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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2020-08-19 12:20:24)
标签:

滇云人类学

访谈

人类学

杂谈

分类: 民俗与民间文化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何翠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1993—2017年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17年6月底退休。她的研究开始于云南的景颇人,之后扩展到对西南作为一个“界域”探讨的关怀。从联姻价值与表演性的理论出发,其景颇研究一直以跨境的缅北克钦与中国景颇的文化议题为焦点;而她对西南的探讨,不是只有当代国界所画出的西南,或是历史间接统治下边疆意义的西南,而是在中国与高地东南亚之间的界域上活动,继而发展出自己生存之道的西南。

黄淑莉,台湾清华大学硕士,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2015年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自1999年首次进入苗寨进行田野调查以来,其研究对象一直是“苗/ 苗族/ 苗人”(Miao/Hmong)。其理论关怀着重在探讨沟通技术的社会效应,探讨口语和文字两种不同的意义媒介与苗人结群方式的关系,以及沟通技术的改变如何推动苗人社会变迁。她的研究主题分成两大类:一是与苗人传统仪式语言有关的研究,二是与苗人改宗与社会变迁相关的研究。




集体与跨学科的西南研究


黄淑莉:您在人类学界推动西南研究,乃至西南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不遗余力,能不能谈一谈这些经历以及对您研究的影响?

何翠萍 : 这个问题正好衔接你上一题与下一题比较理论性的讨论,触及我研究生涯中很重要的集体层面以及对区域研究的探索。先从经历谈起吧!

1990 年我进入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现在。民族所是一个全世界都算很难得的研究机构,最重要的是它聚集了一批具有很明确国际人类学理论视野和关怀的人类学学者。研究人员有做台湾山地与平地的南岛语人群,台湾汉人或中国文化与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研究的传统。我加入民族所队伍之际,正值台湾解严、逐步开启两岸学术交流的时期,也是民族所人类学追求与国际人类学(不仅仅是关注汉人社会研究之国际学者)直接接轨的时代。当时还有多位社会学学者与心理学学者。1997 年在李亦园老师的支持下,我与他开始在台湾清华大学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共同教授“中国少数民族”的课程。从此我一直在台湾清华大学兼课,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西南与高地东南亚跨境人群”以及“界域人类学”课程,因此到现在总有硕士班或博士班做中国西南的研究生跟着我。民族所的研究环境与台湾清华大学的教职让我有机会在自己的研究之外,开展与国际及中国研究西南的人类学同行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学生合作探讨的可能性。1998—2001 年我在同事蒋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亚洲季风区高地与低地的社会与文化”主题计划中,主持了“交换、生命仪礼与人观:中国西南族群区域研究计划”;同时,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的魏捷兹也在同一个主题计划中主持了“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计划。

我们两个计划常一起在昆明或南宁开年度会议,蒋斌也尽量参加。最令人感激的是,这两个计划也帮助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展他们各自人类学田野的探勘;同时,也更大限度地让我们认识了更多西南研究的同行,并建立起与云南大学林超民和尹绍亭老师长远的合作关系。在我有机会与云南、广西及贵州的民族学学者一起做集体研究,同时开始带到西南做田野调查、撰写硕、博士论文的学生时,很自然地,不少主题都环绕在亲属、家屋民族志与仪式、礼俗的探讨上。这些经历让我不断扩展除了自己研究的景颇之外中国西南不同族群文化的了解。当然更可贵的是在学术道路上与同行培养的深厚友谊,及看到每位学生写出的硕、博士论文及文章。他们扎实的田野材料是我在思考区域性理论上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1988年9月在昆明当时的云南民族学院认识的景颇学生,他们现在都已经是景颇菁英了

另外,我认为任何人类学研究都不能没有历史的认知,而在我的人类学生涯中,最欢喜与历史学学者合作。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05—2008年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 Faure)老师一起主持的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历史人类学计划“土司的改宗——边境地区的地方神、土司世系与在地认同的维系”(Conversion of Chieftains—Territorial Gods, Chieftain Lineages and the Retention of Indigenous Identity in Border Areas)。这个计划不仅在研究上有很不错的成果,同时更可贵的应该是参与计划的个人,都与魏捷兹、科大卫及我三人有师生关系。正式展开计划之前,到计划结束后,每次开会又都各自有更多的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科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人类学系所与历史学系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与同事参与。这当然也帮助我对中国社会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理解。我们这一群同事、朋友与师生,人类学训练背景者本来就从各自不同的研究地方与族群的田野来,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更小心谨慎地检视区域以及可能牵涉到更大片区历史的蛛丝马迹;而历史学训练背景者也走进田野批判性地收集、检视在各种史料中提到和没提到的材料,翻转、重新诠释他们在文本数据上看到的信息。

我们的书《从土司到祖先:中国西南的帝国扩张与在地社会》最大的突破是超越国家史观,而对中国西南提出精密的历史过程探究。历史学学者提出更细致的、带有地方主体性观点的西南历史,人类学学者则提出西南本土文化如何扣连个别人群的文化传统、区域事件与国家政策而逐步形成的说法。

