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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2020-08-19 10:45:11)
标签:

滇云人类学

访谈

人类学

杂谈

分类: 民俗与民间文化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杨庭硕,贵州贵阳人,苗族,历史学硕士;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其后在贵州民族大学和吉首大学从事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和经济民族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为吉首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庭硕教授先后主编完成了《百苗图研究丛书》《历史人类学文献典籍研究丛书》《〈黔记〉研究系列丛书》等系列丛书,出版专著20余部,在各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耿中耀,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


曲折求学路


耿中耀:当前学界一致认定,生态民族学研究的“三巨头”是您、尹绍亭老师和崔延虎老师,你们确实为生态民族学的本土化立下了汗马功劳。您从事民族学的研究也已经历几十年了,我们这些后辈学生都很想知道,您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治学道路?

杨庭硕:我个人的治学经历十分曲折,着手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为时很晚。其实是经历了多次的波折后,才有幸在这一领域得到一个机会,坚持从事这项工作,直到今天。因此,要我讲我为何会选择生态民族学从事研究,其实并不完全是我选择的结果,而是机遇造就的产物。到了今天,即使稍有所得,恐怕都不能算在我个人的头上,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特别是社会背景的宽容。我之所以选中生态民族学作为努力的方向,有三个前提条件可能发挥过重大作用。

其一,在我此前的学习中涉及面较广,对民族学以外的旁及学科,都有一些肤浅的了解。这样的知识储备,对我以后从事生态民族学的研究,确实能够发挥较大的推动作用。

其二,我走上民族学这条道路后,在我的导师江应樑先生门下攻读民族学硕士时,生态问题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我到贵州民族学院任教后,社会的关注程度更其强烈。也就是说,社会的关注推动了我选择这样的研究内容。

其三,直到民族学教学研究恢复以来,我们国家的民族学研究还深受经典进化论的影响。这样的治学传统,对处理此前已有的民族文化问题,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而当时的教学和科研迫使我们,必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说明。这就使得我别无选择,希望在生态民族学的这一领域,尝试着进行一定的探讨。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结果将会如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实我在贵州民族学院任教期间,先后换了几个研究方向,经济民族学和历史民族学我都尝试过,但都放弃了,最终才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了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中。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走过的道路,不值得年轻人仿效,也不可能仿效。因为我的经历与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背景大不一样了,我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在年轻人会有广阔的新前景,只要努力,他们肯定能取得成功。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杨庭硕教授

耿中耀:您说您是走了很多弯路后,才最终选择了生态民族学这条道路。那不妨请您谈谈您在治学中经历过哪些挫折?您又如何处理这些挫折?

杨庭硕:与其他学人相比很不相同,我在治学经历中的最大障碍,不是外部环境,而是我自己。我自小就是残疾,视力极度低下,就算配上三千度的眼镜,双眼的矫正视力还不到0.02。其实,这早就达到了需要申请残疾补助的标准了。我从上小学开始,从来就没有看到过黑板上的任何一个字,从中学、大学再到研究生,入学体检表都是伪造的。因为在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条例规定,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可以上学。若不这样,也就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而且必然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工作机会。现在好了,关爱残疾人已经成了社会的风尚,现在的年轻人不需要像我这样,靠弄虚作假求学了。

至于我从事民族学的学习和研究,也在我的意料之外。我当年报考研究生时,民族学的研究还没有成为正式的专业。我仅仅是因为选择学习社会科学,而少受视力的限制,在这样无奈的选择下报考了历史学,并进入云南大学学习。但进校后我才发现,我的导师江应樑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民族学家,他也想招收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专业,而只能以历史学专业的名义招收学生。也就是说,我进校是以历史学招进来的,但学习的是民族学。不过,戏剧性的发展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造就了我的一生。进校后的学习内容,不仅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学科,我还越来越热爱民族学这个专业了。我在云南大学的三年时光,是我最满意的人生经历,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只是觉得这样的庆幸来得太晚。因为我的民族学基础太薄弱,很难把学习的课程全部学透彻。以至于,此后我更加努力地学习,希望以此补救此前丢失的时间和机会。

