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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2020-08-12 13:52:14)
标签:

滇云人类学

人类学

访谈

分类: 民俗与民间文化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张开宁,昆明医科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专业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流行病学。现任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1998—2006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生殖健康特别项目专家组成员。原卫生部改善生育健康服务项目专家。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中西部生殖健康优质服务项目专家组组长。退休后继续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和顾问,并任中山大学人类健康与发展中心副主任及客座教授、昆明医科大学老教授协会副主席

李福仙,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启蒙 :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活


李福仙 :张老师,您好,我们在研究会听说您在医学人类学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但据了解,您之前一直带领着团队在做生殖健康等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您是什么时候与民族学、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结缘,并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呢?

张开宁 :1969—1971年的下乡经历,使我对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有了初步认识。和傣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了和傣族群众朝夕相处、共同生活,这应该算是一次真正“跨文化”的人生阅历。这段经历可以说是对我多元文化认知的启蒙,它对我的整个学术生涯影响深远。1968年底,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年轻学生都被卷入上山下乡的历史潮流中,我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其中一员。

1969年2月9日,不满20岁的我和一大批知青同学一同坐上了开往云南省盈江县的解放牌货车。当时整个云南的交通条件很不好,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和颠簸,我们才到达盈江县旧城镇。然而,旧城镇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位于半山区的傣族小寨子,叫作“杏丁寨”。后来才知道,这个寨子名傣语意思是“在石头上跳的寨子”,从字面上就可看出这是个石头很多的闭塞小村寨。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它上面的行政村名叫芒胆,是一个“三不通”(不通电、不通水、不通公路)的行政村,而我落脚的“杏丁”更是一个闭塞小寨子。到达盈江县后,我们这些从小在省城长大的年轻学生,在盈江县中学的教室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傣家乡亲父老把我们接到了寨子里。一路都是靠两腿步行,坐竹筏过了大盈江,再往山坡走上几公里,才到杏丁寨。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认定自己一辈子都会在这里扎根了。大家就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生活中,我也很快学会了犁田、耙田等农活。我们一批知青都被分到了一个个傣族老乡家。我一个人被分到一位孤寡老人万大爷家,寨子里的人都称他为“隆”,就是大爷的意思。他孤身一人,没有儿女,寨子里有一家是他的亲戚,当家人名为“老孔”,是万老人的侄儿子。“隆”对我非常好。到他家的第一天,老人家便用竹片给我搭了一张简易床。从此,我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和他朝夕相处。他只会讲一点点汉语,平常都讲傣话。于是,我便从零基础开始学习另一种文化,从傣语中最简单的“你”“我”“他”“吃饭”“喝水”开始。没有任何语法讲解,也没有任何教科书翻阅,完全是一对一“教学”。不懂的地方,万大爷就很耐心,一遍一遍地教我。在半山坡上放牛时,偶尔看到坡脚下有人路过,自己就会飞奔下去,用刚学的傣语打招呼:“某金豪艾?(你吃饭了没有?)”如果对方听懂了,回应了,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回到半山坡上。三个月后,我基本上就能用傣语和当地群众流利地交流了。在傣族寨子的这段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做农活,包括犁田、耙田等。每天早上出工前,我都会帮万大爷挑水、种菜,帮着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想往事,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家里的火塘。火塘一年四季都不熄灭,出工前会用热灰把它盖起来,收工回来后,又把它扒开,放一些竹片或柴火,吹一下,火就生了起来。接着就在火塘上烧水,煮茶喝。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云南畹町镇照相馆留影。难忘的知青岁月,走了几十公里路,为的是留下这么一张照片,用不着任何修饰,这就是当年的我

对于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启蒙。通过这些经历,我了解到和自己过去全然不同的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傣族文化。在体验中,对这种文化从生疏到熟悉,最后变为热爱。同时,我也学到了对他者文化应有的敬畏和尊重。这种观念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生涯。后来,我陆续在几十个国家工作过。对待不同的语言、族群、文化,我都能以一颗好奇、包容、接纳和关切的心,与当地人自然而融洽地相处,并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这与当年的文化启蒙和洗礼应当是分不开的。下乡的这三年,我没学过任何理论,但是,傣族乡亲让我明白了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例如,在对“森林”“昆虫”等的表达上,傣语的词汇量远比汉语丰富得多。你要形容一片树林非常茂密时,用傣语就讲“拥飘”。很多事物用傣语表达出来特别顺,翻译成汉语就非常别扭。比如犁田、耙田的时候吆喝牛的傣语,翻译成汉语就是丑话,“很脏”,而在傣话犁田、耙田的语境里面却非常正常,这种只有我们那一批的知青才能体会、理解。刚下乡时,我们的审美观念还是城里人的那一套,以白为美。在傣族寨子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完全认同了傣族人的审美,觉得近乎黑色的肤色才是最健康、最好看的。城里的干部来寨子里歇脚,晚上洗脚时,我们就会用傣语说:“呀,他们汉人的腿怎么那么白 !”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傣族人和寨子的一分子。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云南玉龙县九河村,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设计健康扶贫CCT项目过程中,聆听白族大妈的肺腑之言


