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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砚耕学苑,弓矛战天骄

今夏最火!《长安十二时辰》追剧必备历史知识(上)

转载 2019-07-31 09:37:32

今夏最火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已不知不觉更新过大半,起初大家还会吐槽24个小时的时间设置居然拍了48集,可是现在一颗心被剧情揪着走,竟一边盼着更新,一边又担心剧终的那天,怕烂了尾,更怕后面无剧再追。

《长安十二时辰》备受追捧和好评的原因,是它在这个粗制滥造、满是狗血的环境下拿出了足够的耐心和诚意,从剧本到镜头到演员甚至到服装道具、动作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足够用心。剧中出现重要人物、机构和相关信息时,还会有一句简短的介绍,硬是拗足了造型把一部网剧打造成了历史剧,虚虚实实,以致于很多机构、人物生平和情节,都让观众真假难辨——比如四字弟弟所统领的靖安司,历史上真的存在么?比如张小敬所任的不良帅,是否真的有如此的威望和号召力?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人物关系越来越复杂,平日里大家都恨不得设置成1.5倍速度,现在希望变成0.75倍。所以,小编在同大家一起追剧的同时,从《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卷》中摘录了一些历史背景知识,分成几期与大家分享,大家读完,或许可以从剧中得到更多不一样的感受。

01 

《长安十二时辰》剧情的时间起点,为唐天宝三载上元节西市开市之时,一队狼卫冒充商队混入了长安城。天宝年间、上元节、西市开市,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景象,我们不妨来读一读:

天宝

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期。有一种说法认为,开元时期是 盛世,天宝时期是乱世,即所谓“开元之治”和“天宝之乱”。实际上,开元和天宝作为唐玄宗统治的两个阶段,尽管存在着一些差别,但这种差别主要是政治风气上的,从整个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开元和天宝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时期,真正繁荣昌盛的局面,天宝比之开元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可以称之为“开天盛世”。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唐代由 盛而衰的转折点,那么这个“乱”的局面是天宝以后的事情,因为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就不是天宝年号了。至于说天宝时期埋伏下了安史之乱的根源,那么这种根源是 从开元时期就已经埋伏下了的。所以,开元和天宝可以在整体上称之为隐伏着危机的盛世。

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方面。经济实力主要包括人口、耕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国家的赋税收入和仓库贮存量等因素。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人口就是生产力,是衡量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力盛衰的重要标志。开、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的 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增加到 706万户,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 891万余户,5291万余口。这仅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其实官方户口统计与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尽管中央政府不断下达强化户口管理的敕令,但括户远未括尽隐漏户口,如杜佑在《通典·食货典》中所指出的,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认为天宝末年未登记的隐户占全部户数的 1/3。学术界对于唐代的户口数的估计,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基本同意杜佑的看法, 并以此为基础,做出了种种推测。最高的估计来自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他推测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1.4 亿;汪篯则认为隐户在300万~ 400万户之间,英国教授普利布兰克认为口数在7000万以上,胡焕庸等编写的《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则说总人口接近 8000万。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

开、天时期的耕地面积,根据杜佑的统计,国家控制的交纳地税的耕地达到 620万顷。单位面积产量,根据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中提到的关中地区“ 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说明当时关中地区的产量在一至二石之间,因为唐代的地租率一般为 1/2 。 

在唐人的记载中,亩产一石粟是普遍的情况,唐代一石合今81市斤,一亩合今0.783市亩,折合成今制,唐代亩产一石粟,就是亩产103市斤。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唐代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却是事实。按照胡戟先生的推算,开、天时期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亿石,合今近 500 亿市斤,平均每人占有量达 700 市斤。平均每户占有的耕地,大体在六七十亩,人均产粮量在 800 至 900斤之间。这是盛唐人口、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三者之间一个很好的比例,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

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杜佑在 《通典·轻重》 中记载,天宝年间国家仓储的粮食达一万万石。具体每年收入的情况,杜佑说,“ 按天宝中天下计帐, 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 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 ……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端匹屯贯石, 诸色资课及勾剥所获,  不在其中”;开支则要少得多,“ 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钱则二百余万贯”(《通典·食货六》)。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有学者对唐、宋两代的经济实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纯粹数字上的计算来看,  唐代即使在开元天宝时期,其财力也远不如宋代那样丰厚,但是唐代国势却明显比宋代居于鼎盛状态,其原因在于唐代开、天时期的财政状况优于宋代,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节余,而宋代的财政状况并不理想,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是不可救治的痼疾。 

