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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诗人穆旦:走向上帝——穆旦对艾略特宗教思想的接受(三)

(2007-01-28 02:24:20)
分类: 纪念伟大的现代派诗人穆旦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第四章 走向上帝
——穆旦对艾略特宗教思想的接受
 
作者:陈林

穆旦精神世界的四大支柱
以上通过作品的对比分析,指出了穆旦和艾略特宗教意识的异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的研究资料表明,穆旦从来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不曾耽溺于其他任何宗教的玄想。这与艾略特是很不相同的。

艾略特从小在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教氛围的家庭里长大,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挫折和精神上的困惑之后,终于转向了英国天主教,并于1927年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自此以后,艾略特把基督教信仰象盔甲一样罩在自己的身上,定期地祷告,做礼拜,并积极地创作宗教诗,为教会编写宗教剧本。这对于一个有着普鲁弗洛克式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来说,似乎是矛盾的。

研究者指出,艾略特崇尚的是“模式和秩序”,追求“绝对秩序的世界”和“绝对真理”,这种思想对他来说无处不在,无论在文学传统、仪式、政治神话和英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3)。艾略特宣称,“绝对真理”是以“信仰行为”为基础的,如果信仰消灭了,理性认识与知觉的架构也就倒塌了。他参加英国天主教运动,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一运动是传统的继续,是历史和仪式的延续,这是艾略特宗教信仰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他的入教如果不是出于生性爱好的话,至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同时,在艾略特看来,文明社会人类的最高目标是“把最深刻的怀疑主义与最深厚的信仰联结起来”,他从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了存在于一切人类事物中他所称之为空虚的东西——混乱、无意义、徒劳,而智能对这一切无法做出解释,只有依靠宽宏的信仰才能对之加以理解和忍受。换句话说,为了避免精神人格的分裂,他需要一个非人化的对象作为自己强烈情感的寄托。

艾略特曾解释说,基督教调和了他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否则这种存在就会显得空洞无物,令人恶心(1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艾略特早期作品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绝望,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不能老是对生活绝望!一直绝望到成熟的晚年……或早或晚不得不对生活和社会采取一种肯定的态度”(15)。而他的好朋友艾肯则认为,艾略特从大学时充满锐气和激情的写作逐渐退却到“遵从规范的安全境地”,是一种奇迹般的转变,但也是一种投降,是他所知道的“最令人悲伤的事情”(16)。

普鲁弗洛克式的怀疑主义也是穆旦的精神品质。这种怀疑主义促使他在诗中反复诘问:“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17)?也使他在生存方式上左右权衡,仿佛哈姆雷特的彷徨: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推己及人,怀疑主义还使得穆旦往往用悲观而清醒的眼光逼视现实人生的种种,使人生、爱情、狂热、战争、历史伟人和政治神话等等在他笔下显出尴尬的窘象。

追求(个人和社会的)绝对秩序与和谐同样是穆旦的理想。这集中体现在《神魔之争》(18)(1941)和《隐现》两首长诗中。

在《神魔之争》里,“神”是“一切和谐的顶点”,是自由、正义、责任和理性的化身,他捍卫着这些价值和秩序。但神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存在的依据,以“毁灭”为营养,带给他的子民“耻辱”和“灭亡”,而豢养的猫狗、鹦鹉和八哥却能得到“权力的恩宠”。因此一无所有、备受压抑创伤和关在“天庭的合谐”之外的“魔”要狂暴地反对神,破坏现实的秩序。这是穆旦对历史动力的一种看法,同时表现出诗人对真正完美和谐之境的执著和激越的追求。诗人借“东风”之口称“神魔之争”是“古老的愚蠢”和“世代的纷争”,并表达了和平、宁静与安详生活的愿望:“我愿站在年幼的风景前,/一个老人看着他的儿孙争闹,/憩息着,轻拂着枝叶微笑”(19)。
 
诗人在《隐现》中喊到: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20)
 

