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项考古计划曾试图解开十三陵所有的秘密，而只有一座陵墓的地宫被成功打开。定陵，中国第一个也是至今惟一一个被考古学家打开的皇陵。陵墓的主人是一个神秘的皇帝，他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长眠于这一座更加封闭的地下宫殿。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生活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明朝末期，因为他在位的年号是万历，又被称为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的陵墓是怎样被打开的呢？
明史专家吴晗突发奇想
1955年10月9日，星期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余心清，特约了邓小平、李富春、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到十三陵郊游。据王廷芳先生回忆说，同时还邀请了其他一些人，其中有吴晗先生和新凤霞女士，连同工作人员，共有三四十人。
10月上旬的十三陵，秋高气爽，气候宜人。雄伟壮观的明皇陵掩映于群山绿林之中，别有一番风韵。到达长陵后，参加郊游者或一家人同行，或三五朋友结伴，漫游参观。国务院膳食科的科长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开来一辆大卡车，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中午，所有的人都集中到长陵东侧的田野里野餐。这里周围都是硕果累累的高大柿子树，柿子已经开始泛黄。人们或坐或站，边吃边谈，欢声笑语，气氛很是热闹。大家很自然地谈论起十三陵，尤其是长陵。吴晗作为明史专家、北京市的副市长，谈的最多，情绪也十分激动，谈着谈着，他突然当着邓、李两位副总理的面大声对郭老说：“郭老，长陵这么雄伟，里面一定也很宏大，肯定会有很多的珍宝陪葬，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壁画和绝版的古书，咱们把它发掘开，搞个地下博物馆好不好？”郭老表示完全赞成，两位副总理和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表示赞同。郭老对吴晗说，你就负责起草一份报告给总理，请求批准吧。吴晗副市长爽快地答应了。在离开长陵前，吴晗和郭老商讨了写给周总理的报告的内容以及哪些人署名等细节问题。
郭沫若等六文化巨人联名上书国务院
自从1955年10月9日郭老和吴副市长在长陵定了君子协议后，吴晗除了本职工作外，就加班加点忙活上了。他先后找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所长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说明原因后，这4位知名中外的专家学者，都表示同意或完全赞成。
吴副市长跑前跑后，为发掘皇陵，建地下博物馆，让人们参观游览，增长历史知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操碎了心。
1955年10月13日，他给周总理写的报告草稿刚拟好，就给郭老写了一封信，连同草稿一并送郭老审阅。信是这样写的：
郭老：
敬礼
10月13日郭老接到信后，当天对报告稿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并签了名。郭老在此信的天头上写道：“报告稿在文字上略略修改一些，请再斟酌。我已签上了名。”
10月14日，吴副市长按郭老的意见，将报告稿斟酌修改后，又找到范文澜、沈雁冰、邓拓、张苏，他们也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0月15日，经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林枫处。
这个报告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林枫主任并报总理：
明十三陵的长陵、永陵、景陵已经修复了。
长陵规模最大，地面建筑也最为完整。从过去几年北京西郊青龙桥附近（明代名金山，是妃嫔王子的丛葬区）发现的明正德万历妃嫔墓的情况（地下五间大殿，厚石壁，青琉璃瓦的建筑）推断，长陵的地下宫殿规模的宏大，是可想而知的。
埋藏在地下的宫殿，今天如能使其重见天日，开放为地下博物馆，安装电灯，供人瞻仰，不但可以丰富历史知识，也将使这个古代帝王陵墓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名胜。
就历史文物说，长陵没有被盗掘的记录。如果明成祖的骨殖及殉葬物全部都被保存，对明初史事的研究将有极大贡献；既使曾被盗掘，剩下的文物也一定不少，金山的明墓就是证据；甚至殉葬物全部被盗，宫殿必然如故，整理一下，也是研究过去帝王墓葬的最完整史料。
墓内的历史文物，开发后照原来陈列式样，就地保存，成为“长陵博物馆”。部分容易变质的文物，可用科学方法保护，或者移交给国家博物馆，而以仿制品放置原处。
清陵是模仿明陵修建的，清陵的地下结构图现在还保存在营造学社的刊物中，作为根据，进行慎重发掘，估计不会有太大困难。
因此，我们建议开发长陵地下宫殿，由科学院和文化部组织人力，进行工作。
是否可以，请指示。
以上是6位专家学者给总理的上书，思路清楚，目光深远，谈的是学术历史问题，不涉及政治，这是他们的明智之举。
林枫主任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他用铅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完全同意6位专家的意见。可见，林主任也是积极支持发掘皇陵的。
诸如此类的原始档案材料，到如今已尘封了40余年，我几经周折，多方奔走，才首次找到。林枫主任给总理的信，字迹清晰，笔触苍劲有力。
这批珍贵的史料，从1999年1月24日起，我在《中国文物报》上连续发表了一部分。2000年1月12日，定陵特区文物科胡汉生来电话，向我索求查到的资料(他们订有《中国文物报》)，他说搞定陵地下出土文物精品展览用。同年6月11日，胡汉生和宋磊女士来我家取原始档案材料复印件，我给了他们，并把王廷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郭沫若与定陵发掘》一文的复印件给了胡汉生一份。
最先向我索求这批原始资料的，是《北京晚报》社的高主任。1998年10月4日，他就复印了一份。同年10月24日，王廷芳先生也拿走一份。看来原始资料是何等珍贵!
周总理一锤定音，震惊史学界
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林枫接到郭沫若、吴晗、邓拓等6位学者的呈文后，于10月19日上报周总理。
林主任给总理的呈文是用铅笔写的，它已尘封了4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笔锋苍劲。此信写道：
总理：
报告的下面，林枫主任又加了这样一句话：
“据我所知，吴晗同志对此事颇热心。”
周总理11月3日批示：原则同意……并批示由陈毅、彭真、习阅办。习，就是当时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
陈毅是主管文化的副总理，他于11月9日做了相应的批示，至此，长陵发掘问题就定了下来。
总理的决策，揭开了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崭新的一页，而此后的种种遭际，又有谁能够料到?是非功过，只有留待历史来评判，留待后人评说了。
至此，我们知道周总理批示的是发掘长陵，那为什么最终发掘的是定陵呢？
且听下回分解。
四十多年前的定陵发掘，是轰动一时的大事。近年来，相继问世的有关定陵发掘的文章、书籍，多有失实之处，不但扭曲了历史，还误导了读者。鉴于此，当年下定陵地宫探险的第一人庞中威先生，不顾高龄，当年多方收集档案资料（包括许多政府领导人的文件、书信），结合亲身经历，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披露了定陵发掘幕后和发掘过程中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
说明：本文摘自《定陵发掘亲历记》（庞中威著），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