖着我，我写得很快。5月底，《梁祝》问世了!《梁祝》成功了!她在无线电中听到了广播，激动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看我。!我们在见面的一刹那就紧紧地拥抱了……
    可是，第二天——就在第二天，一切都陡然变异了!她在见了我回家，向姊姊、姊夫宣布了我们的爱之后，立即遭到劈头的反对：“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和一个右派的儿子好呢?”尽管她向家里人解释，我十四岁就参军了，是个单纯有为的青年学生，而且还抬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有成分，但不是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是，一切无济于事，这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之家矢志不愿为这出不“门当户对”的爱情首肯。我们默默相对，潸然泪下。这时我才懂得，我是没有爱的权利的。
她无望地离开了上海，我难过地随她到北京。白天，我住在W在北京的老家；晚上，就和她在北海公园偷偷相会——因为，她所在的部队文工团警告她说，如果她要和我相好，就把她发配到野山里的小山沟去。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在公园里狂奔，躲进了一个帐篷；两个冷瑟瑟的、颤抖着的躯体紧抱在一起，可是，我们的爱是那么纯洁，那么无邪；真像拜伦所说的“爱吧，但要爱得纯洁……要爱得不越轨”。这就是我们“50年代式”的恋爱!
     第二年暑假，也就是我在音乐学院毕业的1960年之夏，我又到北京去看她一一在折腾了一年之后，怀着最后的期望，去寻求最后的答案。我们依然到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北海公园。那是一个死黑的夜，远处的白塔凄然无奈地凝望着我们。我们相对无言——不是无言相对，而是语言在那时显得多么苍白和无能为力；因为，命运之神已判定我们必须诀别!大颗大颗的泪珠从那双大眼睛里流淌下来，她默默地掏出一包用手帕包好的石子送给我——石子在黑夜隐隐绰绰地闪灼着，像是在呜咽地吟唱一段“石子情”。就在这个时候，公园里的广播喇叭中遥遥传来一阵凄婉的音乐——天啊!它不是别的，正是《梁祝》，是“楼台会”……
    我作梦也没想到，《梁祝》竟成了我初恋的预言录和墓志铭……
    过了三个月，她结婚了。新婚后就来到上海，和丈夫一道出席了苏联指挥家阿诺索夫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半场结束的节目正好又是《梁祝》。我在掌声中被欢呼上台谢幕。我不知道她就在台下，而她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我；只是在事后告诉W，那天她非常非常难过……
    过了十七年，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又来到了北京——这个曾经令我心碎的地方。一下飞机，我就激动得不能自主。我多想见她，也找到了她。她已经有了女儿，也正在拉《梁祝》。她第一次告诉了女儿：“这就是你妈妈曾经爱过的陈叔叔……”在她女儿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她。可是，当年的她却已不复存在，她完完全全地变了，变成了我所陌生的另一个人。刹那间，我的心僵冷了，失落了；我的心底飘飘忽忽地浮起了魏尔仑的诗：“啊!悲伤，悲伤是我的灵魂，这是由于一个女人。我不能安慰我自己，虽然我的心已经离去。”
    在西方，人们称《梁祝》为《蝴蝶情侣》。蝴蝶，是《梁祝》的标志，也是爱情的象征。但是，据说在梁山伯坟上盘旋飞舞的并不是彩蝶，而是黑蝴蝶。我的初恋就像一对掠过夜空的黑蝴蝶，是一支黑色的浪漫曲。

原刊于1991年2月20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