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年味

                                 文/芳菲

    我出生在井冈山下一个环境幽静的小村庄里。虽然离开故乡多年，可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人，都记忆犹新；故乡浓浓的年味，更象大年三十那一杯酽酽的红酒，总让人回味悠长，深深沉醉——

    记得村民在除夕前三四天，就开始准备年货。杀猪是头等大事。当然，并不是谁家都有猪过年的。没有杀猪的农户，要到杀猪的人家买肉或者赊肉过年。我母亲是养猪能手，每年都养着一两头两三百斤重的土猪等着过年宰杀。记得杀猪那天（一般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或二十九），家里非常热闹。母亲凌晨四点钟就起床烧水；过了不久，我就迷迷糊糊地听见大叔、二叔和屠夫等人悉悉索索进来了；约莫一刻钟的功夫，就有猪的嗷叫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彻底惊醒我的梦。

    我们村子小，只有十来户人家。村里有个传承已久的习惯，就是过年杀了猪的人家，要请村里人来吃肉。请客的规矩是，除了请帮忙杀猪做事的和年长的以外，每户人家还要各请一个，而且无论是平时关系好的，还是关系不好的，都要请。邻里之间的小矛盾，一般都是在年底这种浓浓的人情味和年味里化解的。

有人总以为乡下人小气，其实不尽然。记得我老家杀猪请村里人吃饭，装肉不是用盘子，而是用脸盆。一桌两盆，吃一顿，几乎要吃掉半头猪。那种大方与大气，是罕见的。母亲请屠夫帮忙，把大块的精肉割下来，剁碎，然后自己加盐，搅拌一下，放到大锅里用柴火一煮，再盛到干净的脸盆里，端上桌，就清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在寒冬腊月里，大家乐呵呵挤在一起，呼啦呼啦地吸吮着滚烫的肉汤，津津有味地吃着蓬松鲜美的精肉，一股幸福与惬意的暖流就会传遍全身。

    等大伙儿吃完后，母亲开始麻利地卖肉，秤杆的尾巴老是翘得高高的。有钱的，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钱的，就口头赊账——

    “大婶，给我来十斤。现在手头紧，钱年后给您。”村里小寡妇翠柳腼腆地说。

    “钱，不急不急。翠儿你要哪一块？自己挑……”母亲很爽快，刀工也不错。

    改革开放初期，村里人生活虽然比以前有了改善，但手头还是比较紧，每年赊账买肉的不少。可我从没有见过母亲用笔记下一笔账，也从没有发现谁吃了肉赖账的。最后，母亲把卖剩的肉，码成一份一份。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精肉多一点），就让我和小姑跑腿，送给亲戚朋友；其余的全撒上盐，腌制腊肉，一般可以一年吃到头。

    年前还有一件每家必做的大事，就是打年糕，作麻糍。汤圆、油果、兰花根等过年用来招待客人的农家小吃，都是用石磨磨制的糯米粉做的；而年糕与麻糍，却是用蒸熟的糯米饭“打”成的。

做年糕与麻糍的糯米饭，与蒸米酒的糯米饭差不多，比较干。可放进石盘里用木槌一捶打，就变得非常粘；而且越捶越粘，越捶越韧，越韧越好吃。可干这种拉锯式的体力活，只有身强体壮的男人才行。另外，捶打还需要很高的技巧，需要合作精神。一般是大家在石磨四周围成一圈，七八个木槌轮番起落，快了慢了都不行。打年糕，是全村小伙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是过年最好看的“表演”之一。

     小伙子将糯米饭“打”好后，老少娘们便把它们做成各种糕点，如年糕、麻糍、刨玉等。无论是油煎着吃，还是油炸着吃，还是放进有火籽的灰里烤熟吃，都清香可口，鲜美无比。

    大年除夕之夜，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也是过年最神秘的时候。等父亲和弟妹洗刷完毕，拿了压岁钱，母亲就把他们赶出厨房，神神秘秘地关住门，单单留下我和她两人。然后，母亲开始把茶油慢慢倒入大锅里，烧红，小心翼翼地煎炸豆腐和各种糯米小吃。而我的任务，就是一声不响地帮母亲烧火。这时候，村里鞭炮声一阵紧一阵，空气中到处飘着浓浓的爆竹硝味和各种油炸小吃的香味，可我不能出去和小伙伴一起拣爆竹，放烟花，也不能与母亲随便说话。

