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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黎明的通知”的使者

(2007-07-06 20:29:55)
 

              传递“黎明的通知”的使者

               ——关于抗战文艺的读书札记

                                 

 

    为了我的祈愿

    诗人啊,你起来吧

       ——艾青《黎明的通知》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那个年代,那么多的学者、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音乐家、画家,面对着气势汹汹的侵略者、面对着落入敌手的半壁江山,面对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苦难同胞,擦干屈辱的泪水,用笔、用声音、用色彩,向侵略者发出怒吼,在民众中奔走呼号,用生命,用热血,写下一行行诗歌,写出一篇篇檄文,写出一支又一纸歌,画出一幅又一幅画。不错,这诗,这文,这歌,这画,不算纯粹艺术,不够雅致漂亮,不讲中和冲淡,不合达官贵妇的口味。它是战斗的鼓点,它是照亮黑夜的火把,它谱写了一曲曲在生死存亡的面前,一个觉醒了的民族不屈不挠、坚毅顽强的慷慨悲歌。

    战争,使他们忘了自己是文人,他们说,诺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以,他们义无返顾地穿上军装,踏着硝烟走上战场,他们把最美的年华献给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战斗岁月,当他们扛着枪在拂晓时经过沉睡的村庄,脚踏在大地上,感到了母亲怀抱的温暖。诗情不由得从心中羞涩地流出。他们的歌充满着赤子般的柔情:

    我高歌,

    祖国呵,

    在埋着我的骨骼的黄土地上,

    也将有爱情的花儿生长。

            ——陈辉《为祖国而歌》

   

    诗人名叫陈辉,在他25岁那年牺牲。他和他的同志原本不是诗人,却用生命和热血儿浇灌出了诗的花朵。如今,人们仍然能够从各种诗集中找到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诗句,传诵他们的故事。

    战争,使他们还是意识到自己是文人,他们有责任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甚至不惜以文人的身份为国捐躯。这其中就有知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丘东平、散文家陆蠡、音乐家张曙和五四新文学先驱作家郁达夫,还有许多并不知名的新闻记者、文工团员。

    有一位诗人,在30年代他写过青春的梦,他的梦是一条雨巷,在这里希望逢到一位“丁香般的姑娘”。抗战打破了他的梦境,他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而被抓进侵略者的监狱。即便对瘦削斯文的诗人,敌人也下了毒手,用酷刑斩断了他柔软的手掌,可他依然深情地写道: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黑暗------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这大地和江山,值得诗人用生命和鲜血去挂念,去畅想。

    抗战,使文人把用惯了的笔、纸、号角和色彩,都变成了武器。他们的创作热情被时代感染着,他们的才华被广阔的社会生活激发着,他们走出了原来的小天地,走入火热的生活。把艺术、身家性命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从前这在他们,是求索无门的苦闷,今天,终于投身到历史的洪流,他们找到了生命的归属,怎能不用全部的激情和才华投身创作!他们教士兵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唱得士兵红着眼睛要打回老家去;他们在打谷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看得村民送自己的儿郎跟上了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在城市的街头慷慨激昂地讲演,发放传单,组织募捐,爱国的老百姓拿出了传家的首饰、珍宝和甚至乞讨来的几个铜板,支援在前线浴血杀敌的子弟兵。他们创造了新的艺术样式,像街头剧、广场剧、朗诵诗、大合唱,他们的声音和身影活跃在大街小巷、田间前线。他们向农民学习了信天游,大秧歌,把这些从不入流的民间文艺升华到了革命和翻身的新高度。他们被惊喜的民众簇拥着、赞赏着,他们的“粉丝”遍及全国。当他们腰里系着红绸子,踏着鼓点扭秧歌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激流中获得了新生。许多作品也因而告别了缠绵悱恻的阴柔,走向洪钟大吕、气势磅礴,如诞生于抗战的合唱《黄河大合唱》、蒋兆和的国画《流民图》、艾青的诗歌、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不仅流行于当时,更成为中国文艺的传世经典。

    轻轻地从我的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还有一群人,他们选择了坚守。怀着满腔悲愤,他们告别被侵略者炮弹炸毁的校舍、研究院、被霸占来做军事指挥部的教学楼,带着抢救出来的书籍、实验仪器,跋涉了数千里,来到大后方的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李庄,重新铺开简易的书桌,在一次又一次躲敌机空袭警报的间隙,又开始上课学习、研究讨论,他们要拯救的是民族的文化、科学、艺术,他们毫不怀疑,这讲台和书桌,同样是战斗的岗位。他们抱定的信念是:“只有知识是唯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致认为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黑格尔语,见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序》),他们的物质拮据到不能维持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校长的夫人要自制糕点、教授还要篆刻印章、到中学兼课来贴补家用,他们对此安之若素,无怨无悔地继续着“笳吹弦诵”。八年峥嵘岁月中,他们创造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堪称世界奇迹,培养的人才尽是后来共和国建设的栋梁!

    即便留在被侵略者占领的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放弃中国人的尊严和气节。年过7旬的老诗人、学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日本入侵后悲愤交加,竟绝食而亡;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以蓄须明志,程砚秋干脆去种地,也坚决不为日本人演出。伪政权在上海办的报纸,却由于没有中国记者来应聘,无法开展工作,只得不了了之;附逆的周作人先是被进步文化界呼吁警告,即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那时,屈原是文人心中不言而喻的楷模,文人随时准备效法屈原为国殉难。当有人问起流亡到重庆的女教授林徽音,一旦日本人打来怎么办的时候,纤弱的女教授一指门口,斩钉截铁地回答:“门前不是有条嘉陵江吗嘛!”有五千年文化滋养着,中国的文化人不缺钙。

    正像茅盾先生所言:“抗战使得‘人’在急剧地变化,抗战把中国民族社会的平素也还不大惹眼的好处和缺点都‘表’了出来。”不错,抗战使得中国人结束了一盘散沙和各自为事的状态,空前振奋和团结,人人都抱定了必胜的信念,人人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参加抗战,人人都对破坏抗战、叛国投敌的汉奸行径恨之入骨,这其中,文化和文化人功不可没。是他们用手中的艺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鼓舞民众,虽然文化不可能直接置敌人于死地,但其凝聚的民族精神力量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战的胜利,是民族的胜利,是民族精神的胜利,也是文化的胜利。文化在抗战期间所担当的,正是传递黎明信息的使者。他们像黑夜中翱翔欢唱的云雀,向苦难中的民族发出了黎明的预告:

    请他们准备欢迎,请所有人准备欢迎

    当雄鸡最后一次鸣叫的时候我就到来

 

    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艾青《黎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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