至于我如何走上了生态民族学的研究道路,一方面是来自我此前的学习基础,自小我就对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做过了相应的学习和努力。此后,都因为视力问题,而没有办法从事这些专业的正规学习。但此后才发现,这些基础学习,在我今后的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在贵州民族学院工作的时候,在带领同学们从事田野调查时,受到了太多的冲击和震动。生态问题,对人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迫使我不得不认真探讨民族文化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都显得比自己的教学和研究更重要。

当然,尹绍亭关于“刀耕火种”的研究,对我的刺激很大。“刀耕火种”我早已熟悉,而且亲自做过。但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要把这样的问题抬上桌面,展开学理的探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也有同感,因为在我的第一本专著《民族、文化与生境》中,就把这样的敏感问题写入其中,也由此而引发了很多责难和批判。但这样的责难和批判,其实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也不足以干扰我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探讨,最终却使得我真正走上了生态民族学的道路。一切都是在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发生的,我自己仅是顺应了我认定的理想,认定的我的可能,而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至于做得对不对、好不好,那任凭后人去评说吧。


与年轻人一起成长


耿中耀:您在贵州民院历史系、社会学系的工作,得到了老师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但您却毅然离开,到该校的民族研究所工作。当时这个民族研究所是一个空壳,除了您之外,另外只有两个人,但这两个人都不是搞民族学的。您去了以后,不出两年,却吸引了六七个年轻人,一道开始工作。据说,有好几部著作都是在这个研究所完成的。您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勇气,敢于另起炉灶呢?

杨庭硕:这说不上是勇气,我主要是考虑在研究所能少受一些干扰,能专心从事民族学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其间,曲折和艰难确实不少,但同时也觉得有几分成就感。《相际经营原理》和《人群代码的历时过程》,这两部专著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此外,还指导其他几个年轻人完成了四五部专著。在这一过程中,正如你所说,几乎是从头做起。《相际经营原理》一书,进行的是经济民族学的探讨。此前,我对经济学很陌生,为此,我不得不让年轻人帮我读书,帮我查资料。我也得从入门开始,从头学习经济学。作为一种合作性的交换,我也得陪年轻人读书,从头学语言学、社会调查法,学习植物分类学、动物分类学,甚至给他们开设我较为熟悉的人文地理学课程。当时下乡调查时,我们都要背好几门学科的入门教材到调查点,一面从事调查,一面学习自己不懂的知识。结果,我和这些年轻人都各有所得,大家都心满意足。有关这样的经历,在《相际经营原理》的后记中,我曾有过提及,目的是要感谢年轻人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时期,我认为最为满意的工作是对《百苗图》的研究。当时,图书馆收藏的百苗图抄临本非常有限,而私人藏品却极为丰富。要获得这些珍贵的藏品,我和那些年轻人其实得替别人打工,帮别人写报告、查资料,甚至做其他琐屑的事情。其实我们是做了很多与研究工作无关的事,但都得到了别人的理解和支持,最终也获得了我至今还认为是非常难得的一件百苗图珍稀藏本,这也是我们的幸运。刘雍、曾宪阳、吴仕忠、李黔滨、纪可梅,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和合作者。这些难得的珍稀藏本,后来都汇编到《百苗图抄本汇编》一书中。这些事情,不需要我重述,年轻人查一查就知道了。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百苗图抄本汇编》

耿中耀:有关您在贵州民院的这段生活,趣闻逸事甚多,贵州民族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总是不断地提起。有人说你们工作晚了,要翻铁栏杆进入图书馆才能睡觉,而您视力这么差,这不是玩命吗?您会不会感到后怕?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您在民院已经三度被评为学科带头人,民院的领导和同事都很看重您,您干吗要到吉首大学来?而且,到了吉首大学还得从头做起,您当时怎么会有勇气下这样的决心?

杨庭硕:传闻就做传闻看待吧!铁栏杆倒是确实翻了几次,看门的工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在征得馆长的同意下,无论我们工作再晚,都给我们开门,这确实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但结果是,我们反倒不好意思来晚了,人还是可以被感化的!

