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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序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祗崇拜》

(2020-03-20 10:14:00)
标签:

文化

土地祗崇拜

民间信仰

分类: 民俗与民间文化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把宝卷当作民间信仰的文本进行研究。书中所讨论的宝卷,能唱、能演、有经卷、有仪式、有社火,有文化英雄,有神话传说故事、有日常民俗,有特定听众,也有稳定传承的时空环境。它的体积和体裁都像史诗,但它不是生长在西部的雄奇高山之巅,也不在江南的婉丽丝竹中吟唱,而是蕴藏在北京古都周围的华北平原、南北运河与绵绵东西驿道之中,在皇室与平民、琼楼玉宇的大戏台与高粱玉米小草班的混合空气中“深呼吸”,把宝卷的原名和信仰方式保留到了今天。它拥有史诗般权威的信仰容量,也具有史诗式年复一年的社区朝圣,但它始终不叫史诗而叫宝卷,这就是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传承的民间信仰的文化多样性。因而,对这种民间信仰研究,也要在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进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愿意重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毕斯塔的观点:“每种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蕴含着无可替代的价值观”。

董晓萍|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序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祗崇拜》


民间信仰各国都有,但民间信仰研究的话语权原来在西方。在西方民俗学史上,这是一个极富张力的话题,所涉及的范畴也多,包括民俗学的定义、民俗与文学、民俗与宗教、民俗与历史科学、民俗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民间信仰被纳入理性分析的工具始于18 世纪维柯(Giambattista Vico) 和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欧洲历史哲学研究,不过在其进入民俗学的定义后,已表现出文化多样性,只是民俗学界以往很少从这个角度去讨论民间信仰的问题。被我们念得熟得不能再熟的汤姆森(William Thoms)的民俗定义,被有人至今还在使用的班恩(Charlortte Sophia Burne)的关于民俗不是研究犁地,是研究犁地的信仰的观点 ,都是英国民俗学者将民间信仰纳入精神文化研究的例子,这是英国的文化多样性。德国民俗学把民间信仰纳入物质文化研究,乃至研究房屋墙壁上的图画和文字的民间信仰,从麦耶(John Meier)到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 皆如此,这是德国的文化多样性。俄国民俗学者的民间信仰研究也有俄国的文化多样性。普罗普(Vladimir Propp)就根据俄国的农业史和乡村社会资料,主张研究民间信仰的社会性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是在下层文学与整体文化的关系中研究民间信仰的一位学者,他的这种研究因而也被界定为“文化诗学”。根据他的看法,民间信仰叙述了某种可以预知的景象、可以感知的世界和人们的世界观 。在他这一派看来,那些幽默的体裁分类,如笑话和模仿他人行为的滑稽故事等,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些称灵道异的志怪文学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在此重新归纳这几个有名的例子,不是要重复几页讲义,而是要指出一种现象,就是以往民俗学者往往只是“线性”地排列这些民间信仰的定义,却未指出它们的“网状”特征,即没有观察它们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网络中绽放各自的生命。


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引入中国故事的研究问题,始于 1932 年钟敬文对《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研究 。他的看法是,故事中的民间信仰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究竟是法术与巫术?法术是外来的,巫术是内生的,中国的法术故事是受到印度佛教文学的影响,还有别的外来宗教的影响。 


从钟敬文早期和后期的思想看,民间信仰问题是区分中西民俗学理论的分野之一。简言之,西方民俗学理论中的民间信仰多为法术,中国民俗中多为巫术。在这些地方,钟敬文所受影响,有英国民俗学者班恩和安德鲁 • 朗 (Andrew  Lang) 的影响,也有后来成为他的留日导师的日本神话学和文化史学家西村真次的影响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看法。他强调中国故事情节的变形是人和动物自己变形,这出于中国文化的原因。他将这种观点持续到他晚年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此书给出的“民间信仰”的定义是:“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在他的民俗学学说体系中,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巫术思想,这是从故事学发展到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中的概念。他吸收了西方的民俗学,也借鉴了日本的民俗学,但主要是根据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思考,研究中国的民间信仰;二是法术思想,了解法术思想是以中国民俗学者接受外来民俗学影响的一个接触点,从这一点上,能观察印欧文化中的宗教力量,也能阅读其他西方的神或魔将人和动物变形的故事,中国民俗学则强调 “民众”本身的叙事和多元文化的整体性。 


钟敬文建立民间信仰的分析概念延续到后来的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中,但这种文本分析还限于故事,有没有在故事之外的超级类型呢?有,是史诗。有没有相当于史诗的中国文本呢?本书也告诉我们,有,如某些民间宝卷。本书的《第二章 多神崇拜中的一神独尊》便从这里开始出发,讲一种后土宝卷信仰和它的文化多样性。现代的民俗学研究已证明,在三个层面上,民间信仰可以被概念化:一是理性分析层面,如上述西方民俗学对民间信仰的种种定义;二是文学体裁层面,如本书研究的宝卷;三是民俗志层面,如本书对后土宝卷的故事群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研究 ,宝卷的研究正属于从故事的文学文本到史诗的民俗志的层面。 