    记得我母亲煎炸出来的年糕、兰花根、麻糍等小吃，膨胀得非常好，非常大。看上去，都是金灿灿的；吃起来也特别松脆，而且不油腻。大伙都说，是全村做得最好的。可母亲却说，这不是她手艺好，而是我火烧得好。为了使我专心烧火，且不打瞌睡，记得母亲每煎炸完一样东西，还用瓢捞几个放在灶台一边凉着，让我先尝。这对一个孩子说，既是一种嘉奖，也是一种诱惑。所以我总是耐着寂寞，甚至极力撑开上下打架的眼皮，等母亲把所有的东西煎完才去睡。

    事后问母亲，油煎糕点时，为什么要把父亲与弟妹赶出厨房，为什么不能随便说话。母亲神秘地说：“一怕热油伤到他们，二怕他们乱说话，炸的东西‘吃’油多。”

春节最热闹的，当数拜年和打龙灯了。大年初一八点左右，全村人开始互相拜年。除了留一两个人（一般是家庭主妇与老人）在家招待客人，其他人一般都出去拜年。或几家结伴而行，或一家单独行动。拜年的规矩是，年少的先给年长的拜，晚辈先给长辈拜。进门的时候，大人要说“祝福高寿”“恭喜发财”“过了盛年”之类的话。而我们小孩，却故意拖长声调，嬉皮笑脸地说着讨吃的顺口溜：“贺喜拜年，麻糍向前；年糕喷香，吃完又装；兰花根难嚼，吃完还要。”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鞭炮放了一串又一串，盘里的小吃添了一回又一回，开水烧了一壶又一壶。通常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本村拜年才可以拜完。

    正月初二，是女婿给岳父、岳母，外孙给姥姥、外公、舅舅、舅母等拜年的日子。那天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准备最好吃的点心与饭菜。而我与弟妹则拿着鞭炮，站在村口，眼巴巴地望着远处，等待表叔、姑夫的到来，渴望能再得到几个压岁钱。

    打龙灯，是故乡过年的喜庆节目，也是最热闹的活动。

稍微大一点的村庄，每年都有结扎龙灯的习惯。我们村子小，我记忆中好像没有制作过龙灯。但邻村的龙灯，春节期间，每天晚上都会到村里各家各户来转悠一圈。掌灯的时候（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电灯），隐隐约约听见敲锣打鼓，我们孩子即便正在吃饭，也要跑出家门，拼命张望。只见一条条火蛇在黑暗的田野里蜿蜒游动，摇头摆尾，漂亮极了。龙灯到来时，村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我小时候胆大，经常在龙灯进门时燃放大爆竹迎接。记得有一次不小心，把一个在我家舞龙灯的小伙子，炸倒在地，吓出我一身冷汗。可大家只是手忙脚乱地把小伙子送到邻村赤脚医生那里，并没有责备我和我父母，母亲也只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此不再让我燃放大爆竹而已。

    老家拜年要拜到桃花开。打龙灯，则打到正月十五结束（十六，就把龙灯拿到河边烧毁）。正月十五是龙灯大聚会的日子，一般在乡里或县里举行。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家已迁入县城）的一个元宵节，全县每个乡都派了一只龙灯队伍，在县城集会。只见十多条形状各异的龙灯，从四面八方赶来，最后在县城湘赣大道上，依次表演。大道两旁，高楼上，大树上，站着数万名围观群众，还有上千个警察在维持秩序——那盛况是空前的，也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热闹的元宵灯会。

    一转眼，我离开乡下老家已经整整20年了。全家迁入县城后，因为油豆腐与各种小吃街上都有卖，母亲也不再作各种香脆的糯米小吃了；现在我住在市里，有了工作，有了自己的三口之家，可以说衣食无忧。过年前夕，老公给了我两千元的购物券，国光超市里，你要什么有什么。可是，我对“年”却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些厌倦。过年前购买的用来招待客人的各种风味小吃（包括老家的麻糍、杨梅、野生毛栗等），至今还基本没动；五年前母亲从老家带来的三千响鞭炮，家属区一直不让放，都回潮了，可我一直舍不得扔掉。

    今天天气很好，我又把鞭炮拿出来，放到阳光下晒了一次。那鲜红的颜色，浓浓的硝味，使我再次沉醉在故乡香醇的年味里，久久不愿走出……

                                               2009.2.2.初稿，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