至于到了吉首大学来任职,则是另一回事。那是因为吉首大学太有“权谋”,把我身边最得力的几个年轻人,都聘请到吉首大学来工作。罗康隆、刘峰、潘盛之、杨兰这些年轻人,和我在贵州民院相处了整整8年,这段忘年之交既支持了我,又成就了他们。他们一走,我手里正在做的工作都做不下来了,要重新培养一批年轻人,谈何容易?当时我已经快退休了,我没有勇气再在民院培养像刘峰、潘盛之这样的人了。于是我就被我的年轻朋友“绑架”了,决心到吉首大学来,在此从头做起。其实,我来吉首大学要做的事,和我在贵州民院要做的事,都是一个性质。同一种做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反倒是局外人感到奇特。


生态民族学的要义


耿中耀:生态民族学是一个极其宽阔的研究领域,其间的理论与实践千姿百态。就您而言,您认为要兑现您认定的“担当”,时下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您又怎样去落实这样的紧迫?

杨庭硕:要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确实需要做大量的具体工作。这肯定是个人,或者一个小团队,都无法完成的艰巨使命,还需要更多的同人,协调一致地去完成才行。针对人类自身所必须承担的担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先行澄清,那就是人类要认识自我,就必须精准认识历史,精准认识不同类型的生态,精准认识不同的民族文化。眼下,我需要从事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三个方面的认识具体化,从一点一滴做起,用事实证明人类可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耿中耀:民族学研究的传统,都习惯于凭借共时态的资料展开分析研究。您却强调要精准认识历史,这是否与民族学的传统有较大的距离,拉开这样的距离,您觉得必要吗?

杨庭硕:不错,民族学建构之初,西方学者确实是主要凭借共时态的田野调查资料,去展开分析和下结论。但这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无可奈何的客观背景所使然。当时的西方民族学家,去到陌生的地方,接触陌生的民族。这些研究对象,很难说得上有历史文献的积淀,即使有,单靠民族学家个人,去完全认识他所陌生的历史,事实上也办不到。不过,到了今天,这样的传统本身也成了历史。随着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的兴起,很多出生非西方的民族学家,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认真地探讨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他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本身是一个历史积淀极为厚重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比那些外国学者要强得多,要幸运得多,不用好这样的积淀,反倒是我们的错误。我们不是要将民族学本土化吗?从民族学的视角认识我们的历史,就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环节。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杨庭硕在田野调查中

具体到生态民族学而言,精准认识历史还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认识人类与所处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绝对不能单凭共时态的资料说话。因为人与生态系统两者,在互动制衡过程中,双方都会发生变迁,而且变迁的速度、规模和内容,又会各不相同。由于文化和生态的协同进化,要经历漫长历史岁月的积累,才足以引起世人的关注,也才能够在文献中留下可凭的记载。因此,无论你的田野调查做到多么精准,都无法把握其具体的过程。没有历史学,包括考古学为你做出精准的时空定位,那么,生态演替的过程,你就永远说不清楚;文化变迁的轨迹,也说不清楚。因此,在生态民族学的研究中,引入历史学、考古学的内容,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本身就应该如此。此前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是历史条件不成熟而已,现在要这么做,是因为今天很有幸可以做到这一点。

举例说,主粮结构就是一个关乎生态安全的大事。在地球上,陆上的高等植物多达几十万种,能够供人类做粮食食用的植物,少说也有上万种。但当下,全球主粮只剩下小麦、玉米和稻米3种。就凭借这3种作物,要养活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将意味着,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在不该种,也不适宜种这几种作物的地方,迫不得已地种植这几种粮食作物。由此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不说,关键是还会在无意中积淀成难以治理的生态灾变。不过,当下的这个生态问题,并不是现代才冒出来的,而恰好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原因仅在于,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如果要缴纳实物税收,只有这几种作物最容易运输、最容易保管、最容易分享,而且是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这几种作物的种植才得以扩张到全世界,并留下了预想不到的生态隐患。而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加工技术的提升,以及人类对多样化食品的个性化需求,延续当下这种不合理的主粮结构,对生态安全而言,显然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这样做只会发挥副作用。但历史积淀下来的习惯,却难以改变,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想要改变的恰好就是这一点。