在现代社会,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还要解决其他问题。以下我想简单谈谈这些问题,同时指出本书作者的贡献。 


01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


普罗普曾从对俄国农业社会民俗的研究得出一个认识:“民俗告诉我们多元社会的存在”,“民俗的本质是社会本质”。他还将民间信仰的社会性与宗教性视为同等重要,这就不能不接近多元文化及其多样功能的命题。当代世界是一个反思、求取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世界,而文化多样性在现代社会生存繁荣的依据是其社会功能,执行社会功能的载体是民间组织,民间信仰的含义便存在于它与民间组织的联系之中。这种民间信仰便是“不具备社会史、民俗史、民族和地区的 有关知识”无法了解的 。本书作者为我们介绍了当地珍藏和表演宝卷的民间组织——“高洛村音乐会”,重点看《第三章 神社与坛祭》。 


董晓萍|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序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祗崇拜》

02

民间信仰的文学体裁


以上我们谈到民间信仰的故事体裁,是指文学体裁在研究民间信仰中的重要性。在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观察民间信仰,其社会性、宗教性和文学性都很重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兼文学大国,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也都十分明显。文学体裁是民间信仰的社会形式,也是民间信仰的口头艺术,还是使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流传开来的历史渠道。本书以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显示,民间宝卷的民俗体裁与文学体裁共同构成巴赫金所说的文化诗学,详见《第五章 神祇与英雄的多重叙事》。从实质上说,在民间宝卷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大于 宗教性,其社会性特征的获得也有赖于文学体裁的支撑,这是因为宝卷“没有作者,而有社会认同。这使它的传承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与社会现实相关,一是民俗科学的普通实物相关”。


03

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 


本书的《第三章 神社与坛祭》和《第四章 庙宇和神社传承的宝卷》中的宝卷实录和民间组织形态资料都是民俗志。解读民俗志需要特殊的历史知识,因为民俗志不是按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叙述的和被认识的,而是按照距今逾两百年前的民间信仰形态存在的,是以历史上的原有形态叙事和传承的。历史形态的民俗志,不是说明我们现在认为的“社会现实”的生活的,而是说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体裁、精神民俗和物质民俗,它们依赖当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当时的功能。所以,民俗学研究历史上的民间信仰要有原则。既然民俗学需要使用民俗志分析民间信仰资料,就要尽量选择使用那些从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和在现实中传承的民间信仰的民俗志资料。本书在这方面便采用了适当的民俗志研究方法。 


04

民间信仰与社会意识形态 


普罗普是这一研究的先行者,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研究民间信仰,不是一个分支问题,而是一个总体性问题,他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包含民间信仰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二是民俗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科,它的方法和目标的确立,取决于和反映着民俗学者观察现实社会的整体视野。当这种整体视野消失了,所有民俗学创造的学术原则也会随之消失。民俗学者“要根据自身所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确定这种整体视野,然后创造自己的民俗学”。他的这些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中国民俗学者,还要加强在当代多元文化 价值体系下的民间信仰变迁研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引发社会急遽变迁的今天,从事这种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民间信仰研究对于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本书《第二章 庙祭传统》讨论了这一问题,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本书到底怎样在文化多样性的框架下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本书已有层层密密的阐释,就不在这篇序文中赘述了。 


董晓萍|从宝卷研究民间信仰——序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地祗崇拜》

最后,谈谈本书的作者尹虎彬研究员。他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期间,我正担任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助手,也做博士生导师,协助钟老工作。当时的钟门弟子都比较成熟,追求学问,自律性强,不过相对于各路云集的人才,他仍给我留下了比较特殊的印象。20年前,他从美国哈佛大学洛德(Albert  Bates Lord)门下的西方史诗理论研究重镇归来,带来了一身的“武艺”。本书正是他借鉴西方史诗理论,主要是面向中国民间宝卷的实际,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而得的成果。为他一锤敲定这个题目的,正是在他之前的半个世纪已开启了中国天鹅故事与民间信仰研究的钟先生。不过在那个师徒二人同样“致青春”的年代,钟先生早年去了日本,他后来去了美国,在这一东一西之间,隔着太多的政治、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和民俗学理论的变化。钟先生自然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刘魁立先生也曾给予诸多指导,本书能充分证明他是对这项研究胜任有余的优秀人才。


临末还要提到的是,本书经过了多年的修改才拿出手,这也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博士学位论文成绩优秀,通过答辩时评审打分优秀,按照一般的做法,本书早该出版了,但他不为所动。他是一个思想深刻又谦逊低调的人。他写东西很快,文笔也好,但从不跃跃欲试。他对中美师门的前辈都抱有崇高的敬意,对科学研究抱有严谨的信念,对田野调查村落世代守护和歌唱宝卷的农民们抱有极大的责任感。只要时间允许,无论外界怎样催促,他都在有条不紊地补充和修改。到了交卷的时候,他所交来的书稿又是项目组中最好的。在这个缺乏耐心、沉潜、寂寞和打磨的时代,这些都是他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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