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那时如何回家过年？

   “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的歌声，牵动多少人的思绪；回家过年便是游子与家人见面的黄金时间。

计划经济年代，在外工作的人们回家过年，总要带上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敬老爱小。这都是他们平常节省出来的，抑或开后门买到的一些吃的喝的，连口粮也要自带。

   1962年寒假，我从毕师回农村老家过年，学校退给我一个月的粮票，拿回家乡的达溪区粮管所去买粮，粮管所的人都认得我，但因我一次买30斤，他们就要我同时交出学校放假退粮票的证明。我本有学校证明的，但我以为他们都认识我，便以熟相欺说，你们都知道我是本区人，也知道我在毕师进修，暑假寒假是全国统一放的，买点口粮怎么还要证明？他们说都知道我的情况，但上级有规定：一次买10斤以上就要有发粮票单位的证明书，你还得拿学校的证明书方能买这么多，最终还是拿出证明才买到。

   至于其它如糖、油之类的副食品，职工也只能由户口所在地供应，农民是没有供应的。要吃到油肉之类的食物，就得从工作单位带回家。在外地工作的人，领着工资，回农村过年，不带点食物，心中实在过不去。然而，那时候，区、乡物资匮乏，城市也不富余，好在我已跳出“农门”捞了个非农户口，春节可比农民多得4两白糖、半斤豆棒、半斤白酒、半斤菜油、半条香烟和1斤猪肉等特殊供应，以显示出非农业人口的优越性。可这点特殊供应食物带回家乡，还不够全家人共进一顿晚餐，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家人对干部、职工回家过年的物质期望值很高，不在吃多少，而在于炫耀。我又难得回家一次，为不因物质太少而尴尬万端，回家之前我便要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钻头觅缝找食品。如找熟人“捅”点包谷供应指标去兑换几斤白酒呀，将不足1斤供应的白糖、菜油等买足1斤呀，将半条（3包“蓝雁”两包“朝阳桥”）香烟转换为一条“蓝雁”烟呀……这种曲线购物，每次大约要花十天半月的时间，其中用热脸去贴了一些人的冷屁股，还昧着良心去占了一些人的便宜，内心实在恼火，但有什么办法？全国都是这样！

   说来也可怜，到处托人情，钻空子，花精力，耗时间，陪笑脸走后门弄到的食品，自己一点不敢尝，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原封不动带回家，自己只觉一味苦：购买苦，保管苦，途中携带更是苦。那时机关无车辆，公共汽车极少，能够搭乘一辆货车已属身份不凡，拖拉机也要有点“小星宿”的人才搭得上，大多数职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徒步背包，长途跋涉回故乡。时逢数九严寒，天寒地冻，车辆停开，我多是步行回乡过大年。途中走得口干舌燥，也只能找口山泉水解渴，包袱中的酒是定要背回家去，待到大年三十夜吃团年饭时，用以贡菩萨、敬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共享。某年，我“人托人”的买到3瓶简装白酒（那时精装酒十分罕见）回家，想看妻子愁何在？肩挎酒包喜若狂。谁知“麻雀子欢喜打破蛋”，途中休息时，挎包未放稳，落到石坎下打破一瓶，有同路人不愿让那酒白白流掉，而又流酒难收，急中无计，便用嘴在包外接喝。那帆布包已年久失洗，滤出的酒又苦又脏，可那接饮人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醉，以此一饱口福。皆因“一失手丢一瓶酒”，让我迄今未能忘。

   在那商品匮乏之年代，人格比商品算什么！友人告诉我：某君从黑龙江畔，辗转万里，带着60多斤白糖、黄豆、白酒之类的年货去到天涯海角，一路艰辛难以言表，而今青年人一定会说他冒傻气。可当时他带回家中，惹得全村人眼红，他也成了家人炫耀的资本。中箐公社的余家益？副书记进城开会，走得人困马乏，实在想喝点酒悄除疲劳，但没有酒票怎么办？他走到南门小十字的烟酒门市，要了半斤酒，一口喝下后，开钱时，营业员问他要酒票，他说我们乡下人哪来的酒票？酒已下肚，退不回了，老营业员杨绪芬也只好收钱作罢。那种物质匮乏的年月，只以食物喜，不以人格悲。

   而今好了，大城小镇，农工商贸，平时商品琳琅满目，花色品种繁多，春节物资更加丰富多彩，任尔各购所需，且不需什么特殊供应，应声送货上门。如此市场经济之下回家过年，才能真正潇洒走一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