所以说,财政收支的平衡是开、天时期鼎盛国势的重要表现和基础。还在开元年间,国家府库就是“财宝山积不可胜计”(《 唐语林》卷3)。天宝八年,宰相杨国忠为了向玄宗表功,多次奏请 “ 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唐玄宗带领百官参观了贮藏天下赋调正税钱物的左藏库,向他的臣下炫耀国家的富足,并毫不珍惜地大加赏赐。《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评论说“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 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 通典·选举三·历代志下》) 、“四方丰稔,百姓乐业”(《 唐语林》卷 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军事力量方面,开元天宝时期也有了极大的增强。首先表现在军事体制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唐初继承自西魏北周以来实行的府兵制,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 和边疆形势的变化,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府兵制已经成为制约军事发展、影响战斗力的制度。全社会性的逃避兵役导致兵源枯竭,戍边卫士的逃亡使得边防军队战斗力低下。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将边境驻防军队从 60 万中裁减 20 万,因为在编的军队虽然数目巨大,但在御敌制胜方面没有什么战斗力,只是“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裁减 20 万使之归田务农。同时,为了改变关中军府 “人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 唐会要·府兵》)的状况,决定停止府兵番上宿卫,利用国家积累的大量财富,采取招募的办法,解决京师宿卫问题。开元十一年在长安附近诸州招募强壮12万,分两万人轮流宿卫京师两个月。此后,征行戍边的任务也逐渐以募兵取代府兵。通过这些改革,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开元后期应付日渐增多的边境战争的强大后盾。

军事力量的增强还表现在边疆防卫体制的完善。到天宝元年之前,在东北、西北、西南的边境上先后设置了平卢(治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 (治幽州,今北京西南)、河东(治太原,今太原市西南)、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河西(治凉州,今甘肃武威)、陇右(治鄯州,今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今四 川成都)、安西 (治龟兹,今新疆库车) 、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九个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这是根据当时边疆形势变化而做出的必要的调整,对于提高边防军队的战斗力有着积极的意义。至于后来节度使势力膨胀,以致对抗中央,并非其必然结果。

为了加强军事实力,玄宗还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在武则天时期通过屯田解决边疆军粮供应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边疆屯田的经营管理制度,加大对屯田事业的投入,到天宝年间基本解决了边防军粮的供应问题。 

据《通典·食货二·屯田》 的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的总收成是 193 万余石,包括关内、河北、河东、河西、陇右等大军区在内的边防军中,屯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上元节

元宵节 (又称上元节)观灯,相传始于汉代,最初是宫廷豪贵们的一种游赏活动。他们高悬彩灯,轻歌曼舞,为节日增添了欢乐气氛。隋唐五代时期,这种传统继续保留下来,不

但在宫廷,而且逐渐在城乡流行,成为全民性娱乐活动。

《 帝京景物略·灯市》记载:“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日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这表明唐明皇时,正式确定元宵节前后三天都要举办灯会。这种风气,世代相传以至于今。                              

其实,上元观灯之盛绝不是始于玄宗时代,隋炀帝时观灯活动已很盛行了,炀帝除了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举办规模盛大的观灯盛会之外,还要举行各种百戏表演。《 隋书·音乐志下》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其中尤以大业二年(606 年)为招待突厥可汗来朝而举行的元宵灯会最为盛大,这次活动“ 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节目有走索、顶竿、扛鼎、舞轮、举重、幻术、歌舞等,“千变万化,旷古莫俦” 。

到唐代,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上元观灯仍很盛行,“ 神龙之际, 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刘肃《 大唐新语· 文章》)。当时诗人苏味道《 正月十五夜》诗记载这次放灯盛况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郭利贞有诗赞道:“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 匝路转香车。灿漫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 处处落梅花。”(《全唐诗·上元》) 从中可以想见中宗朝观灯活动规模之盛大。中宗晚年曾于元宵夜与皇后韦氏微服“ 观灯于夜里,又纵宫女数千出游,多不归省”(《 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可见中宗是个非常爱玩的皇帝。

唐睿宗、玄宗父子都热衷于上元观灯,特别是在唐玄宗时期,将上元观灯制度化,从而把这项古老的民俗活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唐玄宗的大力提倡,上元观灯这种活动迅速普及推广到全国各地。扬州向来为繁华之地,“灯烛华丽,百戏陈设,仕女争妍,粉黛相染,天下无逾于广陵矣”(牛僧孺《 玄怪录》卷 3)。就连远在边陲的偏僻之地西凉州在上元夜也大设灯会,“烛灯十数里”(《明皇杂录》逸文)。

这种风气影响到民间,推动了民间灯会的开展,形成了民间比灯赛灯的风俗。当时,“ 洛阳人家上元以影灯多者为上,其相胜之,辞曰千影万影”,这已经是民间以放灯来互相争奇斗胜,比试夸耀了。这也进一步激发了老百姓的参与意识,使得上元灯会这种健康的民俗活动代代相传,以至于今。