我国农业部及时地提出了“推动马铃薯主粮化”的决策。这太好了!但是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并行种植更多物种的粮食作物。因为多一种粮食作物,就可以拖动一个长长的食物链,可以支持众多物种的繁衍,以及与此相关的食物链。如此一来,既可以坐收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功效,当然还具有化解众多生态灾变的积极作用。时下,我正在从事的工作,就与此直接关联。我们需要通过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和创新利用,使人们能够突破历史造成的习惯性偏颇,接受全新的生活方式和粮食消费方式,并尽可能将这样的努力与生态建设实现无缝对接。

耿中耀:诚如您刚才所言,时下人们所面对的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自身有关,而不是纯粹的生态问题,或者自然问题。这样一来,作为生态民族学的研究,还有什么问题值得研究呢?人类改变自己的错误,人们自己当然可以做到。但改变以后,生态问题就会改善吗?我们也知道,生态系统有它自己的存在规律,人类社会也有自己的理性。这两者可以相互关联吗?

杨庭硕:人类有他自己的社会运行规律,人类与生态系统打交道,始终是借助自己的文化运行,去认识生态系统,发现其利用价值,甚至对生态系统实施力所能及的加工和改造。地球生命体系极其复杂,不同地区、不同的海拔高度、不同的地质结构,所能支撑起来的生态系统,会表现得千姿百态,极其复杂多样。以至于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到了今天,都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把地球生命体系认识透彻,再来建构自己的生存方式。而是反过来,仅是凭借有限的认知,就把这样的认知成果,加以无限扩张,去对待不同性质的生态类型。这就会在无意中犯下不该犯的错误,采用错误的资源利用办法和管理办法,去对待本身不同性质的生态系统,长期积淀后,肯定会酿成当事人都不愿看到的生态灾变。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区分不同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结构缺环、客观存在的自然风险,不了解不同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我们就很难正确评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生态问题上的得与失。而这一点是生态学家不甚关注的问题,也是很难涉足的问题。因为生态学家并不长于与历史打交道,与文化打交道。生态民族学,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而建构,其工作的目标是要对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通过历史和当代的资料积累,以便从中归纳出最佳的利用办法和管理办法,以此避免千篇一律的利用模式和管理模式。利用模式的多样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化,一旦做到了精准的对位,人类社会的存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举例说,在地中海沿岸种小麦,或者在巴西的热带雨林中种小麦,生态后果的差别到底有多大,人类有没有能力化解其副作用。并以此框定在什么样的生态系统中,只能运行什么样的资源利用方式。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误用生态系统所引发的生态负效应,也就可以化解了。

耿中耀:您在生态民族学这个领域,已经持续工作了二十几年,很多人都很推崇您的学养,您自我感觉有什么治学的经验值得分享?或者对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杨庭硕:这样的提问我倒有点担当不起了。谈经验,谈期望,可能都嫌为时太早。生态民族学能不能走下去,能不能发扬光大?以个人能力无力回天,它需要的是一个庞大团队的通力协作,共同进步。个人的经验和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朋友和同行之间的相互夸奖,这是学术界常有的事情,你们不必当真。但真正要做出事来,而且要做好事,需要一个人群达成共识。要把你个人的意见和想法,转化为对此项科学研究的驱动力,意见本身还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人理解、接纳、消化、吸收和创新。就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必谈什么经验和期望。因为我的想法、我的经验,在我发表的论著中都有所提及。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谁有兴趣,谁去点读就可以了,不需要我来说。觉得不对,可以批判,可以讨论,只有经过批判和讨论,意见和观点才能转为科学研究的驱动力,这才是新时代的新气象。要我自己来说意见和期待,其实是要我在无意中将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别人之上,我可不能干这样的傻事呀!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对话】杨庭硕:矢志如一,百折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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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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