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于干部家庭，文革时亦曾受累。“最艰难的时候，是被无故关押了起来，还不让我上厕所，只有个女人在屋子的中央给了我一个便盆。她说，“当时我没有哭，只对那个女人讲，你是结了婚的，我还未婚，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地方方便，那我也可以。如果你不可以，怎能要求我这样做”。后来恰逢她有中学同学代表“先进知青”回城做报告，便威胁关押她的那些人，如果不放她将会组织所有知青上访，她才重获自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她也做了几年知青，再回城、结婚，一如他人。如今仍风韵犹存的她年轻时应是十分漂亮的，追求的人不少。她左思右想后选择了一个“厚道”人托付终身。然而在80年代后期，有着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即将初中毕业，且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大手术时，早已露出真面目的丈夫威逼着她离了婚。
离婚时，她的丈夫已经有三次外遇了。第一个外遇，是她的一个好友。她曾经动用私人关系帮过这个好友许多忙，包括其工作问题。最后她抓奸在床，好友流泪跪求她的原谅。恰好此时儿子要参加中考，她别无选择地宽恕了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离婚。
谁知后来第二个、第三个外遇依然还都让她在家里的床上“遇到”。而第三个外遇强横且有势力，率人到她家里将她打得头破血流。报案后对方也没负任何责任。尽管确认了自己“遇人不淑”，对丈夫也彻底寒心，她苦笑着说，“我想这个男人怎么这样不堪呢，怎么就不能带着他的外遇到外面开房呢。我挨打了，他也不闻不问”。
不过她至今不太怪那些“外遇”，“当时更多地是觉得自己做人很失败也很丢脸。至少是和自己的丈夫没能很好沟通，他才会去找别人。我当时谁也不想说，只是从此不再相信婚姻爱情”。
万念俱灰之下，她去问询自小并不太亲近的母亲，母亲坚决支持她离婚。而爱她如掌上明珠的父亲在此时突然病逝，“父亲去了，此后我的心灵再也没有了依靠和故乡，再也没有了晴天”。
灾祸不止于此。早早选择了下海的她此时生意上也面临一个大失败，她突然间有了3万元债务。那时的3万元，已经是3个“万元户”的全部家当。丈夫乘机提出：所有的债务归她，但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的财产归他，儿子也归他。已经快要崩溃的她只求解脱，便同意了这样无理的条件。两个月后，他“还回”了面临生死大劫的儿子。
随后她倾其所有，且借遍了亲朋，让儿子动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但儿子恨她，认为因她忙于工作让父亲离开了家。她选择了不告诉儿子其父屡次出轨的事实，“财产和房子什么的，都可以再赚回来。但人是赚不回来的。对于儿子，我只想让他保留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这个对于男孩子的成长历程很重要。直到去年儿子已经28岁了，我才在聊天时说出了当年的困境。儿子现在懂了，说妈妈你受苦了。”
曾经彻夜地哭过，问过苍天，但在一次选择自杀被救后，她平静了下来，决定面对现实，靠一己之力赡养母亲、照顾儿子、还清债务。此后她不放弃任何工作机会，不论贵贱。包括推销员、钟点工、保育员等等，同时继续寻找比较有潜力的产品代理，“有时我一天忙到晚，抬头看着天上的月光会想，如果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看到女儿生活得如此不易，会不会心疼呢？”
尤为难得的是，离开校园已多年的她，为了能够与儿子沟通，一直学习文化知识，“儿子的整个初中阶段，他的主要功课我都能够辅导。当时邻居都很奇怪，因即便是大学毕业生，都未必还记得中学的题目怎么做，我自己不过是高中肄业。我不管那么多大道理，有空就学习。”
后来她的儿子考上了大专，学的是电脑。但屡次打算中途退学，她便不声不响找来了一台旧电脑，很快学会了五笔打字以及其他一些基本的操作。儿子从学校回家，佩服且感动地说，“老妈，我就是掉一身的肉，也要成为电脑专家”。如今儿子因为有过硬的一技之长，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薪水也不错。
不过她的“命”依然有些波折。“因为以前的一些恩怨，去年我母亲在家被人打了，只能我出来打官司。但遇到那户打她的人家，我还是会很礼貌地应对。有什么对错，在法庭上解决。人与人之间，还是要有基本的礼貌”。
也许她的叙述，有偏颇不实的地方，这亦为人之常情。但这些主体枝干，应是真的。因为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张扬情绪，脸上都挥发着一种真诚的坚忍良善。民生多艰，略见一斑。（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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