本来在中国国家或华夏文明史观的引导之下,研究这样一个中国边陲地区的历史就有太混杂的状况需要梳理。表面上看起来是汉文的文字,其实更多只是用来标音的符号,更遑论意义上的南辕北辙。表面上看来是亲身经历的纪实习俗、礼俗之记录或地方志书的章节,实际上却是虚实相间的作者自我书写以及作者在自我观照下所安插的文类内容。我不是历史学学者,无法重建过去任何时代的历史。但是通过全书各篇文章的材料与观点,我更进一步对从事西南书写者提出在方法论上一些性别研究的反思。包括如何更批判性地阅读宽广意义史料中的性别书写,以及经由现场观察或亲身经历所理解的性别行动细察其中可能隐含的一段幽晦难辨的性别政治史;打破以当前所见的民族与性别文化视野去理解过去西南人群性别文化之盲点。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2012年芒市目瑙节(申报万人舞蹈世界金氏纪录)端详二哥何勒侬目瑙纵歌的舞场董萨装扮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2012年芒市目瑙节——从1989年就相识的潞西西山邦角村的董萨祈对,如今已经是潞西县文化传承人了

我在此书最后一章《中国西南边陲的性别化社群》中提出一个理解本书讨论范围内的地区性别与历史关系的观点。我认为从本书诸多文章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学在田野当时所看到的性别意义,需要考虑在地性别文化与国家遭遇后的再性别化过程;而历史研究者则需要更留意在地可以看到的民族志细节,才可能理解文化如何在历史事件影响下的分解与再重组以及女性在西南历史上的角色。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也是由于与历史学家的合作经验,让我得以更深入地探讨影响当前中国景颇与缅北克钦之间如何各自发展却又彼此纠葛的马嘉理事件(1875),同时发现当时中英双方的谈判是如何以在台湾发生牡丹社事件(1874)的中日谈判为前车之鉴而展开的。西南与东南何其遥远,但在前现代中国与殖民主义的扩张下,竟如此接近。我用“从野人到景颇”以及“从野人到目瑙”为题写过一系列从文明与国家的立场,以及他者意象或自我意象的角度探讨中英马嘉理事件与中国景颇族形成的历史,在不同公开场合做演讲(见下文)。只是这篇从历史人类学角度撰写的景颇近代史仍是写作中的草稿,有待修改。


“界域”的建构


黄淑莉:在您的研究中,地区性或者是您后来称为“界域”的概念,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能否请您谈一谈您对“西南地区性”的思考呢?

何翠萍 : 谢谢你这个问题,我对“西南地区性”的确有些想法,虽然仍不是完全成熟,但我很乐意谈谈。

从人类学理论切入,我的景颇研究一直是以跨境的缅北克钦与中国景颇的文化议题为出发点;我研究的西南更不是只有当代国界所画出的西南,或是历史间接统治下边疆意义的西南,而是在中国与高地东南亚之间的界域上活动继而发展出自己生存之道的西南。

让我先谈谈为什么我不把人类学对borderland的研究翻译为边疆、边缘或是边区,而要另创新词“界域”。无论是边疆、边陲、边缘或是边区,都是出自其相对的中心某一帝国、政体、当代国家或世界体系等的说法。从某个历史节点开始,西南这个界域成为中国或是高地东南亚不同政权的边缘、边疆或边区,但也不断有反复。因此,若是在没有时间脉络的情况下径自使用边缘或边区的字眼是不适当的。另创“界域”这个词,事实上是为西南作为“文化区域”或你所说的“西南区域性”的理解留下一点空间。

雪莉·俄凌屯(Sherry Errington)在岛屿东南亚的地理区域内谈“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s)的概念。她认为文化区域是一种“观念上的空间”(conceptual space),不是一个地理或行政空间。她说:“文化区域与地理区域并不需要有一对一的对应。不同文化区域中的社群就像马赛克组合般,彼此参差穿插,且常有那些孤零在外的社群……”她从性别人观与家社会建构的角度探索岛屿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意义。我在《人与家屋》一文中也用了这个角度讨论西南区域。从上述对“家社会”与“宗族社会”的讨论中,我已说明这是一个不可轻忽的视角,它奠定了“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时的集体基础”。但我们同时需要正视当这个文化区域成为一个帝国或是国家地理、行政意义的边缘或边区时,必然会存在文化纠葛的问题。这是一个“界域”的问题。从上述雪莉·欧特纳(Sherry Ortner)对界域的讨论,我们明白界域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边疆、边陲或边地,更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充满了“跨越文化与政治空间的人与意象之间的流动与会遇”,“界域”的文化是“不断地接受挑战、反身性地建构”。事实上,人类学学者目前在西南所见的一切,都已经是充满纠葛的了。西南真正成为中国的边陲,大体来说,虽然较晚,但此前已经有很多移民、商人、流民、难民、屯兵、官员分别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一波波移入。甚至在不同时期用中文写下“多元混杂的历史文本”,包括“传说”“神话”或王明珂称为“攀附华夏文明”的“家族史”或“族谱”,这是西南边区的重要特性之一。我们需要能够正视并且好好梳理这些历史文本的暧昧性或混杂性。