则从反面衬托出诗人对绝对秩序与和谐的渴望。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穆旦的追求终于将自己引向了万能的上帝: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揉合,
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21)。
 

不过如前面指出的,穆旦的宗教和基督教并不是一回事,尽管他的宗教诗有不少基督教的色彩。穆旦的“主”或“上帝”是自然神,而披着基督教的外衣。穆旦对上帝的呼求,类似于一般人在极度痛苦之中的抢天呼地。穆旦的宗教以感情为基础,这与艾略特理性的诉求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这种信仰的性质似乎也决定了穆旦不会在宗教的玄想中停留太久。更何况,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会迅速地风化他泥沙般的信仰基础。

《祈神二章》中的诗句已经表明,穆旦其实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至少他是认为上帝与我们苦难的众生是永远相隔离的,我们没有得到上帝拯救的希望。在《神魔之争》里,“东风”对挣扎于神魔残酷斗争夹缝中的“林妖”们(普通的人的象征)说:

“你所渴望的,
远不能来临。你只有死亡,
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22)。

在《时感四首》(1947)里,诗人绝望而愤激地写到: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23)。
 
因此,穆旦诗中的上帝不妨被看成是诗人应急的策略和文学的手段。从创作的现实上来看,穆旦除了四十年代写作了几篇向上帝祈祷的宗教诗之外,不再向上帝喃喃自语,即使在六七十年代身心极度的困厄之中,他也没有呼求万能的主。他“黑色的生命”很快就和上帝相互遗弃了。

如果事实真如艾略特所说,理性认识和知觉的架构以信仰为根基;如果我们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宗教意识,即将它看作是个体生命存在的理由和动力,是其行动的依据和准则,穆旦的宗教信仰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个性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诗歌艺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扭结在一起,构成了穆旦信仰的主体。个性主义、爱国主义和诗歌艺术是穆旦一以贯之的信仰,而共产主义则是取代他短暂的准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这四大支柱使得穆旦始终是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热切而执著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和改造者,并且这种批判和改造绝不寄希望于任何神仙上帝,而是依靠现实中人类自身的力量。穆旦的创作、行动乃至他悲剧的命运,都可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从中学时代到晚年,穆旦的创作中流贯着一个个性主义的主题,就是探讨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个体生命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追寻个人拯救的道路。这一点在穆旦很多作品里有非常明显的表现,笔者在此不一一举例。
 
对于生命价值的尊重,对于个性尊严的强调,这些声音在穆旦的诗里从来就不曾减弱过。他总是从这些角度出发,质询存在的合理性,揭露现实的残暴和荒诞。他创作的思路就是要从一个具体的“小我”写出整个时代(24)。他用了“非个性”的艺术手法,形象而深刻地展现了个人在大动乱年代里的孤独、绝望和挣扎,因此其作品足以构成一部个人心灵的史诗。可以说,穆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性主义者。在这一方面,艾略特的将个性与社会相调和相妥协的努力,对比穆旦是显得软弱和苍白的。

爱国主义是穆旦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25),这给他了一生至深的影响。中学时代的穆旦,关心国事,正视现实,他在三十年代写的诗歌,大多为忧民伤国之作,表达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大学时代的三千里步行,更使他亲历了祖国山河的破碎和民众广袤的苦难,加深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血肉感情。大学毕业后,他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赴缅甸远征军,与日寇展开残酷的厮杀。

五十年代初,他又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学术环境,想尽了办法挣脱美国政府的限制,携妻子毅然决然地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在一定程度上,爱国主义与个性主义是相冲突的,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为了达到一些具体的目标,往往要求个性作出让步甚至牺牲。穆旦在两者之间更倾向于爱国主义。

虽然他认识到中国是一片“危险的土地”(《活下去》),并曾喊着“我想要走,走出这曲折的地方”(《我想要走》),“然而却反抗:/一颗被绞痛的心当它知道脱逃,/它是买到了沉睡的敌情,/和这一片土地的曲折的伤痕”(26)。祖国的苦难使他不能轻易释怀,所以他走出去了,又急急地赶了回来,个性的追求无法阻拦他回归的步伐。