上元观灯,虽因安史之乱及唐后期的藩镇割据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大都市一直还在举行。白居易《 长安正月十五日》诗描写了中唐以来“ 明月春风三五夜” 的长安,“ 喧喧车骑帝王州”,“万人行乐”的观灯盛况。 张祜《 正月十五夜灯》诗也描写了当时长安灯会的盛况,诗曰:“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除长安外,像扬州以佛寺灯会为代表的民间赏灯观灯盛况更加热烈。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年)在扬州目睹了上元放灯的盛况,并且作了详细记载:“ 正月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寺里燃灯供养佛,兼奠祭师影。俗人亦尔。当寺佛殿前,建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侧皆 燃油,其灯盏数不遑计知。街里男女不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灯之前,随分舍钱。…… 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 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千灯。其匙灯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许。并从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为期”(《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 1) 。 由此可见,上元观灯盛会终唐不衰。

坊市

唐代继承隋制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州治和多数县治都设市,进行商品贸易,并设置市令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的管理和商税的收取。为了便于管理,市内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都要集中在同一区域内。当时规定非州、县治所在,不得置市,“ 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 车驾行幸处,即于顿侧立市,官差一人权检校市事,其月,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常一样偏厢,诸行以滥物交易者,没官。诸在市及人众中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唐会要·市》;《 唐文拾遗·检校市事敕》) 。大中五年,宣宗下敕 “中县户满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以上者,并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又准户部格式,其市吏壁师之徒,听于当州县供官人市买”(《 唐会要·市》) 。政府对坊市管理相当严密,“京都诸市令, 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唐六典·太府寺》) 。京师如此,地方市也不例外,州县“市令丞,掌市廛交易,禁斥非违之事” (《唐六典·州县官吏》) 。

由上可知,唐代坊市是沿用历史上的一种传统贸易制度,其对市场设置的条件要求、申报程序、时间限制、管理办法、官员配备、处罚条例等,均有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制度,系 “日中为市”的继承和发展。隋代“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尽管肆店行铺林立,但政府对其限制较严,如少数民族或外籍人入市时,须取得皇帝的批准。隋炀帝大业六年 (610 年),“ 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于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瑰货充积,人物华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啖,  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浸以为常”(《 太平御览· 居处部十九》引《 西京记》) 。这里明显的有粉饰太平、满足炀帝天朝上国虚荣心的成分在内,但政府可以对市肆建筑、装饰乃至价格进行强行规定,少数民族或外籍人能否进入也由政府最 后决定的史实十分清楚。 隋代东京市内有 120 行、3000 余肆、400 余店。唐代长安及洛 阳的坊市繁荣超过了隋代,长安东市、西市为工商区,区内店铺密布,临街而设,有 220 行之多。 当时商行有行头或行首、行老,官府通过其控制商人行头甚至对坊市内 “ 幽房闺稚无不知” (《酉阳杂俎续集· 支诺皋下》),政府对坊市控制之严由此可见 一斑。

长安如此,东京洛阳的商市也十分繁荣。 唐代洛阳有南、北、西 3 市,市场店肆棋布,货物山积。另外如扬州、益州、广州等城市的坊市也相当活跃。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代幽州 (今北京) 、涿州 (今河北涿州) 就有绢行、彩帛行、布行、染行、幞头行、靴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果子行、肉行、炭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商人组织。当时城市内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相当广泛, “ 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 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 唐国史补》 卷下) 。

隋唐坊市虽然沿袭历史上的传统,但期间也发生着变化,尤其是唐代中后期这种 变化还相当大。一是政府对坊市的控制有所放松,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突破了州县所在地设市的规定,出现了草市等新的形式。

篇幅所限,关于《长安十二时辰》的背景知识就先了解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围绕剧中出现的一些经典人物,特别是让张小敬苦心守望着的长安城里的那些小人物,与大家一起从书中探寻他们于历史中的身影。敬请期待吧!

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唐朝,了解中国的各个朝代历史,强烈推荐大家读读这套《中国大通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历史知识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套追剧宝典呢!


《中国大通史》

曹大为 商传 王和 赵世瑜 总主编

本书是一套详细、系统地反映史学界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由史学界权威学者倡议,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丁守和等20余位学界前辈任学术委员,180余位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著名学者参与撰著编辑。

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1700 万字。全书各卷均以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六编构成,以专题形式叙史,后附主要参考史料、历史纪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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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大通史》,再奉上一幅《长安复原图》,可比剧中的“长安舆图”要细致得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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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8.7,《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历史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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