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割让竟是“潜伏翻译”搞的鬼？_学苑出版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坐到谈判桌上的英军再次发动突然袭击，迅速攻占大角、沙角炮台。之后，英政府代表义律于1月20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澳门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25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初三），英国侵略军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1月27日至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行为，又迫不及待地与清政府代表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进行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所谓《穿鼻草约》谈判。琦善在整个广州谈判期间，实际上仅与英国主要谈判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接触，其余均为文书往来。然而，正是这两次会晤留下了重重疑点，在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神秘人物逐渐浮出水面，他就是担任谈判“传话员”的鲍鹏。

谈判桌下藏玄机 翻译来历惹人疑

琦善与鲍鹏除了两次面谈外，中英之间所有谈判都是由双方以书面照会形式进行的。中方照会多由中方派员递送；外方照会也多由中方派员取回，偶尔也由英方派员送交。除此之外，双方所有口信，皆赖中方派员捎去带回。而中方所派之员其实只有一人，他便是“通晓夷语、八品衔鲍鹏”。在广州谈判期间，他作为中间传话人在中英双方之间奔波往来。就连在莲花冈宴请英国人，琦善也只令鲍鹏一人在舱传话，首府、洋商等均各回舱。

琦善这种“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他人皆不能知”的不正常做法，激起了当时广州官员的极大不满，这些官员中还包括尚在广州的林则徐。他在家信中愤懑地写道：

广东夷务，大不可问，议和之事，静老（琦善字静庵）以为秘计，不仅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备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一作“鼓钟于宫，声已闻外”——引者注）。

（琦善）全不信广东官员，凡奉到廷寄，以至发递奏折及夷书往来，从不以一字示人。

在给两江总督裕谦的信中，林则徐也表示了类似的不满：

主和之说，某自以为秘计，军营凡奉廷寄及发兵奏折、夷书往来，不以一字示人。将弁司道问及，曰“夷人第求数事而已”。问：“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隶守备白含章及夷目颠地之汉仆鲍鹏往反（返）投报。尝与义律期会莲花港，及期，义律不见，明日复往，议甚密，左右莫获与闻。

然而，广东各级官员除了都对琦善以鲍鹏这样一个通事为心腹而屏其他广东官员于谈判之外的做法感到愤慨、担忧和不安之外，大多数人似乎只限于背后议论，在日记中或往来信札中发泄自己的不满，而未公开表示过。只有江苏巡抚代理两江总督的裕谦曾写了一个折子，公开弹劾琦善五大罪状，其中有一段，把矛头直指琦善任用鲍鹏之过：

奴才闻夷人到粤，必用汉人为买办，而为其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驱逐之奸夷颠地，有买办鲍聪，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拿严紧，逃往山东，转到直隶，改名“鲍鹏”。随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伺而教之使然也。……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覆，可否请旨密饬靖逆将军参赞诸臣，确查琦善处，如果实有鲍鹏其人，实系买办鲍聪，即行密拿，严究交通实情，正法海滨，以杜内外勾结之弊。

这份奏折十分明确地揭发了鲍鹏的可疑来历和复杂背景，并且明确提出严查究办、正法杜弊的呼吁。蹊跷的是，这份折子究竟是何时何地所发，迄今尚无结论。折子中在提及鲍鹏其人时语气并不肯定，用的是“如实有鲍鹏其人”这样模棱两可的词语，证据似乎不足，由此可以推想，即使奏折到皇上之手，关于琦善任用鲍鹏一节也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皇帝手中并不只有此份奏折提到鲍鹏其人。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高人鉴奏“琦善将白含章、鲍鹏带往粤东或至别构事端”折更是专论琦善任用鲍鹏之过，这份奏折朱批日期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41年1月9日），算上奏折抵京需要花费的时间，可知其早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1841年1月初）而无疑，即此份奏折早于莲花冈和蛇形湾会晤：

臣又闻该督路过山东时，复带有鲍鹏一名，其人前在广东洋行生理，缘事经过地方官查拿，浮海窜逸，虽习夷情，何知大体！其不安本分、作奸犯科，业已败露于前，何能补救于后？此次带往粤东，一经信用，或至顾利忘义，另构事端，思之尤为可虑。该督身膺委任，臣以为必先去此二人，而后耳目不为所蔽，庶可化慌怯而生奋勉，彼逆夷桀骜之情，亦必渐可慑伏矣。

这份奏折再次肯定了鲍鹏此人的可疑来历和复杂背景。然而，这么明确的一份奏折却仍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警惕，也未见朝廷对此有何反应。直到又过了整整两个多月，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1841年2月26日），广州一封奏折抵达京城，并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朝廷才恍然大悟：