起航 :逐渐走上学术道路


张开宁 :在农村做了几年知青以后,意想不到的回城机会突然到来。1971年底,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到盈江县招工,由于我下乡后就从来没有停过一天农活,也没有请假回昆明探过亲,所以傣族贫下中农就把我推荐到回昆明的第一批队伍中,而我后来就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当上了工人。日月如梭,1977年,恢复高考又给我们这一代知青带来了来之不易的机会。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喜极而泣,我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年龄相差整整13岁的工人都在一起复习功课。而且,很多青年工人都想了各种办法购买到了很多复习资料,其中最好的就是上海和北京出版的高考备考书籍。我的教科书在下乡前就全都丢掉了,因为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读大学的一天。我是高中二年级的老知青,离开教室12年了,数理化核心知识居然还历历在目。身边的小知青和青年工人都会时常来问我一些问题,我的高考备考完全是在回答问题中完成的。大家都称赞我“没有做不出来的数理化题目”。当时,名声不胫而走,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找我问各种数理化难题。我也就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完成了复习,并参加了高考。我被录取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理统计专业。记得当时就读我们这个专业的还有若干省的高考状元。例如,黑龙江高考状元,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老知青。我中断学习10多年之后,刚进入大学,攻读数学感觉还是有吃力的地方。相比数理统计等要全力以赴、用心学习,我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就相对轻松得多,成绩特别优异。1982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到昆明医学院教医学统计学。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最理想的是既需要有数理统计坚实的基础,同时还应当对医学有系统学习。我便一边教书,一边自学医学常识。1986年,我选择继续深造,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师从史秉璋教授攻读医学统计学硕士。史老师是上海市政协委员,学养深厚,平易近人。他在做人和做研究方面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该说,我的本科教育为自己的数理统计和概率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昆明医学院工作几年,我轻轻松松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实践证明,在医学统计学科研方面,我不需要和任何人合作,凭着自己数理统计的基础,在医学统计学的领域内一个人单兵作战,做“个体户”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受史秉璋教授的影响,我对医学领域有了更多的兴趣。当时,我学有余力,就从解剖、生理、生化、病理生理等方面系统学习了医学知识。同时,我还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听更多的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的课程。这些又为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发展埋下了伏笔。


留学 :再次体验跨文化的震撼


李福仙 :我们常常听到您用流利的英语和国外学者交流,知道您曾留过学,那老师留学攻读的领域是什么呢?

张开宁 :1991—1993年,我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和利兹大学留学,最先是做访问学者。后来导师看到我短时间内就在英国发表了论文,破例给了我奖学金,让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的是社区医学(community medicine)。在英国这三年我又完全进入另一个崭新的“他者世界”,语言、文化、生活各方面都与中国大相径庭。这也是一种跨越很大的生活体验。我的英文主要不是按照英语教科书来学,而是在生活中不断地观察、练习和使用。我对英文口语的时间投入较少,但交流上没问题,自认为这也得益于我的知青生涯。同时,它也让我再次体验了一种跨文化的学习。对我而言,在英国留学的这几年是第二次感受他者文化。出国前,中国还没有高速路。到了英国第一天,发现从伦敦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London)到伦敦市区的整条马路上都没人,就只看到有车在高速行驶,令我特别惊讶。看,这根本就是不同的文化啊!但是我在这次文化不同、生活不同、什么都是陌生的环境中很快就适应了。刚到英国,很多老留学生都告诉我们这批新生,现在你们是彻底换了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肯定需要有很长的适应阶段,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休克症状”(culture shock)。但是,我很自豪地说我没有。回头想想,这应该是得益于我的知青生涯。去傣族农村的那段经历教育了我,它让我知道,一个完全不同国度里的人们是怎么看世界、怎么思维、怎么说话的,你都必须谦逊地学习,用他者的眼光看世界。在英国,我再次体验到了跨文化的震撼和美。