谈到这里,我、魏捷兹和黄淑莉三人所写的一篇书评很值得一提,因为这篇文章讨论杰姆斯·司考特(James Scott)对“高地东南亚”新命名“佐米亚(Zomia)”,也贯穿我整个景颇与西南研究。司考特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边缘人群政体所产生效应的观点出发把地理上的东南亚高地重新命名为“佐米亚”(地域范围西起印度之北,东到越南北部,主要包括四川、广西在内的云贵高原以及当代的高地东南亚)。他认为这个佐米亚的历史从2000多年前开始(全书论点的时间下限为1945年),是由一群群无国家主义者以“不被治理的艺术”所经营的历史。在低地泰、缅等印度政体以及中国政体的邦国、帝国打造下,“佐米亚”的范围不断零散化。我们都认为全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颠覆国家史观的历史书写,我们认同Scott以国家效应来理解高地社会的重要贡献,并且认为这个“佐米亚”的新命名,不但对族群来源提出更有意思的说法,同时也有效摧毁了任何实质化族群之企图。从“界域”研究的立场,我们以为这个“佐米亚”的新命名应该是敦促我们不能忽略此区域高地作为“界域”的特性,不但无法从任一国家的立场来理解此区域人群,同时需要从界域中人群的立场,以及这些人与国家相互对话式的“镜像”关系角度来理解。但当司考特在强调高地社会人群是具有政治意识的历史行动者时,同时把高地缤纷相异的族群状态都解释为出自这些人群无国家政治立场的选择时,我们认为这个“佐米亚”的说法错把“界域”只当成现代国家的“边缘”,而把每个族群每个人都当成民主斗士来看待。司考特对于“佐米亚”高地人群是有意识地选择无国家政治立场的理论预设了独立个人主体的前提,忽视了“人类主体性在实践时的集体基础”。

虽然司考特点出“佐米亚”人群与国家的对话式关系,但他所界定的对话却总是以国家为出发点,使得我们对这个界域的理解总是“负面”地逃离国家的人或是难民。毫无疑问,“佐米亚”界域内有难民,也有逃离、躲避国家治理的人群,但其实还有很多的商人、移民和与这些商人打交道的当地人群。文章中,我们提出中国与高地东南亚之间这个界域的特性还包括他们相当依赖贵重商品之贸易而不是农业的政治经济特性,以及仰仗各式各样的积极婚姻法则(positive marriage rules)来推动的社会结群。

联姻交换是高地东南亚最重要、最普遍的结群形式,因此我们认为对此界域的讨论必须考虑联姻交换的价值与政治经济(尤其是贵重商品的贸易)的扣连关系面向,及其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1998年初在五叉路乡湾丹老家与家人合影

对西南的研究,我认为除了从上述最基本的家出发讨论人与家相互构成的关系,以及从联姻交换价值的角度讨论他们结群的社会性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深究理解西南地区性的角度。不少学者已经由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梅山道教或基督教等外来宗教文明在地化的角度来讨论西南。但是从界域人群的立场,我们还必须更着重讨论当地人群与外来权力,无论是宗教、文明或国家的权力之间对话式的镜像关系。

作为一个不同文明、国家环伺的界域,或许“灵”的世界可以看成人们如何创造、想象异己以建立自我的方式。它们可能是通过各自不同内涵的“祖先”“人魂”或神鬼,或是没有被正统化的各种管不住的神灵或鬼,来建立相对的自我。这些灵可能是在不同西南民族志材料中,从陌生他者世界(包括大自然)来的想象的、无可名状的,或是偶尔进出人的世界,或是常常要求祭献,但可以在口语仪式中讨价还价、商量妥协的“灵”,如景颇、彝与花腰傣的“灵”及“家神”、壮“末婆/末公”的“兵马”;或是已经没有办法妥协,只会越变越强大的“野鬼”(Mueggler对Lolopo人的讨论),附身在如苗的“鬼婆”或“仙娘”或侗的变婆身上凶恶的灵,引领历史上抗拒国家的千禧年运动,等等。这些“灵”充斥在众多西南神话与传说故事中,是创造历史的主角。倘若我们能够更细致地从性别与生死的角度考虑各地方“灵”的建构,有系统地看待地方人群如何通过灵异世界的创造来叙述自身与他者——不同势力、文明、宗教或国家——的会遇,并反身建构他们自己,可能会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地区界域特性的下一步。在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推动下,不少口语祭词都已经被详细地记录、翻译了。也正是开展此项研究的最好时机。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对话】何翠萍:从景颇研究到西南界域人类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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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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