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记得，大学的第一篇新闻学论文，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喻国明教授曾说……”。昨天第一次见到他，难掩久违的喜悦和激动。坐在旁边的，居然是在BTV的研讨会上侃晕了全场的石述思老师。昨天才知道，他的主流身份是主流的《工人日报》里最主流的要闻版的主编。依旧妙语连珠，依旧掌控全场，反差如此之大，让人惊叹。

    喻老师把中国的传媒业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首当其冲的便是著名的增量改革理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在领导层的绝对主导下进行了一系列“老有老政策，新有新政策”的结构性调整。这种改革，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博弈之后的妥协。喻老师特别提到了《广州日报》前社长黎元江。他将增量改革的技巧娴熟的运用到自己的报纸里，用增加版面来扩大报道内容、用改变出版顺序来引导读者，这样的“走钢丝”的方法危险系数可想而知。前不久，还在狱中服役的的黎元江获得了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学位。他的一段话实在意味深长：“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驾驶一艘比较大的船，我是船长，本来要开向胜利彼岸的，结果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让浪潮一个浪把我打下水了。我现在是在水里游泳，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还会爬上另外一艘船继续前进吧，我不会淹死。原来那艘船继续前进，我跟不上，但将来还有一些后面的小船跟上来，我想爬上那些小船继续走吧……”。

    我们总陷入“实践先行，理论跟进，制度追认”的尴尬境地里，不对称的责任体制让新闻业改革举步维艰。石先生笑言：“18年前，一踏进主流媒体，我就想当D的藏獒。18年后，我心甘情愿地当了D的哈巴狗。”

    所有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总是在承担着多重文化的角色。一是官方文化，一是大众文化，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审视文化。所有媒体面对的共同挑战是：能不能呈现主流价值？对公众感情的把握为什么落后于时代的变化？还有，最急迫的是，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平衡？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来临，所有的问题被网络拖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上。我们从一览众山小的“全景监狱”走到了罗马斗兽场般的“共景监狱”中。大家不再彼此分割，信息不再被独自接收，每个人都拥有了发言的途径。用喻老师的话说，这种变化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解放了人们的嘴巴。我们的基层意见开始碎片化，我们的高层管制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我们的客观时代结束了，开启了全新的主观时代。于是，万名狂欢的队伍中总会产生新的领袖。日益崛起的意见领袖阶层，他们制造话题，形成二次传播，引领着社会关注的目光。

    石先生说，主流媒体成为了“阳光普照的最后的角落”。但是，我们看到了报纸在网络化、通讯社在视频化，看到了这些媒体所经受的成长的剧痛。能够抚慰所有人在前进路上的干涸的心的，唯有那个我们无数次提起又放下的词——理想主义者。

    喻老师强调了当下媒体的生存哲学，两种互通的模式——律师模式和法学家模式。如果你要做一个批判者，那么就做一个专家。如果你有章太炎先生那样的勇气，有如他那个只存在了一天的《苏报》。如果你要做一个逢迎者，就像律师一样掌握市场的规律，把握核心人士的心理。如果你决定要在现实中扑腾，那就要对得起你的职业和你的良心。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都务必记住那句话：比追求正确更重要的是捍卫多元。

    传播学的先驱施拉姆曾用一句话震撼了无数的心灵，他只用了八个字：一个世界，多种声音。

    就像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走在变革的路上。