他想不到如此尊崇个性价值的自己,后来不幸象一只苍蝇,承受了“猛烈的拍击”(《苍蝇》)。尽管他受着非人的迫害,也始终没有对祖国的前途失去信心。爱国主义与个性主义,是“五四”传统的一体两面,它在穆旦那里得到了痛苦的结合与充分的延续。

诗歌艺术(创作和翻译)是穆旦生命存在的理由和他个性价值辉煌的体现。西南联合大学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年青的诗人们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以狂热和梦寐的眼睛阅读求知,迫切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又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写(27),这其中就有穆旦。

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使穆旦努力校准着自己创作的方向,舍弃浮华空虚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诗艺的追求命令他“非个性”,而他用这种艺术手法使个性得到充分和深刻的体现。坚持自己创作的方向,决不屈从于流俗和权势的压力,一方面是穆旦个性使然,同时也是他对于文学独立价值最高的尊重。对诗艺的追求,给穆旦带来了人格上的侮辱、政治上的构陷和灾难,另一方面又成为他情感的寄托和极度痛苦中巨大的安慰。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穆旦是一个艺术至上者。
 
共产主义是年青的穆旦热切向往的理想,这是他没有沉入宗教玄思的一个重要原因。年青的他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是苦难中国的弥赛亚,他在共产主义的信条里看到了拯救的现实力量。据穆旦夫人周与良教授回忆,穆旦在美国时,有机会接触了美国下层社会的人,许多都是黑人,他和他们交了朋友,常说别看美国社会表面上那么繁荣,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黑人,生活是很艰难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贫富不均,只有在新中国,工农大众才能翻身得到平等待遇(28)。

在联大和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穆旦特意苦学了俄语和俄国文学课程,原因就在于他想把俄国的文学精品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经验介绍给祖国。四十年代中期他在东北工作期间,几次与驻扎在那里的苏联盟军联欢(29)。五十年代初在回归祖国的问题上,穆旦总是和他的中国同学发生争论,以致有些同学误认为他是共产党(30)。

联系上文对《神魔之争》的分析,可以看到穆旦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一贯、真诚并且强烈的。共产主义是三四十年代风靡世界的思潮,许多知识分子都热切而真诚地相信它是当代世界的福音。艾略特也曾关注过共产主义思潮。在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末,他在《标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与文学有关的不多,却有很多文章涉及到对共产主义的严肃认真的分析。他在评论文章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取代基督教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因为它有一整套原则,并且对人类秩序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它还要求信仰者有一定的思想与道德原则(31)。

据王佐良回忆,《标准》对于联大时期的穆旦这些年青诗人们是有影响的。我以为,这其中就有艾略特对共产主义的分析给予穆旦的积极影响。

艾略特和奥登都是联大时期穆旦及其诗友所喜爱的诗人,但他们更喜欢奥登,不仅是因为奥登充满大学才子气和流畅好读的诗歌警句,还因为他是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左派(32)。
 
穆旦晚年曾谈到,奥登是他最喜爱的诗人,我想这恐怕不是单纯因为奥登的诗艺,而更多是因为精神气质和思想信仰(尽管奥登在四十年代也终于转向基督教,受洗成为基督徒)。穆旦的准基督教信仰是出于一时的情绪,因此短暂;而共产主义信仰则是他情感和理性的双重选择,所以持久。

穆旦和艾略特在信仰的具体内容、思想发展和归宿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们信仰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这就是在一个充满苦难和混乱的现实中,努力寻求个人和社会获得拯救的道路。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杰出人物所共有的优秀品质。艾略特的追求使他成为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而穆旦的探索也使自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

 
 
 
注释略

(未完待续)
 
 
纪念中国最伟大的
现代派诗人穆旦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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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新诗荒原上的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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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寻求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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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式的普鲁弗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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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走向上帝
)导言
)从个性体验出发寻求拯救
)穆旦精神世界的四大支柱
)反传统和全面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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