在剑桥留学的日子里,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是每天清晨直至夜晚的活动。校园当然是我活动最多的地方。大学根本没有围墙。剑桥大学古老的教堂、图书室、学生阅览室等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在剑桥,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就是系主任,因为说不准在同一个系的教授里,就有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此外,校园内还有很多历史遗迹和传说故事,比如据说引发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等。刚从国内出去,我对剑桥大学各学院图书馆的数量和藏书量惊叹不已。图书馆的电子化管理也让我大开眼界。周末,我的最爱就是离开中国留学生群体,独自一人走路或去坐公交车,在嘈杂的露天农贸市场听各种身份的人对话,观察各种人在买什么、怎么买,就如同观看一幕幕活生生的电视剧。坐公交车虽然花去了一点英镑,但是作为一个外来人,你可以静静地坐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观察英国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通过这样的零距离观察和体验,不经意地就和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做了个对比。你可以注意到英国的公交车没有专门的售票员在售票,而往往是上车后自己在司机那里买票。而且,英国公交车都有严格的时间流程,在每一个公交站都有一个时间表,一般公交车都会准时到达,和我当时所熟悉的昆明、上海、北京的公交车截然不同。每天我几乎都沉浸在体验不同文化的兴奋之中,可以零距离地和英国的男女老少进行对话,静静地体验一种英国式的生活。比如在公交车没来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在安静地看书,耐心地等待。等到公交车来临,大家会按照到车站的先后顺序,很自觉地排成列,有序而安静地上车。对于我这个外来的留学生,大家显然能够看出我的外国人身份,但是没有任何人盯着我看,唯恐引起我的难堪。通常,在英国式的人际关系中你很容易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距离,大家并不很热情,也不相互打招呼。可是,当我试着故意问问路或是询问公交车的路线时,很快就体会到别人对你真心实意的帮助。英国人平时表面看起来比较冷淡,不主动与陌生人交往,但只要你能够开个头,打开话匣子,完全可以与其非常坦诚和友好地进行交谈。我对英国文化的理解,也就在这种“练习”以及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步步入门、一点点深化。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剑桥大学校园,意想不到的学习机遇,使我踏入一个最有魅力的新领域——健康社会科学



健康社会科学 :值得追求的远大目标


李福仙 :请问老师在您的留学经历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开宁:在剑桥,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健康社会科学(health social science),并从中得到了重要启发。当时,健康社会科学在全球也还是一个较新的学科群,其英文为health social sciences, 其中的social sciences是西方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humanity或者humanity sciences。事实上,健康社会科学非常强调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与医学科学的结合。social sciences被我国学者译为健康社会科学,它的实质却是“健康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翻译的约定俗成,以及表述上的简洁,我国学术界也就只有“健康社会科学”这个名称了。总之,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应用于人类健康的研究,社会科学与医学等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一个崭新的学科群——“健康社会科学”(health social sciences) 迅速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尝试方兴未艾、备受重视,国际学术界先后建立了国际性的网络“健康社会科学国际论坛”(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IFSSH),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组织“健康社会科学国际论坛亚太网络”(the Asia Pacific Net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APNET)。IFSSH和APNET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或亚太地区的学术会议,出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杂志《医学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and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健康社会科学虽然是自己在剑桥大学偶然知道的学科领域,但是由于知青的经历使我对他者文化有着深刻的印象和敬畏,所以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和冲动,愿意做在医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跨界研究的沟通者和组织者。同时,我也愿意做一位实践者,并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从剑桥回到昆明医学院,我组织团队在和哈佛大学及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合作的公共卫生传统研究中,不断努力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2013年在曼谷召开的第六届亚太地区人口与发展大会上,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顾问参会,讲述来自云南的真实故事

国外教育学界近几年来非常强调一种新的理念:Grit。Grit 这个词在古英语中的原义为沙砾,是沙堆当中特别坚硬耐磨的颗粒。有人把Grit译为坚毅,但其实它的含义远比毅力、坚强和勤勉都丰富。可以说,Grit是指对长期目标的持续激情及持久耐力,是一种坚持不懈和始终如一的投入。从教育心理学的视角看,Grit是一种性格特征,它强调为了一个远大目标,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不忘初衷,始终前行。对于健康社会科学的追求,我似乎表现出了一种近乎Grit的特质。在朋友们的支持下,我在健康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主编出版著作7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8篇。同时,因为有一批知青好朋友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云南高校进行人文社科的教学和科研,我又发起和创办了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基于这个民间研究团体,我和一批好朋友围绕着健康和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这一主线,不断寻找机会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尝试着各式各样的实践。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对话】张开宁:我的医学人类学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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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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