广东巡抚臣怡良跪奏，为接据营员禀报，英逆投递文书，词意狂悖，并在香港地方出有伪示缘由，据实奏祈圣鉴事。

英逆投递该副将照会文一角，系收受香港地方，令内地撤回营讯等情，照抄具禀到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发皆上指。……乃英逆义律等妄肆鸱张，已忘名分，况复胆思狡启，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实为骇人听闻。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给土地人民听其主掌，如该逆所称已有文据之理。

香港割让举朝惊 翻译来历惹人疑

香港被割让的消息引起举朝震惊。道光帝立即下旨：

览奏殊堪痛恨！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著即革职锁拿，派副教统英隆，并著怡良拣派同知知州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

因此，就在下令将琦善解京严办的同时，另一道谕旨随之下达给参赞大臣杨芳等：命其将“广东之鲍鹏”一并捉拿并送京审办：

琦善现在带往广东之鲍鹏，著怡良密委员弁锁拿，同琦善一并解京审办！倘走漏风声，致令远飏，恐该署督不能当此重咎。

生性多疑的道光帝以及朝廷其他官员对琦善在广州谈判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与鲍鹏的关系所产生的疑问也随之而来，因为对于鲍鹏其人，朝廷一无所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给琦善当上了通事，为什么琦善会那么信任他，琦善与鲍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对朝廷来说都是谜。对琦善和鲍鹏的分别审讯实际上就是围绕上述各类疑问展开的。当得知琦善、鲍鹏一行很快就要被押解到京，道光皇帝即刻下了一道谕旨：

琦善著解交刑部，鲍鹏亦著一并解交刑部，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钦此。

朝廷审讯琦善、鲍鹏的同时，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奉旨“就近查讯随往（中英会谈现场的）员弁，详悉覆奏”。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涉案人员包括当时宴会时的厨子都被讯问或押解到京受审。

其实，不仅是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们都想了解鲍鹏任琦善的译员的来龙去脉上，即使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也极想了解鲍鹏案的真相，因为围绕此案有许多传闻，真伪莫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鲍鹏是由卖国奸臣穆阿章推荐给琦善当通事的。鲍鹏是英国人的亲信,是英国人的间谍；受英人差遣，骗取琦善信任，充当通事。鲍鹏是中英谈判的“搓和人”。“在大角、沙角炮台被攻陷后，中英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谈判，在中间人鲍鹏的撮合之下，琦善和义律开始了谈判”。琦善是在鲍鹏竭力唆使下才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

上述不少说法虽为稗官野史、小说家言，然而却广为流传，被人取为信史。即使是今天，不少历史学者依据的仍是这些资料。其实，林则徐等人当时对鲍鹏的背景也并不深悉，多据传闻。

数罪并罚终流放 引来后患无穷尽

最终，经过长达近半年多的时间（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至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即1841年2月26日至1841年9月6日），牵连了许多要员的鲍鹏案终于落下帷幕。虽然“通敌卖国”的罪名并不能站住脚，鲍鹏还是走上了流放之路。不过，当时的英国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鲍鹏“被判剐刑，他的亲属被判死刑，他所住的乡村全遭破坏，周围六哩之地夷为废墟”。

鲍鹏案的结局并没有使当时的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教训：中国要办外交，要跟洋人打交道，就得有自己培养的可靠人学夷语，当译员。应当尽早地完全摆脱对那些与洋人关系极密切或极可疑、夷语水平不过关、政治上不可靠、地位低下的行商、通事、买办的领事。然而，当时的官府却从另一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如果找不可靠的通事，还不如索性就找个可靠的不懂夷语的人去当传话人，至于翻译工作，由洋人负责好了。鲍鹏案的结局，不仅没有澄清许多重要事实，反而使后来的人把本该由琦善甚至整个清朝闭关政策所应承担的责任推到一个通事身上。更有甚者，人们还把一些当时已经被证明为纯属莫须有的罪名仍加诸鲍鹏身上。

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琦善之前，清朝大员与外国人接触、交涉、谈判，坚持只用中国通事，而排斥外国译员。但是，鲍鹏案一出，在以后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谈判中，中国方面无一例外地放弃了使用自己的通事的权利，没有一次启用中国通事参与谈判翻译，完全听任外国译员占据谈判桌，包揽翻译工作。可以说，鲍鹏案是近代不平等条约谈判在排除语言障碍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以上文字摘自季压西、陈伟民著，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语言障碍与晚清近代化进程（一）——中国近代通事》，题目为编者所加，内容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